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潮流、媒体与我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4 次 更新时间:2011-11-22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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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  

与利益结成一体

今天讨论传媒和艺术思潮、社会状况这一类题目,实在是太大了。有的朋友希望谈谈《你在高原》——它刚刚出版,那就从其中的一个人物说起吧。

《人的杂志》(《你在高原》第七部)里面有这样一个人,他夜间睡不着,就胡思乱想,写下了很多思想笔记。后来这些笔记流传到一个城市的文化圈里,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有一位书商从中看出了商机,就把它打印了多份,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夜里睡不着觉,写出的很多奇谈怪论,读起来很有噱头。但是他不愿就这样出版,这其中各种各样的议论,有的实在是很尖锐很敏感的。书商的思路总是这样:一本书既要顺利面市,又要卖得好。机灵的书商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找来各个阶层的人去阅读它批判它,然后再把原文与批判文字同时出版。

这本小册子是一位夜猫子写的,又加上了各种批驳,所以就取名为《驳夤夜书》。

这本小册子思考的许多问题与媒体有关,或直接就是批评媒体的。这个怪人耿耿难眠,思维如野马狂奔收不住缰绳,内容驳杂,对爱情、中外关系、宗教、移民,甚至是养猫的问题,都思考了很多,有出人意料的大胆议论和建议。他对国民生产总值评估、经济发展、环境、体育、国外奖赏,都有一些特别的看法,不无偏激,也鞭辟入里。在谈到媒体的时候,花费笔墨最多也最引人深思。他对这方面非常忧虑。当然他的观点有一些我会同意,有一些显然不能苟同。因为是小说里面的人物,对他大可宽宥一些。总之都是一家之言,或直接就是疯迷之言,完全不足为训,但是可以过一下脑子,想一想,尽管不必闻者足诫。

他认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危险是非理性带来的,欲望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粗暴地控制了这个世界。人类就像被劫持了一样,正处于危难之中。他说东方国家对虚假的理想主义非常痛恨、有非常强烈的抗击,那是因为人们觉得狂热、虚假的理想主义对社会的破坏极大,使国家和民族饱受蹂躏——而今天的商业主义唯物质利益是重的倾向发展下去,带来的损害可能要比虚假的理想主义还要大,起码是同样大。接着他就谈到了这期间媒体扮演的角色、它的责任。他认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媒体人员无可逃避地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好的方面、坏的方面都要负责。媒体已经无可逃避地与这种最强、也是最粗暴的物质力量结合起来了,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都是一块儿的。比如商业主义、物质主义,与媒体权力结合成了一体。在这里,他涉及到的“理想主义”是个稍稍复杂的话题;其实虚假的理想主义和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是极易转化的。

他认为:这种结合是所谓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超出了以往任何时代。媒体与财阀、各种强势集团的结合,浑然天成般地紧密无间。媒体不要说直接传达利益集团的一些意志、体现他们的一些具体措施和意图,还有更有效更隐蔽的做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媒体很愿意把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往消费和娱乐的方向引导——这本身就会被任何时期的利益集团所喜欢;而且这种娱乐中哪怕包含特别伤风败俗的东西,也绝不违背集团利益。因为这些集团正需要人们转移趣味,将民众从理性状态引开去,无暇或不愿面对一些很质朴、却是逼到眼前的重大现实问题。什么人的不平等问题、环境问题,更包括社会正义、个人权利的保护和表述,都统统不再思考。

媒体人把业务运作纳入商业经营,更是与利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电台,一份报纸,都有发行量收视率的问题,这关系到广告收益。与物质利益结成一体的媒体为谁说话?追求什么?答案也就非常清楚了。他的话尖锐而有见地,但我们想补充说明的是:在反对将消费和娱乐引导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也要宽容和尊重差异。

