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知识分子从救人到被救的地位转变

——2022年11月3日台湾中央研究院主题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0 次 更新时间:2022-11-06 01: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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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 (进入专栏)  

  

   一、绪论

   士,历来都视为四民之首。士皆读经治经,为经生。王充认为其杰出能文者才叫文人。清代,这种士阶层的内部高下之分,已发生变化。经生地位渐与文人争胜,文人也因崇经拜经而欲兼擅经师之名。

   另一种变化,是士本来不同于农工商,只谋道,不谋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可是宋朝以后士人生计愈发艰难,山谷已云“家贫只以官为业”,后来则普遍以仕途为正途,谋道变成了谋食。

   清朝更异化(dissimilation)之,为了谋食,可仕可不仕。仕得官热,可以钟鼎美食、交际应酬;若仅得冷衙门,则修书、研经、撰文。实在支持不下去,乃弃官不仕,自为医卜星相、农工商艺,流浪江湖以苟全性命。

   不论是异化为功名利禄之徒,或异化为升斗小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士阶层显然已松动离散(diaspora)了。

   离散当然有流动之意,但流民却还不足以说明士阶层的离散。本来流民、流盗、流寇都因飢起;清朝大量文人、经生之流浪求食,当然也因为飢。可是经生和文人虽常弃本乡却往往不弃本业,甚至三餐不继而著述不辍。

   这看来是谋食无方中仍有虚弱的谋道执念。但这经史著作和辞彩文章,其实也是他们仍能活下去的凭借及希望。《史记·张仪列传》曾描述张仪被楚相“掠笞数百”,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否?”士人只会读书游说,固然令其治生困难,但读书游说同时也是他的“舌“,是唯一可倚重的资本、翻身的凭借,轻易不会放弃。

   所以这不是谋道的执念,只是虚悬理想或招牌、亦不放弃士的身份认同而已。

   道光以后,连这一点都渐渐不能维持。文士经生,或以士的身份为玩物,猖狂乞食,如龚定庵父子;或游幕经世,奔走于士官阶层与民匪之间,如包世臣;或复古、颂圣,悠邈海国,以自谋生路,如魏源。虽游行取食彷彿如故,但行诡道、出权奇已渐多,“本业”亦大受冲击,经学散及佛道、史地溢至边疆与域外、眼光也渐次下移于民氓。

   因为文士经生已经是民氓了。建安元年,郑玄自徐州返回高密,路遇黄巾数万人,知是郑玄,都伏地而拜。到太平天国时,哪还有此事?打砸孔庙、书院、名儒祠堂,经生经师都只能随百姓逃命,遭遇且比老百姓更惨。

   洪扬之乱十五年,然后又是捻乱、晋陕甘回变等等。这期间,文人经生不是广遭涂炭,就是投身军旅,完成了身份的转型。另一部分,则是到开埠的洋风城市里学着做寓公、买办、报社商社老板和记者编辑,参与了近代的传播大革命。

   二、清代经生的性质:文士通经

   清朝学术史,自梁启超、钱穆以来,已有的基本匡廓和学术主线,已被描述为一个经学时代:清初顾炎武提倡经学、阎若璩辨尚书、胡渭辨易图之后,乾嘉既是政治的盛世,也是经学盛世;道光咸同,承其风气而渐有新变,但不是变弱了或要改掉了,而是更深入地要以经学介入时事;同时乾嘉所重“汉学”主要是东汉,这时就还要上遡西汉,进而求索先秦乃至孔子。光宣时期,继此风习,经学与其朴学方法甚至还延伸进了民国,影响着胡适一代人。

   在这样的经学时代,学者当然主要是治经,成为经生。但史学、诸子学、小学,其实也都是经学(或经学的一部分、或其延伸……)。理学或“宋学”成为较次要的部分、潜流、反抗力量等等。

   这是我们学界的基本认识。百余年来,循此考察,弋获实多。

   但发现的眼光同时也变成了遮蔽的布幕。比方词章,在此框架中如何安身?

   从姚鼐到曾国藩,都曾以词章、义理、考据统括学问格局,可是我们现在只说考据一边的事,义理都难得顾上了,谁还理会词章?

   经生,大抵也能作诗且常作,钱大昕“微茫云水自萋迷,平远山光入望低。唱罢竹枝帆尽落,孤篷残梦尚湖西”,才情就很不弱。王念孙也有《丁亥诗钞》,惠栋则甚至还注解过王渔洋呢!但研究清朝经学的人往往不知道这些。

   词,意内言外,多公羊学及汉易之绪余,现今又有谁能来讲讲?

   骈文、律赋,清朝更都有起衰复兴之盛,所谓经生,如阮元、孔广森、洪亮吉、凌廷堪等,多是此类阵营中之大将。可惜梁启超、钱穆、胡适诸君于骈文、律赋等亦皆不识之无,无法讨论,后学也就嘿默不能言语。因为拼凑文献,考来考去不难,而诗、词、骈文、律赋、对联等,现代学者对之却有隔行如隔山之憾。

   这不是说漏掉了某些部份,补充补充就好,而是整个主线和性质的问题。

   早在2000年我参加扬州学派研讨会时,就反对用乾嘉学派或其分支来定性扬州,因为扬州刚好是“博学于文”的典型,是文人而喜欢并擅长经学,故治学方法、研究范围、精神意趣、人生态度、生活方式都跟考据家不同。从大局看,这种类型其实比朴学考据更为重要,也更普遍。因此我建议翻转过去的思路和套路,改由“博学于文”去理解清朝经生。

   可惜,习惯并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这些年来似乎只有蔡长林《文人说经与清代学术》等少数人与我呼应;所以我2008年又出版了《六经皆文:经学史/文学史》一书,希望大家再多想想。

