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 陶东风:作家的边缘立场与文学的批判功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15: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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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双重缺失》(《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一文中曾经指出:在肯定文学关注社会问题、介入社会现实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文学的特殊性,主张这种关注应当是有距离的,而这个距离在艺术上表现为超越对社会现实问题报道式的反映;在价值取向方面则表现为在评价社会历史现象时坚持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重思想“光束”,“当它们不得不在两极中进行选择的时候,则宁可对‘历史’有所‘不恭’,也绝不以任何理由认同现实的罪恶、污秽和丑行,而抛弃人文关怀的尺度。”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对于后一种距离的阐释不很充分,以至于有人认为我们的“人文关怀”是“抽象”的,缺乏具体的历史内容。为此,我们想就后一种距离再做必要的申述。

   首先我们认为,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艺术家,其主要的社会与社会功能是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于一个社会中角色处于支配地位的思想潮流及其实践进行审视与反思。在我们看来,一种文化立场或文化话语的批判性是以其“边缘性”为前提的。困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批判必然是站在“边缘”立场上对处于中心地位的思想潮流及其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端所进行的批判。任何一种思想潮流或文化观念一旦获得中心地位,就有可能变为一种强势话语,从而产生排他性,排斥边缘的文化话语,导致人的精神文化环境的失衡。我们觉得一个时代的健康的精神环境应当是一种各种文化思想、价值取向相互制衡、良性互补的环境,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以自己的特殊劳动促成这种环境的形成。从意识形态理论来看,我们认为意识形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思想意识形态、哲学意识形态、伦理意识形态、法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如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意识形态虽然最终要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解释,但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的意识形态对其他各种意识形态虽有影响,但不是决定一切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说过审美意识形态要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话。审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常常是对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的、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不但不一味依附于它,相反要批判性地审视、反思这种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新时期以来决定以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基于文艺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边缘地位及其功能,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是批判的声音,从而在与主流话语保持张力中,产生必要的制衡机制,促进时代的健康的精神环境的形式。

   这样,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永远是边缘的立场,至于这个立场的具体内容批判的具体对象则可以甚至必然根据批判者或批判话语所处的语境而定,并且随着这个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落实到当前的社会现实,我们认为今天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占据主流的是“发展就是一切”的意识形态,而这种“发展”(或“进步”、“历史进步”)又普遍地被片面理解为经济、物质或科技的发展(下面提到的“发展”均指这种片面的发展或发展观),对于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历史发展观持质疑与批判态度的声音则处于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基于人文理想对于历史发展的反思与批判的态度就显出了它的特殊意义。

   中西方的现代史都充分证明了作家艺术家基于人文主义的立场对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警惕与批判是有益于人类精神环境的平衡、人的全面发展的。作家艺术家的“边缘”立场的意义除了在于精神文化环境的平衡以外,还在于:由于知识结构与评价角度的不同,作家艺术家更多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负面性,历史发展所付出的道德代价,从而从另一个角度真实地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人类的历史上,历史与道德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就尤其如此。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历史发展维度与人性完善维度的不同程度的错位。现代西方的伟大思想家都深刻看到了现代化过程在文化、精神、价值、信仰方面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看到了合理化的弊端(韦伯)、启蒙与理性的片面化发展(霍克海默)、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中的异化(马克思)、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导致攫取型的原子式孤独个体(弗罗姆)、知识与社会控制以及极权主义统治的关系(福柯、霍克海默),以及现代化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分离(海德格尔),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坚决站在非主流立场的西方现代派作品几乎都是反现代文明的(反科技理性、物质主义、工具理性、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制度等),现代派的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持批判或否定的立场,从而构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文化现代性”传统,文化现代性虽然也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但又对社会现代化持批判立场。这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意识形态(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经济发展、物质进步、征服自然、个人自由等一直是主导的思想意识)的盲点,客观上有助于使人认识和警惕社会的现代化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福克纳的作品则走得更远,竟然反对南北战争,为北方的庄园主制度“辩护”。但历史理性的缺乏似乎并不妨碍他们的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常言道: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还有如此强大的艺术力量。