一个更大的圈套

有媒体甚至提出了一个口号:“娱乐为王”。随着一些人对此大加赞扬,许多媒体也就跟风而进。其实即使不这样公然提出,许多媒体早已经在这样做了。有人觉得“娱乐为王”没有什么可谴责的,这总比为某个派别和集团的利益去服务好,总算保存了单纯的目的性和一定的独立性吧。这是一种狡辩,是自欺欺人的、虚伪的。《驳夤夜书》中那个午夜游思的人认为恰恰相反,“娱乐为王”从一个圈套里出来,跌入了另一个更大的圈套,对善和美的杀伤力将无与伦比——为了收视率等物质效益,想向善向美、想不低俗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打开电视机,也包括电台,收听收看某些节目,有自尊的人会觉得蛮受侮辱的。从一个频道换到最后一个频道,每个频道都难以停留,其中为数不少的内容,看了都觉得像是被一团很脏的东西往脸上扔过来。这个过程往往有躲闪不及之感,最后是带着满脸的污泥浊水、乱七八糟的东西逃开。关上电视打开收音机,有时会听到更吓人的内容。如果看报摊,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更加耸人听闻。

在这种精神文化环境里面生活,人的尊严何在?有时候我们觉得,在一种很粗暴的强力干预下生活没有尊严,但是即便那种情况之下还会留有一点空档,或许还“有处可逃”。但是现代媒体的笼罩之下,有电视广播网络等等这一切,无影无形的电波传播充斥到每一个角落,令人有无处可逃的恐惧。人活着没有希望,觉得这不是生活在文明社会里,这种痛苦太大了。古时候有义士绝世而生,他们的办法是逃到深山老林里;而今则不行,连这样做也不可能了,一方面所有的深山老林都被开发了,难得有那样原始的角落,另一方面所有地方莫非现代传媒覆盖之土。电波信号通过卫星天线遍布天涯。从历史上看,连最严酷的军事统治时期,特别时期,比如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大陆的文化专制时期,都不存在这种完全无处可逃、低俗恶俗乌七八糟铺陈到所有边边角角的现象。

那个午夜游思的人对当代生存、对自身的环境极其痛苦,痛不欲生。电波、电子信号是没有国界的,没有民族的区隔,随便飞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个家伙提出了很多幼稚可笑的办法,比如他主张我们是不是立一个法?做媒体的,无论是做电台还是做电视报纸的,无论被雇佣者有多高的学历、多好的知识背景,都需要附加一个硬性规定:不满四十五岁者不能从事这个工作。当然这很机械很幼稚,我们是不会同意这个看法的。人在愤慨的时候会说一些偏激而简单的话。他对此解释说:人对事物需要判断力,不到一定的年龄,没有一定的阅历,判断事物就会有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选总统,无论一个人多么有水平、业绩多么显赫,不到四十多岁是没有参选资格的。因为个人的阅历真的至关重要,生命的成熟期有一定的规律,没有经历这样一个生命过程,就不足以信赖,难以担当那么重要的职务——这是领导一个民族,当面临最重大的事件时要稳住,要有充分而准确的判断力,不能慌。

年轻人遇到一些东西往往会很冲动,不懂得后果的严重性。比如很时髦的一种东西、某个突来的信息,都会让他慌乱。因为他经历的事情少,对生活中的一些真正价值缺乏认识力。在生活中,如果一个人遇事慌张,老年人就会评价说:“年轻啊,没经事啊!”经过了一些事情以后,他就有了经验,遇到问题就会拿来跟自己的经历做一番比较,从而知道事物常常在循环,真正的新东西并不多,起码不是想象的那样多。有些事物貌似簇新,实际上早就有了,只是变一下面目又转回来了。所以对时髦之物尤其不要慌。

那个午夜游思的家伙说,人不到四十五岁不能让他做媒体,特别是不能到报道的第一线,顶多可以做一些技术工作。一个慌张的阅历粗浅的年轻人到第一线去采访,再写出来报出来,要经历多少判断的环节。而对广众送出个人的决断,这是一种权力,当然是不能随便许人的。

他的这些话我们姑且听之。这当然不全是年龄问题。他说:我们某些地方的媒体为了快,为了高速运作,确实任用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简直是越年轻越好。年轻人冲动,干劲大,穿着牛仔裤,跑得飞快。从商业运营的角度,我们容易理解这些事儿。一个单位年轻人多,面貌会新,会有趣,会有生气,反应速度会快。所以我们现在的媒体上,报纸电视网络收音机频道,会一下子出现那么多稚嫩的声音。这其中就掺杂有大量庸俗不堪的内容:一个三四流的演员怀孕了也要登一大版,女明星掉了一颗牙也要反复演播,这不是荒唐之至的事情吗?如果不是一个时代的神经出了毛病,那个午夜游思者认为是绝对不会大面积发生这种现象的。

