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性的问题”何以重要?——“性自由”之权利论的限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3 次 更新时间:2011-09-17 1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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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  

  

  李银河女士晚近因对轰动一时的“南京换偶案”作公开辩护、并随后委托人大与政协委员向司法部正式提交“取消聚众淫乱罪”提案,而成为了公众舆论的关注焦点。实际上,李银河所提出的“性法律批判”,已经在其《性的问题》一书中得到全面的阐发。李银河有这样一个观察:在中国,性自由的权利却是人们敢于公开宣称“不该有”的一种权利。中国人在“有权利”和“没权利”这两种看法中,总是习惯于首先接受“没权利”的看法。[1]我们的性法律实践,也正是以这样的逻辑在操作。在当代中国“换妻游戏”会受到法律严惩,在李银河看来,实质上乃完全无视人对性自由的权利。在该书中李银河引证了大量的案例来表明,中国的“性立法思想”亟待批判,因为它挑战了当代中国整个法律体系本身——很多惩罚并没有相关法律条文之根据,还有些惩罚虽然有刑法上的根据,但却与宪法相冲突(宪法第33条规定保障人权)。因此,对于时下那起轰动社会的换偶案(基于自愿、并无受害人),李银河呼吁“保护马教授的人权”、废除违宪的聚众淫乱罪。

  确实,需要首先予以认肯的是,权利观念——不止是性方面的权利——在我们生活世界的制度性确立(而非纸面确立),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建设亟为重要与迫切。在认肯这一基点上,我想在本文中,对李银河应对“性的问题”之进路,作出进一步的批判性分析。

  在学理层面上,李银河追随福柯的论点而强调,“性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应当成为任何立法的对象”。[2]换言之,性不应单独成为惩罚的对象。福柯尝言, “当我们惩罚强奸时,一个人应当仅仅因人身暴力受惩罚,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受惩罚。因此可以说,它仅仅是攻击行为而已:从原则上讲,在用拳头打一个人的脸或用阴茎插入一个人的生殖器之间没有什么区别”。[3]这个观点尽管激进,却并非不可成立。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性的问题,其实是暴力的问题。比方说老公打老婆,比方说强奸。李银河书中谈到了“婚内强奸”,但并没有进行展开、做出自己的论述,而仅仅列举了正反观点:“反对设婚内强奸罪的意见认为,既然结为夫妻,就有与对方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和义务,按照这一逻辑,婚内强奸者有权利,婚内被奸者有义务,婚内强奸罪因此不成立。赞成设立婚内强奸这一罪名的观点则认为:婚姻关系中的个人仍是有人身权利的个人,婚姻关系不能改变强奸行为的犯罪性质。”[4]这两个观点看似各有依据,但若参用上面福柯主义论点的话,这个问题之内核其实是十分清晰的:强奸根本上是一个伤害他人的暴力行为,“婚内强奸”仍然是一个赤裸裸的暴力行为,此内核并不因为其所涉及的性的因素(“婚内”)而发生改变。换言之,“婚内强奸”和“婚内殴打”一样,是赤裸裸的家庭暴力。

  因此,我们生活世界中许多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暴力伤害问题——强者对弱者的蓄意伤害。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李银河所说的“强奸和对儿童的性侵犯可以视同于伤害罪加以处置。”[5]与此同时,我觉得性法律批判仅仅停留在福柯和李银河的这个层面上尚是不够的。我们须要接着他们把问题再推进下去,作出一个更深层的批判。

  生活世界中还有一些性的问题,不是暴力伤害问题,却是权力结构问题,比如老板对女秘书的性控制。许多老板是上了年纪的老头,他用暴力还未必能强奸得了,但是他依靠文明的社会权力结构,来实现性侵犯。李银河书里曾提到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和天津的纱厂女工所遭受的性侵犯[6],就是一种制度性或者说系统性的侵犯。而我的论点是,对于这种制度性侵犯,基于权利的现代法律体系恰恰无所作为。而今天的法律所比较有效的,是应对那种赤裸裸的霍布斯世界。我们都知道,在霍布斯主义的原初状态里面,人和人是像狼与狼般撕咬,你没对方强壮,你被强奸、或被打,都是活该。法律所带来的为什么是文明状态呢?就是大家不能再这么干了,换成想办法做老板,做领导,当大官,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sublimation”(可译为崇高化或升华)。赤裸裸的性欲、力比多,转变成了在事业上追求成功的力量。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公布出来的情妇就有几十名,还有没追查出来的(中纪委《关于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中就有“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一节)。[7]那些被他玩的妇女,不管是有家室还是未婚,都不敢反抗。陈良宇便是力比多通过“升华”自己而达到自身最大满足的一个例子。

