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论表达权与言论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0 次 更新时间:2011-01-14 1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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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晖 (进入专栏)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近年来,这四权一直为高层领导人在各种重要文件和讲话中反复申述和 强调。这四权、特别是表达权(它是其他三权的前提)如果能真正化为实践, 那将是我国公民的一大福音,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进步。

  什么是表达权?它包含哪些要义与内容?怎样才能不只是停留在字面上 而能落实为公民实际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这些都有待细加研讨和阐明。

    

  什么是表达自由

    

  表达权,亦即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主要是指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但它比“言论”的自由涵盖面更广:

  一是其表达形式的多样性。不限于由语言、文字形成的言论,还包括象征性 语言(symbolic-speech),如形体动作、图像、绘画、雕像、音乐等。艺术 形象,企业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的标志、礼仪(如献花、悼念、宗教 仪式、团体聚会)以及其他某些表达内心意愿的行为等等,都属于表达自由 。如上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反对入侵越南的战争而撕毁征兵登记卡;美国学 生抗议越南战争而佩带黑色肩章上学;因宗教信仰自由而拒绝向国旗敬礼( 理由是非其教义所规定崇拜的偶像);因不同政见而撕毁国旗,甚至穿着表 现政治倾向的服装、携带纳粹的旗帜,都被联邦最高法院在其判例中援引美 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判决为公民的表达自由而不受惩罚。这类的表达自由常 常都归入言论自由范畴。2010年上海高楼大火,造成重大伤亡,事后10~20 万人前往献花悼念并问责,也是属于公民的表达权,政府应当予以尊重和保 障。

  二是体现于宪法中确认的某些公民基本权利,它涵盖各项政治自由(言论自 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等等),科学研究 和文艺创作的自由,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信息传播自由,等等。

  1948年的《联合国人权宣言》第一次把表达自由宣布为国际法规范。宣言的 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 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 和思想的自由。”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表达自由的 权利扩展到适用所有的媒体:“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 寻求、接授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 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要求签约国保证“传播科学和文化” ,并且“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要求跨 越国与国之间的表达自由必须考虑和重视全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的发展, 特别是首次确认了通过互联网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之 间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流,各国不应当对互联网上的表达自由进行过多的限制 。

  我国政府已签署了上述三条约,除政治权利公约外,全国人大也已批准 了其他两个公约。我国宪法所列公民的基本权利中,也有属于表达自由的项 目,如第35条的各项政治自由,第40条的通讯自由,第41条对国家机关及其 人员的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的权利,第47条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 活动的自由,等等。但同上述国际条约的规定尚有相当差距,有待充实;更 重要的是这些自由缺乏立法保障,往往只是宪法上徒具琳琅满目的言辞,而 无实际的效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党政干部对宪法上述规定的漠视甚至蔑视, 而习惯性地违反;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我国宪法不像民主国家宪法那样是“可 诉性的”,我们对违宪侵权行为不能通过宪法诉讼解决,而又没有相应立法 为凭借,去进行维权的司法诉讼。相反,倒是无权立法的某些中央和地方党 政部门违反《立法法》的规定,擅自制定一些限制、压制公民和社会组织的 表达自由的法规、规章乃至“红头文件”和不留痕迹的“口头指令”。恰如 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宪法“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 中废除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 页。)

    

  表达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

    

  表达权是公民和社会组织享有和行使其政治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前提。

  表达权作为人权,主要是基于人类本性及其需要所决定的。人是自然界中唯 一有思想、意志和能运用语言文字等进行自由表达和在人际间自由交流的动 物。这是体现人的存在和人格的标志。“我思故我在”。但有“思”而不能 向人表达交流,“思”就毫无意义,思想也不可能得到萌生和发展。长期被 关在与世隔绝的单人牢房里的囚犯,失去了与他人对话的表达自由,往往成 为痴呆或疯子。因此,表达自由、言论自由是人性的自我实现,人格的自我 表现,人的本能的自我发展与完善,乃至人之所以能作为人而存在的必要条 件。表达自由能使人感受到作一个独立自主的自由人的资格,赋予一个人作 为人的尊严。个人的表达自由受到压抑或剥夺,也就是对他的人格与个性的 摧残。奴隶尚且是“会说话的动物”,如果自由人而没有说话、对话的自由 ,那么,他虽有人身自由,也同一般动物、禽兽没有多大区别了。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的关系只有通过彼此 意思的表达,才能形成。人类的智慧与意志也只有通过表达,才能集思广益 ,成为社会共同的财富,也才能推进社会的进步。所以,表达自由更是社会 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虽然不是充分条件)。遏制、剥夺人们的表达自由, 也就阻滞、扼杀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以,表达自由不仅是个人人格的自我 体现,也是人类的社会性人格的体现,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动力。所以,表 达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私权利),也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的公权利,是行使 其他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力的前提条件。

  表达自由有三种基本形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 会游行示威等等。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其核心——言论自由略加阐述。

    

  言论自由——表达权的核心

    

  言论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主要形式和基础,是所有其他形式的表达自由不可分 离的核心和母体。没有言论自由,集会、结社、新闻、出版、游行示威、批 评检举、控诉等等自由和权利就无法实现,也不能行使通讯自由、选举的意 志自由和通过言论等方式以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 自由也会成为泡影。

  言论自由作为人权,作为人自身的目的,其对个人的重要性,已如前述 。从公民的政治权利视角而言,言论自由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基本条件,是推 进社会科学文化和人类精神自由发展的凭借。