长此以往,形成了恶性循环,就会让人习惯于最荒唐的事情。这是一种可笑可悲的训练,要把广大读者和观众训练成这种水平,让其麻木和接受。从声音到图像不停止的、全方位的灌输,其强制力是非常之大的。这种可怕的精神虐待一定会有最不堪的后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小到一个社区大到一个民族,渐渐也就不再关心那些稍微严肃一点的东西了,什么信仰,什么创造力判断力,一定会完全丧失——生活糊糊涂涂、浑浑噩噩,哪里还有希望可言。

科技、财富和伦理

那个耿耿难眠的家伙觉得低俗的娱乐这样可怕,其实只是从一端进入问题,他的思考当然没有停留在这个简单的层面上。他认为,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发明,比如说核武器的出现,它的危害远不如现代传媒的危害更大。他说核武器扔到长崎广岛,毁灭的是两座城市,杀死的是那些城里的人,留下的废墟至今还在那里,造成的大害人们都能看得见;但是现代传媒对人的杀伤力是更内在、更根本的,这种不留伤痕不留血迹的后果更大更残酷,可惜就是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更不会感到恐惧。《驳夤夜书》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议论,当然还有其他各阶层的人从各个角度对他的严厉批驳。

有人说毕竟作者是你,你在塑造这个人物时会将自己的理念施加到他的身上,这很自然;但一个作品中的人物活动在一种复杂的关系中,“他”的一些想法仍然要受诸多制约。“他”必然要从作品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出发,这里才是“他”的“生活现实”。“他”的一些思考是对的,另一些只可做以参考;还有一些是“他”在自己置身的那个特别的世界里才有可能发出的感慨。总之“他”从另一个很尖锐的角度把问题提出来,让我们警醒,思索我们面临的到底是什么,正视现代传媒的这种两面性。但我们又能怎样?只会像书中的那个人一样,大多数时候除了悲愤和绝望忧伤,不再有任何办法。这就像核武器发明以后,有时就得眼睁睁地看着它,由它在生活中存在和演化下去。现在全世界都想用理性扼制威力无比的核力量,但不知人类理性的力量大,还是疯狂的技术力量更大。这种技术当然要借助于非理性才能疯狂起来。人们出于恐惧,一直要给核武器制作出一个锁定的笼子,但很难把它装进去。实际上从它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是一个无比危险的存在了,人类只能生活在它的阴影下边,没有任何办法。

网络的出现,预示了未来可能还要产生更强大的、超级的传播工具,这都是难以掌控的东西。越是先进的科技越是需要强大的理性来控制,需要很高的、和它相匹配的伦理道德水准。这是一种平衡力,没有这种平衡力,未来肯定是一场灾难。

比如说,世界各地常常透露出这样一些消息:不止一次发现了史前文明,几千年前的高科技,什么木乃伊中发现的人工心脏、矿石中的金属结晶体,甚至是原子爆炸的痕迹。这些信息得不到广泛传播,好像现代人不愿正视,因为这会削弱我们当代人生活的信心、削弱某些权威性。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无数的史前文明的发现中,哪怕其中只有万分之一是真实的,也能说明一个尖利逼人的致命问题:人类文明早已达到或超越了今天的水平,并且已经循环了多次。这“多次”的实质内容,无非就是说灾难的无可避免。原来人类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还有无数的汗水才积累起来的财富和科技,最终却难以保持和保存,最后总是被毁灭。是什么毁灭了这些积累?不可抵御的天灾?像核原子那样难以控制的科技成果?

如果是后者,那该多么悲哀。

科技、财富和伦理道德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关系,人类只要生存,就要解决它们的关系问题。比如财富,一个民族只要没有战乱和灾变,无论多么笨拙,只需几十年的和平环境,物质就会积累起来。无论是清代还是唐代、还是当代中国短短的三四十年,都莫不说明这个道理。原来人类追求物质财富是一种本能,所谓的“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有这种能力和特征,给他们这样的劳动环境,不出几代甚至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就会将物质积累起来。可见最难的不是积累,而是长久地保存和拥有,这才是最大的难题:积累而不能保存,这是人类的一个特质、一个永远不能消除的伤痛。

