张炜:阅读,忍耐或陶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0 次 更新时间:2011-11-22 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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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  

现代传媒的发达,视听技术的普及,形形色色的消遣娱乐,这一切让人应接不暇,结果就造成了今天的阅读隔膜。文学阅读与过去有所不同:一些文学名著,常常是让我们忍耐多于陶醉。可名著还是名著,它们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自己。

忍耐

在阅读的过程中,无非是两种感受:或者是耐住性子往下读,或者是获得极大的快感。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文学作品,即便是一个专业写作者,一般来讲忍耐仍要大于陶醉。因为在长期的写作中,对一部作品技术层面的要求、对其他方面的期待,都很高很严格,这样下来就觉得可读的书越来越少,阅读获得的快感也在逐渐减少,一句话,忍耐的时间在增长。

当然,这更有可能是和很多人一样,患了一种时代的浮躁病,必须到安静的地方去治疗。比如选一个偏远的山村,找两间屋子,摆脱各种琐事,没有电视电脑,一杯茶几本书。这个计划不错,步骤得当,所读的书又是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激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名著,特别是那些大部头的、需要集中时间来阅读的书。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之后,就会发现阅读的感受的确和过去不太一样了。读大学甚至更早一点的时候,读这些书会深深地被打动,也就是说当时是陶醉其中的。而今回头再去读这些书,不仅没有了当年的感动,还要十分忍耐才行。比如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当年可以一口气读下来,那长长的兄弟间的辩论,他们关于宗教伦理、关于灵魂的忏悔,是何等激动人心!不仅是津津有味,而是感觉自己的心跳在那一刻是与作者合拍的。其他一些长篇巨著也是一样。当年感觉那么激越、饱满,真是记忆犹新。可是现在同一部书,同一个人,其他一切仿佛都变了,觉得有点枯燥或十分枯燥,像碰上了一根难啃的骨头。

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当是一个需要忍耐的典型的例子。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说她读这本书,真正是一场“浩大漫长的阅读”,但是当需要忍受的时段过去之后,她竟深深地迷上了这部书,它成了她一生最重要的文学读物之一。这就是一部长篇巨著最后给人的综合感受。看来我们面对文学史上一位真正的大师,不能急于得到浮浅的娱乐。他会给人复杂而长久的感觉,给你一种崇高的、遥远的、阔大和不可比拟的——其想象远超出我们的平均经验的——那种伟大感。他们思考的问题、关心的问题,对人性发掘的方式和着力点,不是我们当代一般阅读轻易能够抵达的。

其实,我们阅读这些书所需要的忍耐力,也是伟大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杜拉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读完了这部书,可是她不但没有后悔,反而觉得收获了一生最重要的东西,觉得它魅力无穷。

可见伟大文学的价值和魅力一如既往,只是我们当下、眼下的经验改变了,生存状态改变了,文学鉴赏力下降了。名著放在那里,它的品质是千年不变的。

一般来说,我们读十九世纪或更早一点的名著,许多年前曾经是废寝忘食的,而今再看,就有个兴趣大幅降低的问题。比如其中大篇幅的议论往往让人望而生畏。海明威在谈到托尔斯泰时曾经说,如果那个伯爵现在还活着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他,你只要讲好故事、写好人物就可以了,无论你有多么了不起的思想,请不要在书中说出来。你的思想无论多么高妙,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后代的读者看来都会显得十分可笑。海明威的话得到了当今大多数人的响应。

难道真的是托尔斯泰和穆齐尔他们错了吗?让我们忍耐一下,好好地读完他们的作品再说吧。最后我们也可能发现自己错了。大师就是大师,敢于说,敢于想,敢于做一般作家不敢做的事情。他们非常质朴;他们心里有读者,但是他们心里还有更长远的目标、有云端之上的神灵。大师不想完全被世俗、被社会的阅读兴趣所左右,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和迁就。如果以当代小说的做法、评价的标准去衡量,可能大师们犯了很多错误,可就是这些所谓的错误,使他们成为他们,而不是成为海明威之后的这一类作家。

由此想到,当代的一些文学作品,有的的确是好读,但它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看了无数的所谓让你喜爱的当代作品,包括让人觉得很了不起的作品,掩卷反思,推远一点,仍会发现它们缺少那种需要忍耐的作品的伟大感。这不是某一部作品、某一位作家给人这样的感觉,而是在漫长的阅读史、漫长的文学史里面,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有的书可以写得比穆齐尔更吸引人,所谓拥有更多的读者,可就是没有穆齐尔那样的开阔、深邃和复杂,以至于最后的——伟大感。