  1. 言论自由是公民参与政治:监督国家、实现当家做主的必由之路。

  民主政治或多数统治的基本原则是,其统治必须建立在多数公民的同意 上,其决策必须是民主的、公开的,其权力必须受公众的监督。要实现这些 要求,就有赖于开放言论自由,使公民得以通过自由地表达其意志和意愿, 来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作为对应于国家公权力的公民言论 自由这项公权利,是公民实现对国家的参与权、监督权、抵抗权的主要手段 。

  公民通过各种渠道,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进言献策,对话争鸣,使民意集中 ,民情上达,使国家权力渗入社会性的营养,使执政者的决策建立在人民共 同意志之上,得到公众的认同、信任与支持,拥有公信力和群众基础。此即 所谓“政通人和”。

  公民通过知情权和信息自由,了解政府行为的得失利弊,然后运用媒体等手 段,自由发表言论,形成舆论,就可以对执政者进行警戒。

  在政府无能,官僚腐败,权力失控,民不聊生之时,如果公民和社会组织还 有适度的言论自由,则可借自由的言论进行舆论抵抗,对专横的政治也可以 遏制其发展,保护人民的权利。“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无道,则“群 起而攻之”。再则,言论自由也可成为出气口,泄洪道,使民怨得以宣泄, 不致积累矛盾,酿成总爆发的危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广开言路, 有利于社会稳定。

  2. 言论自由也是推进先进思想文化和提高人类精神境界的动力。

  百家争鸣,才有利于发现科学真理,有利于文化上的百花齐放。历史上大凡 体现新思想的科学理论和文化样式,在初生时总被视为异端。如果社会容许 有讨论的自由,就可以使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脱颖而出,使科学文化繁荣 昌盛。

  言论自由还是现代社会政治与精神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尺。作为言论自由的组 成部分,讨论自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重要方式。通过彼此切磋问难,自 由辩驳争论,人们尽情抒发个人的才智,使良知得到尊重,真理得以彰明, 对个人也产生成就感和自我表现的满足。所以,密尔把它称之为“人类的精 神福利”。(密尔:《论自由》,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3.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言论自由的价值也可从反面来衡量。没有言论自由,搞所谓“舆论一律”, “定于一尊”,只许发钦定的议论,或者进而强制“统一思想”,按领导人 规定的“舆论导向”表态,不准自由讨论,不准提相反的见解,只会造成思 想僵化和停滞,错误言论将永远错下去;钦定的正确言论也将逐渐变成僵死 的教条。

  剥夺人民的沉默权(这是反向的言论自由,即不言论的自由),则将鼓励 说假话,助长思想霸权和文化专制主义逞威。更有甚者,像古代封建帝王大 兴文字狱那样,搞“大批判”,“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却不容许被 批判者有任何辩护的权利,那就势必扼杀真理,颠倒是非,知识精英夭折, 国家元气大伤,文明倒退,并造成数以十万、百万乃至千万人的冤狱。我国 从反胡风、反右、反右倾、大跃进,直到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无 不是从压制、扼杀言论自由开始。所以,邓小平才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 声”。

    

  言论自由的要义

    

  1.言论自由首先是有发表不同意见或说“错误”言论的自由,即不在于 有说正确言论的自由(因为被公认为、特别是被权力者指定是“正确”的言 论,是不会受到压制的),而在于有说被认为是“错误”言论和违反主流言 论乃至与现行宪法法律不一致的言论的自由(只要不见之于行动上破坏宪法 和法律),否则就不叫言论自由。不允许有与现行宪法和主流观点不一致的 言论的自由,也不可能出现对宪法和法律的修改和对国是的新的主张。

  譬如有人提出对现行政治体制或国家结构体制不同的主张,作为一种政见, 即使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只要他没有采取或煽动采取暴力手段并予以 实施,来改变现行宪制,就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应当允许发表和讨论。即 使执政者依法可以动用行政手段来限制这种言论的“自由扩散”,也不能借 此对他定罪。

  对事关“危害国家安全”这类重大罪名,在适用时更不宜作扩大解释。记得 1979年我刚调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时,曾亲历我国第一部刑法草案的 研讨和审议。在其第90条界定“反革命罪”时,原稿中有多种提法,如“反 对”或“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之类,都是一些外延和弹 性很大的广义词,对社会主义社会某些现象不满,都可以上纲为“反对”“ 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不同看法,也可以 扣上“反对”的帽子,判处“反革命”罪名,这在文革中是习以为常的。为 吸取这个教训,在彭真同志反复斟酌下,乃改为“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 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 ”这样加上“推翻”“政权”和“制度”的“目的”与“行为”等限制词, 其归罪面就小得多,不至于将那些只是在思想言论上“反对”、“破坏”某 种理论或主义的人,都入罪为“反革命”。当然,“反革命罪”的罪名本身 也是不确定的模糊的,而且是一项政治罪,容易导致扩大打击面。所以,后 来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就废弃了“反革命罪”的提法,改为“危害国家安全 罪”。今天,我们更应当秉承这种立法精神,对这类罪名的认定,作更严格 的狭义解释,不宜扩大化,以避免陷入“以言治罪”的错失。

  2.有沉默的自由,即有不言论、不表态的自由。那种强迫人们作违心之言, 或表忠心,或坦白隐私,是一种精神迫害,只会使假话盛行,真言敛迹。至 于通过残酷的刑讯逼供以获取口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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