人类在积累起足够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会积累起许多矛盾,许多不平和怨怒,许多的恶,结果就一定要折腾——不是愿意与否的问题,而是一定要暴发争斗和冲突,内乱外乱也就起来了。人类的理性从来都没有恶的泛滥更强有力,人类道德伦理层面的东西生长得十分艰难和缓慢——而没有它,也就没有办法可以控制这种物欲和本能引起的混乱和毁灭力。最后人类一定会把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东西——把一百年、几百年、上千年积累起来的所有美好,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毁掉,就此,人类又得在白茫茫的大地上从头开始,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真相。

再看科技,科技和财富的积累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方面。相似之处是:人类在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方面,也有一种本能。而且这些发现和进步,其成果和经验是可以积累的。比如一项科学发现,后来的人不太可能把它忘掉,而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前探索和发展。比如说电脑技术,开始是很简单的计算器具,到后来发展到代代升级,这就是一场科技接力,后人接续了前人的脚步。科技是不会被遗忘的,它会得到有效的积累——总是有后面的人接上前面的人,继续向前。科技和财富不同,它不存在不能保存的问题,历经折腾也能保存,除非是人类彻底灭绝,毁掉了最后的记忆。

而最困难的一定是伦理道德、思想成果的积累。它既不能得到有效的积累,又不能得到最终的保存,可见它与财富和科技都不一样。比如说苏格拉底、孔子、孟子,这些先贤提出了多少高超的思想,虽然不可能全对,但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对于人类的文明,对于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贡献,是最大的思想财富。可是直到今天,直到现代社会,对他们还有无数的批判、严厉的唾弃。因为这个领域的东西不容易鉴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谁也说服不了谁。人们常常说争论出真理,可是有时争论也会发展到思想暴力,演变成文化专制,即用强力手段制止别人的思想。这就毁灭了真理。在无边无际的、一代又一代重复不息、循环往复的争论里面,什么东西都不能确定。以前总是说某些思想无比英明伟大,放之四海而皆准,可是这些年随着时势的演变,这些思想也受到了各种质疑。

可见思想层面、道德伦理范畴的东西,既不能得到有效的积累,又不能得到有效的保存。它是最脆弱的。也正是因为这种脆弱性,导致了科技的无法控制,也造成了财富的无法保存。

这就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三个东西摆在那里,再笨的人也会明白:原来我们人类应当全力以赴加紧去做的,不是发展科技,也不是积累财富,而是进行道德伦理、思想范畴的建设和积累,这才是最重要最艰难的任务——如果这个任务完成得好,科技发展的后果不成问题,财富的保存也不成问题。再简单的脑子也能算清这个账,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数学问题。

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都在迫害智者。有智慧的人往往不得善终,所谓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摧之”。人类在做什么?只要有了机会,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地积累自己的财富,然后余下时间去享乐。这是一条多次重复的老路,看来也只得继续走下去——财富越来越多,科技越来越发展,到了一定的交汇点和临界点,也就是再一次的结束和重新开始。

实际上人类就这样不停地循环。

更可悲的是,即便我们都知道了这个结果,也没有多少用处。因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无法遏制自己的物质欲望。不过有的民族和地区胆子更大一些,公然提出积累物质财富是自己的“中心事业”,这不能不令人愕然——为了达到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也就不择手段,走向极端的实用主义。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质疑“两大贡献”

将一切娱乐化、商业化,那么无论多么高尚的事业都可以变质,这让人陷入最深的痛苦。《驳夤夜书》中以体育为例,谈到了其中的荒谬性。体育问题进入一个人的不眠之夜,这使我们想到它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这不是肌肉与否、肢体健壮与否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

前不久世界上某个对奥运很有影响的人物去世了,世界传媒对其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竭力赞扬,认为居功至伟。其中一件是把奥运会和商业运作结合,使其有了大量的资金,媒体介入,广告收入激增,可以赚取大量的钱;另一件就是把专业运动员纳入了奥运比赛,允许他们参加,使奥运会的整体竞技水平大大提高了。媒体评价认为,这是他对奥运会做出的两个“革命性的、开拓性的贡献”。

