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大学自治和地方自治:知识分子的两大努力方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0 次 更新时间:2011-01-13 16: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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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笔者受到刘卉《2011年:最值得期待的十大法律博客》的启发,撰写《一代知识分子的日落!》。笔者对行时的第五代知识分子,普遍评价不高。因为,正是由于第五代知识分子,迎合权贵和奸商,不仅丧失理性和操守,而且丧失良知和担当,在时代的转型中,甘当鸵鸟,致使学府彻底沦陷。

  令人欣慰的是,小稿得到刘卉理性、平正的回应。刘卉与笔者切磋时,引用了张千帆先生的一段话:“更重要的是聚集民间的力量、民间的资源,看看我们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刚才大家都提了很好的建议,尤其是建立记者、律师、学者的‘自由职业共同体’。在这三者当中,记者风险最大,因为是第一线的;律师次之,只有在记者‘犯事’之后你们才发挥作用,但是风险也很大;学者风险最小,而我们自己也感觉多数学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我相信许多学者还是想做一些事情,只不过不知道该做什么,需要你们告诉我们做什么。”

  张千帆先生是当代知识分子群落,十分有趣的一位。这位“海龟”,原本是物理学的种子选手,但是,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时候,突然发现,大陆更需要的不是“物理”,而是“法理”。张先生一直自称“法学门外汉”,推进宪政的研究,不遗余力,是被搅混水的法学界,一位难得的有良知的先生。

  张千帆说许多学者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依张先生的性格,这不是客套话。这就有意思了,那么多年的历练,知识分子居然越活越糊涂,真不知道伊于胡底?

  大陆全能政治的实施,将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釜底抽薪,直到现在,“单位制度”,尽管超期服役,但是,依然成为知识分子头上最硬的一块“天花板”。按照郑也夫先生的说法,知识分子寻找自己的社区,依然任重而道远。

  《一代知识分子的日落!》指出:1998年开始,学术达人与主事者“合谋”,将学府成功改造成为后极权时代的“垄断企业”。九十年代依然残存理想主义的学府,主事者用十二年的功夫,彻底转型为犬儒主义的学店。

  秦晖、贺卫方、张鸣,都属于残存的,但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具有良知和理性的三位先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倾慕三先生的学子,还以为他们多么风光!

  其实,他们过得都很窝囊。

  当然,没有最窝囊,只有更窝囊。中国政法大学萧瀚,也算是很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多年来,不弄教师资格证,不照样开设《中国宪政史》?尽管,每回讲不到秦汉,就结课了,但是,学友们知道遇到一位有个性的好老师。不知道哪里吹来一阵风,萧瀚就不能上课了。至于萧瀚被西北政法大学老师,请去演讲,竟然惊动国安!就可以想见,背后有多少双眼睛,在注视着学店的一举一动,难怪,西北政法大学贾宇校长,对于萧瀚的到来,如坐针毡,惶惶然不可终日!萧瀚终于没能去西安演讲,贾宇如释重负。

  笔者不大喜欢萧瀚的做派,但是,居然剥夺萧瀚讲学的权利,从这一个案,可以窥见,堂堂的学府,承办特务工作!

  记得刘军宁先生,曾往中国政法大学演讲,中国政法大学有司,进行精细化管理,刘先生来到教学楼前,恰好准备演讲的教室停电了。事情过去之后的两三天里,联系讲座的学友,一直被跟踪。

  田园将芜,胡不归?