   在这里我们涉及到一个在文学创作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即历史尺度与人文尺度的关系问题。一般而言,作家在反映与评价社会历史(包括事件与人物)的时候常常有两个尺度,即历史尺度与人文尺度。两者的不同关系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创作追求与作品类型。其中有两个基本的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吻合或统一模式,一般情况下,它产生的要么是颂歌式的作品,要么是诅咒式的作品。在这种模式中,作品中被作家从历史角度赋予肯定性(或否定性)的人物或事件,同时也是作家从道德角度加以赞美(或否定)的人物或事件。新时期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创作模式一直占主流。作品中被作家赋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人物同时也是道德上的完人,同样,被剥夺了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则一定同时是罪该万死的恶棍。由于这类作品在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上没有出现分裂或悖反,因而风格上具有单纯、明朗的特点。但是毋庸讳言这种单纯与明朗常常是建立在对于历史、社会以及人性的简单化理解的基础上的。它人为地掩盖或至少是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中存在的悲剧性二律背反(即历史与道德的悖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悖反、生活世界与工作世界的悖反)现象,慷慨地赋予历史发展以道德价值上的合法性,客观上起着美化现实、掩盖历史真相的作用;同时,这种创作模式也忽视、掩盖了人性的复杂性以及人的道德品质与其历史命运之间的悲剧性悖反(好人、君子没有历史前途,而坏人、小人倒常常成为历史的弄潮儿。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可悲事实)。由于看不到历史与人性的悲剧性二律背反,所以在这种作家的笔下充满了一种廉价的乐观主义,一种简单化的历史与道德的人为统一。仿佛历史的进步总是伴随道德的进步以及人性的完善,从而我们的选择总是十分简单的:顺应历史潮流的过程就是道德上的完善过程,好人必然而且已经有好报,坏人必然而且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里反映出某些作家常以当时的意识形态口号规范创作,而不是以自己对生活的真实体验为创作之资源。

   第二种模式是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错位或二元对立模式,它所产生的是挽歌式的作品;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人物或事件恰恰缺乏道德合理性的,而失去了历史必然性的人物事件则未必也失去了道德上的合理性。这种作家与作品看到了并且勇敢地正视历史与道德的悲剧性二律背反,看到了历史的所谓“进步”付出的常常是良知、正义和诗意感情的代价,正因为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与作家艺术家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总是充满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与悲悯,他们常常既不是简单、天真地让历史发展服从自己的道德目标,也不是(或者说更不是)简单地认同历史的所谓“发展规律”,化身为历史的代理人、代言人。他们知道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文人的“悲鸣”从来抵挡不住历史前进的铁蹄,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充满凝重的悲剧感和悲悯的情怀。但是他们决不简单认同历史的“铁律”,他们以自己的作品记录了历史的悲剧性的悖反,他们的社会历史见解有时是反潮流的甚至是反历史的,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有些错位乃至相悖,有时甚至还是十分“幼稚”的。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不难发现此类对历史发展唱“反调”、唱挽歌有作家作品,挽歌是专门唱给已经或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美者与善者的(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它们没有历史前途,但具有道德的正当性与审美价值,从而让作家梦魂萦绕,悲从中来。既有历史前途又有道德正当性的东西只能产生颂歌,没有历史前途又缺乏道德正当性的东西则产生咒语。它们都产生不了挽歌。然而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不朽之作恰好都是这样的挽歌模式。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写出了封建社会必然衰落的历史命运,但是作者对此感到无限的怅惘与惋惜;巴尔扎克笔下丧失了历史合理性的贵族恰恰是作者同情的对象,而蒸蒸日上的资产阶级(如拉斯蒂尼)则是惟利是图的恶棍。

   值得说明的是,上述对于历史发展的基于道德主义与审美主义的批判是有条件的。首先,只有当经济发展、物质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中主导的思想意识,科学技术与工具理性已经成为霸权,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成为思想界的中心时,反现代化的道德主义与审美主义才具有批判的意义与功能。根据这样的标准,我们不排除在特定的时期,道德主义、审美主义的思潮或文化话语本身也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潮或强势话语(尤其是当安与政治运动或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活动勾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同样应该受到知识分子的反思、质疑与批判;其次,我们为“边缘”的辩护还要受到人类普遍的价值规范的制约。我们不是为了“边缘”而“边缘”,也不是无条件地维护“边缘”。比如,在现代世界上,那些同样已处于“边缘”的明显违背人类的良知与尊严的原始风俗习惯(比如殉葬制度)就是应当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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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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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论报》(石家庄)1999年03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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