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国元:倡导顶层设计是向计划经济倒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9 次 更新时间:2011-11-09 13: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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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国元  

  

  今年以来,“顶层设计”一词颇受青睐,尤其在学界与政界。

  何谓“顶层设计”?这个词最早用于工程技术行业,比如大型水电工程、核电工程等,源自英文“top-down”,意味着从上到下、由总体到细节的设计过程;后来从自然科学被移植到社会科学,就是从高层开始,站在一个战略制高点,去设计行动方案。

  “顶层设计”借用到我国,尤其是我国的经济学领域的历史并不长。这个词之所以流行起来,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第一,改革开放到了一个需要再选择的关口。虽然过去30年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显得比较凌乱,单兵突进的色彩很浓,如今面临系统性、整体性推进的压力。第二,过去的改革是从下往上进行的,区域化、行业化、部门化的推进遇到了困难,延缓了整体改革的进程。我们必须跳出原有的框框,寻求新的战略思路。

  从媒体披露的有关言论来看,我们觉察到“顶层设计”之所以被重视,主要有以下几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第一,新形势要求加强对改革的统筹力度,要求我们把已经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改革创新,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基本方向、基本目标、基本价值进行更具操作性连接,要求我们把改革真正提升到制度、体制、机制建设的层面。简言之,就是要求全面设计,为有序改革提供可供遵循的“序”。

  第二,社会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将“顶层设计”的理念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在早期农耕时代,社会决策的常态可能是个别决策、感性决策、经验决策。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更加复杂,决策过渡到理性决策、科学决策、集体决策。这就需要很多现代技术性手段,比如需要有智库,需要专门收集信息,然后进行集体讨论;有时需要先试验,然后不断修正等等。“顶层设计”是决策学领域的东西,其意义在于更强调科学决策。

  第三,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呼唤“顶层设计”。一些人以官员财产公开为例,说明“顶层设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最近几年,一些地方,如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等在官员财产公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至今未见成功的完整范例。地方政府虽然进行了许多创新,但往往人走政息。这就是因为我们的“顶层设计”没有搞好。

  可以说,在许多人眼里,“顶层设计”具有神奇的魔力,可以将它定位为指导深化改革的战略思想。不过,在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前,有必要弄清楚两个问题:其一,如何看待过去30年改革的经验以及由此而来的问题与困难;其二,“顶层设计”的核心与本质究竟是什么。

  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改革起源于农村,由分田到户的农村大包干逐渐蔓延到城市的各个领域。在城市,改革由小企业到大企业,由流通领域到生产环节,由经济领域再到金融、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经历了无数的反复与曲折,最终走到今天的地步。总结过去30年,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底层,来自广大民众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第二,改革的方法来自基层,来自民众的思想火花与创造力,来自他们长期的亲身实践;第三,各地区、各部门虽然目的一致,愿望相若,但具体面对的环境条件又千差万别,在改革对象的选择、时间程序安排与方法遴选上也各个不同。因此,虽然改革在全国全面开花,呈现整体推进的态势,但核心的本质在于坚持“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的原则,允许地方看菜吃饭而避免“一刀切”。因此,总结改革的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什么“预先安排、事先设计”。

  即使回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上,我们也很难得出必须改变改革路径、择“顶层设计”而从之的结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阻力更大,困难更多,这是客观事实。因为过去的改革显得比较浅表,利益关系比较简单,矛盾维度不多。但是,这仅仅表明了改革会触动更大的利益,需要更大的决心与魄力,并不表明一些人具有先知先觉、神通广大的能力,可以给改革一个清晰、完整的路线图,民众可以照此办理。那些以系统性、整体性为由而选择“顶层设计”理念的人,其实并没有为自己找到足够的理由与依据。而地区性、行业性、部门性改革之所以难以推广,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改革本身需要的客观条件并不成熟;二是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方法,以致改革可以在全国同时广泛推行;三是全国性的改革设计与规划本质上只是程序性引导与形式化督导,以求改革全面协调推进,但具体事务还得由地方自己把握。这正好证明了过去改革中积累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策略的正确性。

  其实,我们过去30年积累的经验不仅产生了明显的经济社会效果,也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这方面,哈耶克的理论为我们树立了有价值的学术范式。在哈耶克看来,社会是以个人为基础的,尊重个人的独立性,保障个人利益,充分利用个人的创造性,是社会繁荣发展的前提。同时,就整体而言,信息是分散的,知识具有现场性。因此,没有人能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设计安排社会整体的活动,社会演进的历史就是不断试错的历史。正是从这些基本的哲学理念出发,哈耶克揭示计划经济固有的弊端,而且准确预言了计划经济的最终结局。而“顶层设计”,说到底本质上就是一种建构、一种先入为主的计划,就是去掉了具体条件的“一刀切”。这样的策略理念与计划经济时代的高度集权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明白了这点,我们就能看清楚“顶层设计”的要害所在了。

  说到“顶层设计”,我们不能忽视其哲学基础,即理性建构主义。该学说从人的理性出发,认为人可以设计、规划社会活动,制定社会规范,确定社会制度,将社会演变看成是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控制的。这种学说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相对立,将社会演变看成是某种具有必然性的可控过程。这一学说虽然表面上尊重人的理性,但实际上是不恰当地夸大了人的理性,而否认社会演变自身的客观性,令社会演变陷入了某种意义上的乌托邦。而我们过去实践的计划经济是这方面最鲜活的例子。我们看到了计划经济的结果,再冒险“顶层设计”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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