现场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大的差异?不仅是读者变了,当代创作也在改变。其实文学一直在变,它一点一点演变成今天的样子。每到一个文学场合,有人就提出文学正在死亡的问题。实际上好几百年前就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现在看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却并不意味着文学没有发生蜕变、没有演变。从荷马、雨果、托尔斯泰到现在,我们会发现文学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变化。这一切改变都是为了更加适应今天的阅读,适应今天的生存空间。

但是这种调整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文学一天比一天变得琐碎、矮小,变得越来越技巧化,越来越迁就和讨好大多数读者,却在丧失击打灵魂的力量。穆齐尔曾经借书中的人物说过这样一段妙语:现在的人,其思想和艺术是非常可怜的,即便我们用歌德去比较荷马,用康德去比较苏格拉底,也仍然会显得呼吸急促。从穆齐尔的话推论下来,那么可以想见我们的当代创作是怎样的,当代作家和思想家比起屈原和孔子来,就不是呼吸急促的问题了,而是上气不接下气。这哪里还会有什么从容、超然大度的气魄。

这就是时代与人的变化,其中有好多原因。

古代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与我们是不同的,创造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比如要修长城,计划者就要在崇山峻岭间跋涉,要面对具体而真实的高山和大地,其现场感是很壮丽很阔大的。而现在只要拍个照片、在电脑中搞个模拟就可以了,这反而更方便也更准确。可是这样也有代价,就是人没有到现场,他缺少了与真实直接发生摩擦的机会,产生不了那样的一些感受。这种感受作为一种情感因素,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与之类似的道理很多,人类现在面对的是电脑、电视,以及数不胜数的媒体,现代人总体上是缺乏现场感的,缺少这种直接面对真实的机会。我们以虚拟为依据,情感也来自虚拟,所以作品的质地和走向也就可想而知。于是我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到了现在。

客观主观

我们说过,十九世纪以前的那些作品,作家直面读者的议论太多,这让人读来有些不耐烦。被广泛接受的当代写作学告诉我们,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千万不要议论太多,不要犯忌。可是十九世纪那么多的大师,几万字十万字地在那里议论。他们的作品主观性太强。一般从写作手法及倾向上认为,文学作品大致可分为客观和主观的两种。客观的作品即作者本人不加议论,并且也很少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议论,而只把一个故事讲完,把藏的技巧运用好。这样反而更有蕴含,更能流传下去,一切都交给读者:当下的或后来的读者、各种不同的读者,都可以从各个角度诠释这个文本。而反过来,如果作者把自己摆进去,推到第一线去发言,或让书中的人物议论横生,那么这本书不但不会变得更深刻,还会显得浅近狭窄。因为可以多重诠释的角度被作者自己堵死了。由此看来,主观的作品是很不高明的。

但是,百分之八九十的古典主义大师,他们的作品主观性却非常强,作家在书中占有的位置是极为显赫突出的。这就不同于我们时下信奉的写作学了。看来那更需要一种勇气、力量和自信。

客观是圆的、混沌的、多解的,而主观则是单面的、定向的、直观的。客观可以在模糊中生长变化,主观则需要接受和面对许多挑剔。但这只是一般而言。如果放在一个更为久远的历史长河里,如果把阅读的目光延伸得更长远一点呢?我们会不会有新的发现?也许我们将有新的惊讶:无论是多么强的主观性,最后在遥远的历史里面,都会抽身而去,超脱为一种客观。如我们理解的是托尔斯泰这个人,是他的整个与全部,而远非某一本书;他就是这么锋芒毕露,壮怀激烈,无比忧患,善辩,强烈的宗教情怀,还要不停地追问——他的作品与他这个人已经紧紧地不能分离——他对于我们广大的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即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生命体”。

原来主观和客观有时是会相互转化的,极其主观的作家在后来的读者眼中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客观存在。而在一个故事中隐藏得很好的作家,在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却会化为一种主观指认:作家在刻意的精明中极大地暴露了自己的经营意图,甚至是思想倾向。一旦退远,这个作家又被推到了一种主观化的审视之中。