  问题的严峻性乃在于:今天,马路上随便强奸的那种性侵犯有多少,而文明社会的成功人士、老板、大官们的性侵犯,又有多少?而法律,对这种文明的、结构性的权力机制,恰恰是无所作为。邓玉娇反抗这样的制度性侵犯,反而被以“故意杀人”逮捕,因为她不文明,像野蛮人那样拿刀刺人。天地良心,这是一个弱女子!她在文明社会里,就只能拿刀——而不是法律——来维护自己。坊间说某香港大牌明星拍戏之余招妓还不给钱,对方问他追讨,大明星说你看看我是谁,有没有搞错?此人当然是极其恶心,可谓一个人渣,但这里问题不是主体性的、个人性的,而是结构性、系统性的。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导演玩女人、明星玩女人,和老板玩女人、大官玩女人一样,都是日常现实、常态,你反抗反而是不正常、变态。如邓玉娇,一个宾馆小服务员,还敢对制度性侵犯说不,所以她被抓进去后首先就被送去做“精神评估”。但毕竟邓玉娇只是少数的“变态人士”,大多数的人都是王小波先生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对性法律的批判,就须要触及到这个层面。在李银河女士的话语体系里,只要是成年人自愿的,就应该被法律认可,属于性自由的权利。那么今天这种很黄很暴力的社会结构,李银河的性法律批判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记住,他们很文明,对方是自愿。然而被侵犯的她们,除了“自愿”或走邓玉娇之路外,有别的选择么?

  因此,很多“性的问题”,其实不是性的问题,而是(1)暴力伤害的问题,以及(2)社会权力结构的问题。法律确实能有效应对前者,却解决不了后者。故此,我们不能满足于自由主义的法条主义,需要更进一步推进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李银河书里还表述了以下一个看法:西方国家把儿童性行为的自愿年龄线定在16岁、18岁甚至21岁,而我们定在14岁,李银河认为这说明“我们国家的法律比较尊重儿童的人身权利和性权利。但是,我们的立法思想还远未达到取消自愿年龄法的高度,这是我们的法律有待改良的地方。”[8]这里李银河亦是从性自由的权利入手,认为儿童也应赋予性自由,应贯彻自愿原则,在孩子不自愿情况下进行性行为,其实就是伤害罪。然而这其实也不是性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法律意义上确立主体的问题,即什么时候,人可以被视作是“autonomous”(自主)的。如果我们立法思想真的如李银河所期待的那样去“改良”,彻底取消“自愿年龄法的高度”,结果只会是灾难性的:很多男孩女孩都没发育,没有生理上的性需求,甚至没有性知识,很容易就在“自愿”的名义下成为被侵犯的对象。

  我们可以看到,李银河性法律批判的基点,实质就在落实权利这个启蒙概念上:她认同这样一种性自由的权利观念,并把它推到逻辑的极限。这在她看来,是现代化的方向:“检讨我们的立法思想,把其中过于原始的东西去掉,换上比较现代的观念。”[9]于是,李银河把性概念转换成了一个权利概念,所以她强调“性的问题”没有必要予以特殊化对待:某人喜欢婚外情、喜欢乱交、换妻游戏都是其性自由,而老公打老婆、强奸则是侵犯权利的暴力伤害。在李银河看来,“人类的一切性活动应当不关法律的事。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性立法思想,对我们的社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强奸、虐童等“应当以暴力伤害的名义受到惩罚,而不应当以性的名义受惩罚。一切非暴力的、非强迫的、双方自愿的性关系都应当得到理解,都应当被接受。”[10]这就是李银河“性法律批判”的结论。

  正如我在本文伊始已表明,权利观念在当代中国的确立亟为重要。[11]但是我回过来要问:将性的问题消解掉,完全变成权利的问题,是否恰当?李银河说,“性不关法律的事。”[12]那么我不得不追问,它关什么的事?或者它本身不是个事?福柯赞同不要将性予以任何特殊化对待,而李银河紧紧追随福柯,并将他的论点用权利话语进行了再包装。但我的论点是,性的问题,恰恰还是需要予以特殊的关注,因为它并不能化约为权利的问题;恰恰是在性的领域,我们见证了权利逻辑的有限性。

