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龑:数字时代通信权的重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 次 更新时间:2022-09-29 00:28:52

进入专题: 通信权   跨越性人格   国家义务   社会责任  

张龑  

   摘要:  当下我国制定的《民法典》《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有关行政法规,都赋予公民以信息和数据等权益的保护。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并非无源之水,都可归属到宪法通信权保障的法律体系。回顾历史,通信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其制度史与通信科技的发展具有同步性。我国1982年《宪法》第40条规定了公民通信权,却带有鲜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烙印。若是跳出时代限定,通信权在一般意义上表达的是人无限延伸的人格权,对应的不是个体人格,而是跨越性人格,而不断发展的通信媒介技术促使形成了通信权的不同历史类型。在数字时代,通信权不再局限于邮政通信权、电信通信权等,还体现为个人信息权与数据权。为了充分保障和实现这一宪法权利,通信权既是一项主观权利,也是国家义务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基于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包含着一个以宪法通信权为引领,不断丰富发展的数字法治体系。

   关键词:  通信权;跨越性人格;国家义务;社会责任

  

   引言

  

   法是时代精神的规范凝结。抽象的人权观念是现代的产物,而具体的宪法权利则是当时经济社会生活的反映。在人权从理念制度化为实定法权利的历史进程中,发端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为塑造通信权的形式、推动通信权成为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现行《宪法》第40条规定了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一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同样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如果说邮政、电报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网络智能正在从根本上取代邮政、电报。若要在数字时代正确理解和适用宪法通信权,需将通信权回归到其更深一层的本质,就是人格无限延伸的权利。随着通信媒介的不断进步革新,人格延伸和拓展的表达形式也发生改变,邮政通信权在当下应更准确地被称为信息或数据权。

  

   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出台《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一个直接的问题便是,这些下位法中的数据权、信息权等权利对应的是宪法中的哪项基本权利?宪法通信权是否具有足够的开放结构?由此形成的一系列权利规范如何构成一个完善而又开放的体系?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先是追溯通信权的发展史,分析通信权的概念结构;进而探寻其法理根据,即每个公民的跨越性人格与人格无限延伸的权利;然后从客观规范的角度去观察通信权规范的客观义务层面;最后结合我国《宪法》规定以及相关网络立法中关于公民通信权的具体规定,勾勒出一个适应数字化时代正在形成的通信权法律体系。

  

   一、通信权的历史与定义

  

   从新中国宪法发展史来看,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规定了公民通信自由权,1954年《宪法》则明确规定了公民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1982年《宪法》则对公民的通信权作出了更加详尽的规定。[1]然而,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国家,我国《宪法》中的通信权及其相关的通信技术多是从域外引进而来,从立法时代上很难充分观察到通信权与通信科技发展进步的历史相关性。从美国以及欧洲通信权的法制史来看,通信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立法历程几乎是与通信技术发展史同步的。通信权既有其人权法律保护的安定性,也有其时代进步的变动性,二者共同构成了通信权的历史与概念内涵。

  

   (一)通信权的发展史

   人类的通信方式、通信手段与通信制度同科技发展一直密切相关。在古代,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水平较低,烽火狼烟、飞鸽传书、驿马邮递是那个时代最为真实的写照。19世纪之后,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人类通信领域发生了革命性进步。1837年美国人摩尔斯发明了电报机,人们传递信息可以通过电报的方式完成。由于人们使用电报进行通信成为趋势,1857年横跨美国海底的电报电缆正式铺设完成。1875年贝尔发明了电话,1895年俄国人波波夫、美国人尼古拉·特斯拉和意大利人马可尼同时发明了无线电接收机,从此信息可以通过电磁波进行传播。到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贝尔德完成了电视画面的发送,电视这一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就此诞生。1946年美国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ENIAC,1969年美国创建阿帕网(ARPANET)用于军事,1983年美国将阿帕网分为军用与民用,使得互联网逐渐走向日常生活领域。1993年美国开始建设信息高速公路项目,将互联网发展的最新成果应用于民用通信领域。[2]网络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将人类通信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通信是媒介技术的总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技术表现形式,这也表现为通信权在法律上不同的表达。

  

   科技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表现在法律等上层建筑当中。伴随经济一体化,移动互联网的不断普及,科技不断推动经济生产方式变革,社会正在加速迈入数字时代[3]。通信权成为一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同通讯技术引发的社会变迁是分不开的。通信权最早的立法例出现在美国,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4条明确将通信秘密作为一项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予以保护[4]。但是,囿于当时通信技术的发展水平,法律并没有对通信权行使的方式予以详细规定。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话的发明,公民的通信手段与通信水平得到明显丰富和提升,为此,不少国家的宪法对通信权作出了更具时代特征的规定。如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将公民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拓展到电报与电话,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再次将邮政与电信秘密不受侵害规定到基本权利当中[5]。可以说,通信权入宪是科技发展进步的结果,一方面通信权对于人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为基本权利的一部分[6];另一方面,1791年美国《权利法案》中规定的通信权对应的依旧是传统通信模式,到了德国《魏玛宪法》以及《基本法》,通信权的形式逐渐变得丰富多样。