所以文学问题远非当代写作学阐明的那样简单,它或许还要再复杂一些,内里具有多种的可能性。

传统

人们对中国现当代小说或许会有这样的遗憾:背离了自己的传统。但我们仔细阅读和分析之后,会发现它背离的是中国的小说传统,而非中国的文学传统。

中国的小说传统,大部分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没有继承,似乎也没有继承的路径。中国的纯文学(雅文学)这一块中的小说,它大致上继承的不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因为中国传统中最发达的不是小说,是散文和诗,这是中国纯文学最厚的土壤。中国传统上的小说大部分是通俗文学,它们只能属于广义的文学。狭义点讲,雅文学(纯文学)这部分不包括通俗演义、言情等小说。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雅文学无法从那个小说道路上走下来,要走也必然是失败的。

中国的四大名著不是小说的伟大传统吗?但四大名著具体是怎样的情形,却需要分析。

仔细阅读,我们当代雅文学作品包括小说,继承的是中国诗和散文的传统。

中国传统小说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除了一小部分文人笔记小说),一部分是通俗文学、故事,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还有一部分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是两个概念,民间文学是经由很多人口耳相传,修改提炼,慢慢以相对通俗的形式得以流传。四大名著中除了《红楼梦》是文人小说外,那三部严格讲都是由文人整理的民间文学。

所以中国现当代小说,从继承上看主要来自中国的诗和散文。

说到《红楼梦》,研究者非常多,本人也是一个痴迷的读者。它是一部文人小说,中国第一部高雅的长篇小说,有思与诗的内核,和欧洲的那些长篇散文形异质同。欧洲的长篇小说可能来源于露天剧场的悲剧,而中国没有这种传统,《红楼梦》是一个了不起的个案。它其实也继承了《史记》等长篇散文,还有古诗文等传统。有了它之后,才有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所谓纯文学传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有学者也提到了其他的小说与纯文学传统的关系,但最典型的还是《红楼梦》。这是见仁见智的事。综合地看,它是很了不起的,写了当时的生活、秘闻、宫廷趣事,那个时期大户人家的活动场景、宗教、男欢女爱……总之记录了很多,信息量很大;艺术上,用白描的手法,写了那么多细节和深刻的个性人物。而我们过去的小说大致写了类型化的人物,所谓的扁平人物,到了《红楼梦》才写出了圆型人物。

《红楼梦》的思想是综合的。它的思想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诠释,但其中作者那些宗教的虚无的观念,也并非是高不可攀的个性和思想。这种“虚无”、“好了歌”之类的思想,在过去那个时期的著作中也较多见,所以稍为容易抵达。日本的《源氏物语》比《红楼梦》早得多,思想上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那部书也让人痴迷,它写日本宫廷生活的细节特别有意思,塑造的宫廷人物特别好,作者的文笔也很好,男女交往过程很有趣:男女相处之后,总会赠一首小诗给对方,一般是白居易等汉诗。试想今天的男女如此办理该多么好。现在读这本书仍然迷人,可用它对比《红楼梦》。《红楼梦》也有许多小毛病,比如它推动情节的力量还不是特别强劲自然,仅是黛玉走到一个院子里听到别人说她的坏话,她听到后不高兴哭闹一场的情节,就有许多处。在那样的深宅大院里听到里面有人说自己的坏话,一两次可以,太多了并以此推动情节往前发展,就不太自然。书中过于直露的象征、比喻也嫌多了。还有一个弱项,就是书中的诗。但这些毕竟瑕不掩瑜,因为特别绝的地方更多,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写得多么出神入化。《红楼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这是确定无疑的。但也不必将它当成神品,无可挑剔无可比拟地放在壁龛里,并建立无边无际的“红学”。除了正常的文学赏读和评论之外,“红学”中的其他部分其实是可以淡化不计的。

快与慢

雅文学和通俗文学有个最大的不同,即在快和慢的理解上。阅读中会发现,通俗文学作品,包括一般的娱乐品,它不得不以最简单的语言、最快捷的速度、最曲折的情节、最时尚的色彩去吸引人。它的节奏似乎是很快。而雅文学则不然,有时不过是一天的故事就写了一百万字,一小时的故事写了二十页,情节发展得非常缓慢。可是仔细看,它的内部变化却极快,语言调度奇崛、频繁,十分绵密——如果真正读进去,会获得极大的艺术快感,它所给予的刺激频率要远比通俗小说大得多。如果可以量化,就会看出,那些杰出的小说在一千字里面不下四五处“刺激点”,它们都属于语言和细节之类,只对有修养的读者构成了这种效果。语言的调度和掌控、幽默感、微妙的细部、人物动态,是这些构成了阅读刺激。而这些因素恰恰是雅文学最重要的部分,粗浅的读者忽略的也是这些部分。所以可以说雅文学的特点,就是它的外节奏一般来说是慢的,而内节奏是快的——快到一个读者必须聚精会神,调动自己的全部生活经历、生命经验、综合的文明修养,才能接受它频频发射的艺术脉冲。纯文学与读者之间要有发射和接收这种脉冲的默契以及能力。如果没有,对纯文学的阅读是谈不到的。