  权利真的能解决性的问题么?前文谈了社会宏观的权力结构问题,下面再来看微观但最基本的家庭结构问题。性的问题的特殊性,因为它涉及到人类社会构型的基本单位——家,或者说,relationship。现在社会上那么多relationship problems,那么多人不得不找精神分析师、寻求couple therapy。性自由话语(例如李老师近日为换妻、乱交的性权利背书),对于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家庭结构之解体的影响,很少有人给予专门的关注。为什么性的问题必然涉及relationship的问题呢?这就涉及法国精神分析师拉康所说的“sexuation”。

  和福柯关注“性态”(sexuality)不同,拉康关注“性化”(sexuation)。什么是性化?当无性的孩子,变成有性的个体(sexed individuals),性的问题就出来了,个体之间产生出某类独特的关系(情或爱、色或欲),而性的独特问题就在这种关系中产生。所谓“食、色,性也”。这就是说,对另一个人所生出的色,被看作是人的“本性”。但和食不一样,色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涉及到另外一个个体(食只有在吃人时才涉及另外一个个体)。换言之,别的事,如衣食住行、事业等等,你靠自己一个人奋斗就可以(这是主体性的领域),但色则定然涉及到另外个体,这就关涉最低意义上的“群学”(此词借自严复),因为这里就产生了relationship的问题。两个个体之间的问题,要处理的话,如果不是霍布斯准则,这就涉及到社会性的规范。上古之时解决男女之事确实就是霍布斯准则。“婚”字为什么是女字旁边一个昏暗的昏呢?《说文》云,“娶妇以昏时,故曰婚”。[13]这就是说,要获娶妇女,在月黑风高时比较容易得手。[14]所以《易经》有“匪寇婚媾”、《礼记》有“婚礼不贺”这些说法。[15]这就是霍布斯主义“自然状态”的解决方法。所以周公要“制礼作乐”,一旦制礼作乐后,就会开始形成一套规制性的规范,来调节该怎么做,之后就形成了夫道、妇道。而一旦在性领域里形成一套稳固的社会-文化规制后,它反过来又影响性化本身。这就是波伏娃所说的,女人,是被塑制成为女人的。那些前定的符号性的社会文化,已全面规制了你怎样去成为一个“女人”。拉康因此说,现实中的女人其实是“化装”(masquerade),“女人并不存在”。我们这边从汉儒以降开始讲王道三纲,夫为妻纲,三从四德,虽然老婆不用抢的了,高举的斧头没了,但性领域里面结构性的权力关系则建立了起来,两性各自接受符号性的文明“化装”。

  而今天以权利为基点的现代法律,对这种王道三纲确然是一种应治。女人的主体性也确立了起来。这当然是要予以肯定和捍卫的。但我在这里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权利、法治真能解决性领域的问题吗?不仅仅是社会宏观层面的权力结构所造成的那些性问题,溢出了现代法律系统的有效处理范围;即便性领域里面最平常但最根本的家庭结构,也同样标示了权利逻辑的有效性边界。此处我甚至只说比较纯粹的状况(即,有感情的couple),而不谈今天那许许多多为了钱或权结合起来的利益夫妻。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对于后者那种没有感情的利益夫妻,现代法律才能派上用场;而有感情的,法律实在帮不了太多东西。我研究精神分析,在墨尔本生活了近七年,参与很多couple therapy的实践。两性之间有感情基础和没感情基础,马上就能感受出来,因为他们谈话倾诉的内容和倾向都不一样。那些没有基础的,我们很快就会推荐他们找律师,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各自的利益、权利、所有权、监护权等等。律师能帮他们跟法律打交道。然而精神分析师存在的本身,就恰恰标示出法律系统对于解决“性的问题”之无力。

  李银河在书里使用了大量案例,而我在这里只说一个案例。一对墨尔本的华人夫妇,感情本来很好,但小孩出生后,在小孩的教育上发生严重分歧,都说服不了对方,婚姻关系越来越僵。墨尔本是现代法律调节的社会,法律能怎么处理呢?该夫妇每天吵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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