  

   (二)通信权的概念与内涵

   从技术的角度观察,通信是指通过媒介信息从一点转到另外一点的过程,媒介是通信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媒介的发展与应用水平直接决定了通信实现的水平。自古至今,通信媒介从最早的烽火信号到造纸术发明后的信件,再到电信号、光信号,在网络智能时代,转变为电子的、数字的媒介。通信媒介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信也就成为法律上的权利,其内容也随媒介种类而调整。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为例,立法保障通信权充分体现了媒介技术进步的时代特征。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7]。1993年国务院颁布《无线电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无线电电频频谱归国家所有,国家统一规划、合理开发、科学管理。然而,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无线电管理条例》逐渐不能满足公民通信权的需要。2000年《电信条例》出台,以部门规章的方式对我国电信业务经营主体与经营方式作出了规定。2010年后,网络成为生活空间的一部分,相关立法规定进入丰富化阶段。2016年为了实现与网络通信的协调对接,国务院对《无线电管理条例》进行修订[8]。从2016年至今,《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陆续出台生效,立法对通信权的保护呈现出时代发展和内涵扩张两个基本维度。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宪法权利是具有引领性的基本权利,因此,宪法通信权的概念必须能够覆盖这两个维度。针对宪法上的通信权,当前学界对其界定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是罗列通信的不同类型,却没有指出通信媒介的一般性和开放性。例如,有学者认为,通信权是采用邮信、电报、电话、传真等方式与他人进行通信的基本权利[9],还有学者对通信权的界定是,公民通过电信、电报、传真、电话及其他通信手段,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通信,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10]。另一类则是关注通信权的防御权面向,尽管看到网络技术的发展对通信的影响,却忽略了媒介技术进步是通信权的核心内涵。例如,有学者认为,通信权是一种消极防御型权利,而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通信媒介是通信权的具体展开[11]。

  

   从权利理论上观察,宪法通信权既是一项主观权利,也是客观规范。准确地说,我国宪法中关于通信权的规定对应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数字时代意味着,对通信权的理解要跳出时代技术的局限,做更为一般化的理解。立法保护通信权的目的在于,公民通过特定的通信媒介,突破特定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拓展自身的人格。无论通信媒介技术如何变化,通信权拓展公民人格这一根本目的不会变,而确保公民实现人格拓展的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在于媒介或者说媒介技术。据此,宪法通信权的概念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人格自由延伸的跨人格权,二是特定媒介技术和手段。宪法通信权就是每个人不断突破时空界限同其他人相互联系、沟通和交往、拓展自身人格的基本权利。通信媒介则是通信权的变量,体现为各种特定的通信权利,如邮政通信权、广播电视信息权、网络信息权和数据权等,它决定了立法保护公民通信权的水平与体系。

  

   二、人的无限延伸与跨越性人格

  

   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其说是从身份到契约[12],不如更一般地说,就是人格的无限延伸和拓展。人格的延伸与拓展表明,公民通信权的主要基础不在于独立自足的个体人格,而是跨越性人格。跨越性人格的实现依赖一定的通信媒介,不断进步的媒介技术构成了通信权的历史与体系性内涵。从思想史上观察,拉德布鲁赫的跨越性人格理论为准确把握通信权奠定了法理基础,而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则揭示了通信权在不同时代基于媒介而形成不同的权利内容的历史变迁。

  

   (一)法律价值与跨人格理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个体人格观似乎成为不言自明的人权以及公民权的一般法理基础。与个体人格观相对,国家在每个公民的权利保护中都扮演着双重角色,即权利的守护者或干预者。在个体人格与国家人格的二元论中,宪法权利理论构建起了经典的防御—介入模式。但是,个体人格并非每个公民人格的唯一属性,确切地说,通常所言的个体人格只是每个人人格指向自身的一面,而忽略了每个个体人格指向外部的一面。对于这一面,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将其称为跨越性人格。

  

在其蜚声世界的《法哲学》中,拉氏概括了三种价值及其对应的三种人格类型。从价值角度观察,现代世界主要有三种价值:个体价值、集体价值和作品价值。每个价值对应不同的人格,个体人格对应个体价值,超个体人格对应集体价值,而跨越性人格对应的是劳作与作品价值。个体人格观关心的是消极自由,超个体人格观关注的是国家视角,跨人格观聚焦的是劳作与作品基础上形成的文化。那么,何为劳作与作品?它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同属于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在其《人论》中给出了明确了解释:“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的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13]劳作构成了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都是劳作产生的作品,是人性之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都属于不同的符号形式[14],被一个共同的纽带联系在一起。据此,如果说,由个体人格塑造的共同生活形态是“市民社会”,以超个体人格塑造的共同生活形态是“国家”,那么,跨个体人格塑造的共同生活形态则是“共同体”[1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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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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