  既然第五代学术达人,配合有司,致使大学彻底失魂落魄;那么,第六代学者,迫在眉睫的工作,改良土壤,调节温度和湿度,将学店恢复成为学府。这一工作的目标,就是大学自治。

  学术界寄希望于“去行政化”,笔者看来,只是无厘头演出而已。问题的症结在于:大陆学府,只有复旦大学的杨玉良校长,具有去行政化的境界和自觉。其他学府,恐怕要依托于行政化的去行政化,突增笑柄而已。

  大学,原本学术共同体,已经被配置为行政机构。笔者以为,比起普通的行政机构,这里更加隐蔽,所以,教师和学友的权益,不经意间,往往受到侵害。固然,农夫、工人权益受损,欠缺救济渠道,但是,师生权益受损,依然欠缺救济渠道。

  师生权益受损,很大程度上,缘于学府的“密闭性”。从表面观察,似乎大学师生,代表先进文化,握有话语霸权。实则,单位制度存留的落后、蛮横,远较其他地方,为甚!依托于现有的制度安排,而要生成学者共同体,实在是南辕北辙,荒谬得很。

  革除学店陋习,固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具有良知的学者,理应通过“围观”,给以高度的关注,通过外部压力,促使有司不致更加荒唐,这是相对比较可行的办法。

  学术达人,固然,掌控很多资源;处于边缘的真正学者,也不应该消极无为,可以通过跨学科的学术沙龙,校内外的学者,互通声气,激发思想和活力,在这一基础上,慢慢形成学者共同体。

  学者共同体的发育,由于不用坐班,习惯于个体作业,在大陆社会各行各业共同体的建设中,几乎可以说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我看来,“的哥”,反倒是大陆社会共同体建设的先锋。

  学者眼睛向内,通过共同体建设,向大学自治迈进的同时,还要眼睛向外,关注大学所在社区的建设。这是当代学者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学者共同体建设为中心,以大学自治和地方自治作为两个基本点。

  大学与城市,具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形成独特的场域,绝对不是产学研相结合,那么简单的关系,而是有着鲜活的生态。

  一般学者,既不关心大学的生态,也不关心生活的城市生态,实在是匪夷所思,令人费解。这种怪现状的形成,固然,全能政治,“功不可没”;但是,知识分子落后的生存心态,难辞其咎。

  难以想象,自己的社区和生活的城市,发生那么多触目惊心的悲剧,知识分子,居然有勇气乖巧地将头埋进沙里,心甘情愿成为“鸵鸟”。一代知识分子的堕落,已经无可挽救!

  难能可贵的是,不甘堕落,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抵抗投降。秦晖、贺卫方、张鸣,三位先生都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突围。三位先生,不能改变大学的“小气候”,坚持不懈进行呐喊,期望“大气候”的变革,仿照高王凌先生的说法,三位都有修齐治平的理想,所发皆为“大言”。这是三位先生的特点,也是具有良知的第五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风格。而作为第四代知识分子的江平先生,感慨平生,自称“我所能做的只有呐喊!”

  第六代知识分子,比如许志永和滕彪,眼光和见识,不亚于秦晖、贺卫方、张鸣三位先生;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许志永和滕彪,不仅理念纯正,而且雷厉风行,坚忍不拔的展开行动。许志永竞选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设立人大代表工作室;带领家长面见海淀区有关部门,争取没有户口的孩子,在北京“小升初”的权益;筹集善款,救助在涵洞里面过夜的访民。桩桩件件,都实实在在。

  如果说,第五代知识分子,喜欢激扬文字,那么第六代知识分子,习惯开展行动。勇敢地行动,这是第六代知识分子特别宝贵的品格。

  我们知道,许志永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缘于孙志刚事件中的三博士上书。“上书”这种方式,是第五代学者,惯常的行为。但,许志永、滕彪,坐而言,起而行。

  尽管,许志永公民调查团,赴乐清调查钱云会事件真相,得出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的结论,激发了强烈的反弹;但是,笔者对于许志永,依然具有同情的了解与温情的敬意,正是在许志永身上,笔者看到了甘地和曼德拉的身影。

  第六代知识分子,面临两大战略任务,既要眼睛向内,追求真理,建设象牙塔,又要眼睛向外,追求正义,来到十字街头,建设公民社会。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2011年1月12日,21:16分,书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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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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