知识

有的西方作家,读他们的作品可以感觉到,生活和物质给予的压力和痛苦,不像第三世界的作家那么大。所以写作中,他的着力点放在技术和知识层面,以这样的方式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他的知识很丰富,写到一些专业领域,读进去,就像读了一部小百科全书。它告诉我们很多技术上的事情,并将这些与虚构的故事紧密结合起来。他在知识上生发了故事,在故事中交织了知识。

第三世界的作家则不然,他们现实感很强,生活的包袱背得很重,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也很强,这当然是想象和创作的动力源,是根。但是,它有时候也会把人的能力给限制住,把写作变得简单。其实作家在知识方面特别需要具备一份沉着和耐心,应该像专家一样对待写作中的知识部分。比如对中国作家来说,社会事件、京剧、围棋……几次巨大的变革、饥饿年代,等等,里面都有许多知识层面的事情要做。具体到义和团、土匪、战争,都有专业功课层面的部分要做,深入进去需要耐心。如果全凭无根的想象来填充,最后还是会流于浮浅和单薄。自己对现实的一些看法、愤怒、生活的压力,这些都需要表达,都很好,但是没有知识和技术的纵深感,仍然难成大器局。

托尔斯泰在写《复活》的时候看了不知多少法院案卷。麦尔威尔的《白鲸》,里面有大量关于捕鲸的知识,船上器具设备,包括怎样炼鲸油、洋流、船长、水手……海洋和船舶作业的知识多得像一份技术手册。虽然作者在海上漂流了很久,真的做过捕鲸员,但他还是阅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捕鲸资料。日本作家井上靖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孔子》,翻译成中文也就二十多万字,可他为了写这本书不知多少次到过中国,那么大年纪了,还要忍受长途的泥泞和颠簸,沿着历史上孔子周游列国的路线走了好几次,不仅把中国关于孔子的史料找齐反复研读,而且还要体验孔子当年的感受,实地感觉一个地方的民风民俗,看那里的村街和田野。

知识的积累和耐心,是文学的另一个根本。

文静

比起过去,今天的书很吵,打开之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噪音。语言也不干净,对话也不讲究。整个读完,觉得耳边就像有什么呼啸而去。写得好一点或差一点,影响大一点或小一点,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吵。

实际上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艺术传统,一个字,就是“静”;如果两个字,就是“文静”。

怎么能不吵呢?写作的过程就很吵,电脑打字,飞快且噼噼啪啪,速成的稿子还要尽快出手。谁能拿出五六十年的工作,像写《浮士德》那样的耐心?谁能像《史记》的经营?中国的大艺术都是往静里走的,如程派《锁麟囊》,遇到好的演员和版本,看下来会觉得多么文静。同样是京剧,新编的往往就差多了,总是吵得很,编导未得真谛。那些经典京剧搬到台上,虽然也是锣鼓敲敲打打,但衬托下来的仍然是静。人物对白,节奏,剧情安排,唱腔,人物间的冲突,叙述节奏,火候的掌握,都有一个度,就是不能破坏这个静字。这就是中国艺术骨子里的雅致。有一出稍做改动的《锁麟囊》,将原来本子中的四个丑改为两个丑,有些道白也改了——经典是不能改的,千锤百炼的艺术留多大空间、怎样透气、其中的程式,都是一定的;包括人物对话的节奏,一丝都不能破坏;台上人物的疏密、动作、唱腔、服装,整个的都是一个完整体,它们综合为一种非常精致的古典艺术,所以它是不可以轻易更改的。《锁麟囊》这出戏的改动好像很少,但看上去就显得有些吵,再也算不得上品。再比如相声,这种底层艺术本来就该热闹火爆,但做到了火候上,竟然也能给人一种静的感觉。看一下相声的经典表演,就会发现这种最通俗的艺术,几乎都被升华成一种很雅的艺术,仍然很文静。那种表演,幽默内在,让人从里往外笑、会心地笑。它不闹也不吵。现在一般的相声还有法听吗?吵得一塌糊涂,俗得不能再俗。