那个午夜游思者却不以为然。谈到奥运,他忧思最多的恰恰就包括这两条。他认为现代体育事业由此进一步地、堂而皇之地变质了。他说体育运动本是为了健体,奥运会的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可见很早以前人类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只有依靠强大的体魄才能生存。但是后来体育比赛的目的就和原来不一样了。锻炼身体是非常好的,很纯粹,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更健康。如果把商业机制引进去,也就产生了复杂的问题——体育的单纯性一旦被商业主义插上一手,结果会是相当糟糕的。一旦牵扯到钱、物质利益,内部立刻变得混浊和丑恶,什么激素、作假、你死我活的斗争都来了。体育运动变成了可怕的物质竞争,运动会变成了费尽心机的一场场牵连多方利益的战争,走向了反面。再看从事体育的人、投入竞技项目的人,有几个身体是健康的?不仅不健康,还留下了很多伤疾。

人们从事体育是为了有一个好身体,从而更好地投入日常工作,所以体育必须保持这样的品质:业余锻炼。这是最基本的、必须坚持和维护的一个属性。这本来就是劳动之余活动一下身体的事情,是为了更健康;可是一旦有一部分特殊的人,他们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只将锻炼身体变为一个专业,成了一个专门的竞技行当,其性质也就改变了。只为了比赛争夺第一,这有点太离谱。这完全走向了体育运动的反面,走向了本来意义的反面。这样做不仅没有益处,还有伤害。在这方面,世界第一流的比赛活动比如奥运会,更应坚持体育的本质属性和追求,因为它有更大的示范意义。让专业体育人士参加群众性的体育赛事,这是与体育活动的初衷相背离的、变质变味的鼓励。这只会让人为了追求指标而不遗余力、不择手段,一个国家和地区将会像训练特种兵一样,制造一批竞技机器——对一部分专门人士进行最严苛的训练,目的只为了夺取奖牌。

在体育方面,媒体给予了全面娱乐化的宣传和推动。体育当然有可欣赏的价值——有力与美,但它变成与商业主义结合起来的一场狂欢,不仅会散布金钱至上的病菌,而且还会加剧对底层民众的剥夺。当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处心积虑、倾各方民众之力夺取金牌,怎么会是干净和诚实的东西?

所以说将商业竞争机制和专业体育引入奥运活动,是令体育事业变质和腐败的可怕开始。它的严重后果,当然不会局限于体育本身。对这种有害的倾向、不问结果的操作没有一个理性的打量,而只是一味地人云亦云,正是一部分媒体人热衷的事情。因为事实上媒体集团和利益集团是一码事,他们是结合紧密的。媒体如果站在理性一边、民众一边,现代体育和利益集团都不会容许其存在。这说到底还是一个良知和勇气的问题。

如上就是那个午夜游思的人对体育、对奥运会的思索,锐利偏激,但可能并无大错。皇帝的新衣不要指望老谋深算的成人去揭破,而必须是孩子来干。实际上,我们也有一部分媒体人特别了不起,他们当中也不乏童心未泯的人,利用一切机会和方便,做了大量的好事。他们每做一件好事,人们都会记住并心存感激,因为他们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做了一些很有勇气的事情。媒体人做出了自己的牺牲,的确令人非常感动,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也不改初衷,可惜这样的媒体人还是太少了。

人的生活责任

娱乐至上、商业狂欢的时期历史上很多,像害了一场热病似的,都没有什么好结果。讲到历史,可以提一下战国时代的齐国临淄。当时的临淄繁华得不得了,一个临淄城,仅仅妓院就有一万多家。糜烂的都市生活可谓登峰造极。管事的是很能干的管仲,这个被一代代人称颂的富国良相,其实是最早播下了齐国灭亡种子的人。他把整个齐国搞得人心涣散,大家都一门心思搞钱,最后当然是不堪一击。他为了把天下最有钱的人吸引到临淄来,还规定来一辆车只要住宿费草料费,来两辆车就免去草料费;如果是三辆车以上的大商人,带来更多交易的货物,那就不仅不要草料费住宿费,还要派妓女陪睡。临淄城里的妓女制度比雅典还要早五六十年。当时真是极度繁荣,歌舞升平。

我们今天的许多人,说白了就是想复制一下临淄梦,或远远超越它,再加上高科技。从根本上说人们的认识没有什么进步,没有吸取物质主义的巨大教训。从齐国被秦国统一之后,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多少朝代?直到了1949年,大陆好不容易才没有了妓院,没有了吸毒,这很不容易。但这些好现象出现的同时,又渐渐出现到了另一个极端:连戏曲里的夫妻都不能同台,看看样板戏,主人公都是单身。舞台上如此,生活中当然更严厉,因“生活作风”获罪的人太多了。这个时期商业主义当然谈不上,所有的商贩都从大街上赶跑了。总之那时在许多方面都回归到狂热的、虚假的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追求上面来了。再后来我们都知道,走到了今天——我们都熟悉的状态了。