好的文学作品是更不能吵的,要非常静。那么是怎样吵起来的?过去有个说法叫“赤脚医生”,实际我们国家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光有“赤脚医生”,还有“赤脚作家”、“赤脚”其他。这个“赤脚”传统现在仍然强盛。当年读了很多书,很有文学经验和修养的人大多没有写作的权利,大部分只能由“赤脚作家”写作,不识几个字,画个圈代替文字,都可以。以打赤脚为荣,当然没有文章,只会写得很吵,发展到今天这个商业时代,就是比谁脸皮更厚,更下流,更粗野更血腥,更有噱头。大家的阅读胃口给败坏了,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整个的行业没有操守,没有是非,没人敢说真话,没人告诉我们真相,也没人提出警醒和预告,得过且过,就这样混下去。如此下去就困难了。

文无定法,吵也可能是好作品。但杰作的内在品质还是文静的。

幽默

什么是幽默?幽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机智、诙谐、噱头。幽默是一种更内在的东西,是生命底色里的一个元素。有时候它甚至是没法学习和改变的,它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人在一定的环境下,可以解放出身上固有的幽默感,但如果没有,就出不来了。那是独特的生命,是它的特点和特征。高智慧的人、丰富的人,有不幽默的吗?

有中外两个人的作品,读一下或可以充分领略什么是幽默。一个是鲁迅的作品,幽默极了。前几年有人写文章,说那些愤世嫉俗的人不懂幽默,而那些超然放松、惯于游戏的人才幽默,并举例说鲁迅就不幽默。我不知他的结论是怎么来的,他的阅读领悟能力如何。鲁迅不幽默吗?鲁迅是五四以来我读过的作家中最幽默的。同时期的作家,有的比他诙谐、机智,但却没有比他更幽默的。好好读他的作品,不仅是小说,连同杂文散文,都会发现鲁迅太幽默了。再一个就是美国的作家索尔•贝娄。如他的《洪堡的礼物》等一批长篇。他在中国的读者不是最多的,但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当代作家,读了《洪堡的礼物》,会发现他幽默极了。无论是语言、形象,整个故事,从细节到大的方面,幽默得不得了。

这两位作家会让我们感悟什么才是真正的幽默,怎样把幽默和机智、噱头、油彩、二皮脸分开。后者是廉价的,容易学习的。而真正意义上的幽默是很难学习的。我们说过,它是天生的一种素质。

齐文化

关于《刺猬歌》,一些评论说它吸收了许多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或借鉴了很多《聊斋志异》的说狐说鬼。但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传到中国以前,作者的很多小说就是这个写法,今天还是这样下来了,也就不能仅仅这样解释了。

至于蒲松龄的说狐,借喻的色彩明显,民间传说的色彩更明显。而《刺猬歌》中的动物与人的关系是更交融更平等的,是一种天然状态,作者进入叙述的角度是不同的。

批评离不开一些热议、一些概念。这里面的确有表述的概念和语言的问题。实际上书中写了胶东半岛上发生的故事,而胶东半岛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齐文化的核心地带。我们谈齐鲁文化的时候,大多不是在谈齐文化,而只是在谈鲁文化。鲁文化就是儒家文化,所谓的君君臣臣、仁义等东西。它讲规范,讲恢复周礼,对当时和后来的物质主义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反抗力量。齐文化不完全如此,甚至有很大的区别。齐国的国都在临淄,一度变成天下最强的国家,物质极大的丰富,文化惊人的繁荣。它是沿海的一种文化,一种遥望的、探索的、亦仙亦幻的文化。所以那里有大量的方士,有徐福,就是被秦始皇派出去找长生不老药的那个人,《史记》中有记载。道教的重要基地也在胶东,邱处机即胶东半岛栖霞人,昆俞山、莱州,都是道教最重要最发达的地区。海市蜃楼也发生在胶东半岛。它于是就催生了那么一种文化,幻想、放浪、自由,有点怪力乱神。而鲁文化是不言怪力乱神的。这种文化与儒家文化构成了互补和对抗的关系。

《刺猬歌》及其他同类作品,即是从这种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如果对齐文化不陌生,评议这一类作品就不一定使用拉美魔幻的概念了。以前我们谈儒家文化与中国当代创作的关系,实际上齐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关系也十分密切。胶东半岛的写作,基本上是齐文化圈的写作。

(此文为作者在中国海洋大学的演讲,温奉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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