概括说,就是一会儿走向这个极端,一会儿走向那个极端。其实这两个极端是相通的,都是强烈欲望的作用,只是使用的方法不一样而已:严厉的方法和放纵的方法,这在古代都有过。比如商鞅和齐国的管仲使用的方法就正好相反。商鞅严禁农民经商,市民们连基本的娱乐都没有,他运用的是铁腕统治。史书上记载,商鞅变法时使用严刑峻法,把渭河的水都染红了。烧书,为了国家安定,不让民众读书识字。这种冷血的做法走到了极端,最后他本人的下场也很惨,算是得到了报应。中国整个极左时期的做法,很多就采用了商鞅那一套,比如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比如禁书。当时的“破四旧”,也差不多把书烧光了。商鞅变法,杀的人很多,只为了维护王权。

商鞅用冷的办法,管仲用热的办法——两种办法看起来离得非常远,实际上两极相通,都是为了维护他们那个集团的利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信仰,只权且把人的低级欲望当成了信仰。

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前途,最终只能寄托在整个民族的素质上。一个群体越来越有理性、有较高的文明程度,也就有了力量,这才是最可靠、最可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文学艺术水准可以看作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素质如何的集中体现。媒体人在做极重要的事情,他们传达社会信息,广布人文精神,这是最具道德意义的职业。虽然看起来这些工作不能明显和迅速地改变一些东西,但是它在一点一滴积累,这恰恰是最有效的:提高人的素质。不能指望一个指导思想、一个权力集团就可以改变局面,那是极不可靠的。快速达成的东西,要翻过来往往也很快。

但是当一个民族的素质提高之后,要毁坏这种素质也不那么容易,因为生命的性质已经改变。历史上有各种折腾,但层次仍然不一样。俄罗斯有丰厚的文化积累,经历了前苏联时期思想和言论的专制和粗暴,竟然还能够让一批高水平的文学作品问世。看来要减少一个民族的苦难,还需一点一滴做提高人类素质的工作,没有再比它更缓慢、也没有比它更有效的办法了。这是不能采用速成的办法的,没法办一个速成班。这是一种良性循环:靠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个体,慢慢做一些事情,既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快乐,他们不会劳而无功的。只要有机会,有这个可能,就做一点这样的事情,媒体人和作家相互配合,事半功倍。公务行政人员也做自己那一份,只要素质是高的,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不同的职业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好事。如果个体没有被物质欲望给消解和征服,还拥有一点公益心、一点理想的话,社会就会往前走。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此,除此没有别的捷径可走。寄希望于权力的干预,在一个严厉的命令之下迅速改变什么,这是幻想,非但不管用,而且许多时候反作用会更大。

大陆毕竟有十三亿人口,地广人众,蕴含了一种强大的地力。根脉深扎,地力强大,杰出的人物总会有。虽然大陆商业化市场化走了这么多年,但许多东西与香港日本等地仍然不同。这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化,规范没有建立,问题更多。资本主义商业机制越持久越完善,就越是会有那种物质主义的特征,但走入了一种规范之后,还不至于无序混乱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完善的市场经济很有序,很规范也很刻板,但这种极其高效的行政管理运作中又会有许多盲点,掩盖了极大的能量浪费和其他的荒谬—这其中主要是物质主义无可比拟的强大力量,充斥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精神空间就很少了。这是一个老问题,人类对它没有什么良策。但是强化精神的主意一旦走火入魔,又会有另一种灾难,这方面人类也是经历过的。

物质主义商业市场这种游戏规则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会所向披靡地解决一切问题。盲目地把这样一些规则看得无比完好,没有丝毫警醒,等于使精神处于昏睡状态。我们会明白,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滑向任何极端的倾向之后,最终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一个群体中有各种存在。确实,像我们一直遗憾的媒体,比如电视,也有一些好的频道。问题是整个社会潮流和状态如何,需要怎样强大的力量才能做出稍稍的平衡,这才是逼到眼前的一个命题。这方面,媒体人、作家,各种思想者文化人,不会没有危机感和使命感。这仅仅是人的生活责任,而不是其他。

(本文为作者2010年5月在香港电台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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