   三、文士经生,艰难的自我定位

   既然文士通经说经,则所谓“经生”之范围自然该扩大。例如纪昀,反理学之经学意见贯穿于其主编的《四库全书》中,影响甚大。其《阅微草堂笔记》则跟袁枚小说和随笔中经常谈经相似,岂能排除于经生之外?除非“经生”是个贬义词。只要经生不特指读经读迂了的书呆子,经生就包含许多诗人。我写过《诗话诗经学》,也证明过清代诗经学之主力并不在几位注解、研究《诗经》的经生,而更在大量的各种诗话中。

   现在的文学研究界,若问清朝谁论诗特别强调经学,却已很少人答得出,或只勉强能答出几个人。而其实《诗经》之学在当时诗人之间,如盐在水,无乎不在,而又难以如现代专业学术领域这样个别指认。

   随便以李重华《贞一斋诗话》为例来看。??他辨体论诗,反对渔洋。这种人,喜欢立宗法门庭以供趋从,所以重学。重视学养也没问题,可是一说就勾联住经学了,云:「诗有性情,有学问。性情须静功涵养,学问须原本六经。不如此,恐浮薄才华,无关六义」。

   看起来是兼说性情与学问,而其实侧重尽在学问一边,故继而曰:“昌黎全本经学,次则屈宋扬马,亦雅意取材,故得字字典雅。后此陆鲁望颇造其境。”又说:“人谓诗有别裁,非关学力者,只就天分一边论之。究竟有天分者,非学力断不成家。孔子曰『镞而砺之,筈而羽之,其为入也不亦深乎?』孟子曰:『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岂非全重学力?”

   又如“诗至淳古境地,必自读破万卷后含蕴出来。……多读书非为搬弄家私,震川谓善读书者,养气即在其中。故胸多卷轴,蕴成真气,偶有所作,自然臭味不同”,都是很极端的话。

   “诗学欲根柢深厚,莫若先将《诗经》注疏合宋元儒说细参之,使说诗具有条贯,本领便自不同”,更是极端。

   愈这样说,愈显示他的经学不怎么样。「昌黎全本经学,次则屈宋扬马」是什么话?归震川文章固佳,歌诗居何地位,又可举以为典型乎?研析《诗经》注疏及宋元儒诸说,诗学乃得根柢深厚云云,亦足证明他读经读傻了,已“异化”为经生,迂远不切文学。

   类似这样的人可不少,例如《拜经楼诗话》首论陈干初之学、《消寒诗话》第六四条辨阳明《春秋》《左传》之说,则皆诗话而杂考证,乃笔记与诗话之相似相而混杂者也。经与文相失,但一种崇拜经典与经学的思想,蕴含其中,明显可见。武进藏镛堂有《拜经堂文集》,吴骞亦建拜经堂,作《拜经堂诗话》,其子寿暘且有《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五卷,皆如此。

   然而,经典固当深研,读之可也,拜之何哉?拜经者之谈诗,又与不拜者有何区别?若其诗论本与经学无大关系,则拜经名书,所为何来?此皆不能无疑也。

   即以《拜经楼诗话》考之,卷四云:「张诚之先生长于经学,所着《虫获轩笔记》中,论诗之佳者,多未见其至当」,可见长于经学者未必深于诗学。《莲坡诗话》则称:「作诗好用经语,亦是一病。老杜诗:『致远思恐泥』,东坡写诗到此句,云不足为法」,是经学虽盛,诗家尚有自守矩矱、不轻于依附者。

   当时治经者,考据家所恃当然是考据之法。而风气所被,谈诗之家,亦常有样学样,动辄以考据言诗。然诗人而言考证,虽足以广见闻而资掌故,其实挂一漏万,罅隙孔多。胡玉缙《许廎经籍题跋》卷四,摘《拜经楼诗话》《莲坡诗话》《野鸿诗的》《诗学纂闻》《消寒诗话》《山静居诗话》《岘佣说诗》等等之误考者数十条,皆精审可按,可以见彼诗家虽好言考据而实不娴于此道。以胡氏记问之博,乃竟不知《岘佣说诗》乃施补华着,则考证之道诚乎甚难,读天下书未尽,谁敢自是耶?

   也就是说,当时文人,自我定位虽有时会首鼠两端,但自视为经生是无疑的。所以有时也来炫技,肆考据、掉书袋,且非常崇经、拜经。

   四、饥寒的士群,居社会何等位置?

   然而拜不拜经,并不影响其生存处境,经生和文士,大抵都同样困于饥寒,处境艰难。

   如吴骞,秦瀛序其《拜经楼诗话》时,曾说他早弃举业,只在荒江墟市专事著述。

   方薰《山静居诗话》自署居山,开卷第一则记载的也是:「乡先生周篔,隐于市廛,读书卖米,……遂至彻贫,而豪迈自若」。

   沈楙德跋《野鸿诗的》则说:「野鸿先生,布衣能诗,家贫好客。客至具鸡黍,有留榻者,则父子必终夜读,曰:我父子只一被供客,无以为寝,故且读书耳」。看来都是皆极为贫苦的。

   这是清朝常态。《履园谈诗》载黄野鸿〈卖书祀母忌辰〉诗曰:「母没悲今日,儿贫过昔时。人间鲜乐岁,地下共长饥。白水当花荐,黄粱对雨炊。莫言无长物,亦足慰哀思」。

   钱泳另举程山溪「缊袍已敝还思典,土灶生尘久绝粮」、王坦庵「破屋正愁连夜雨,荒厨已断昨宵烟」等等,感慨系之。又云有徐荔邨者,岁暮寄内,言:「双手空空岁又阑,西风心与鼻俱酸」,无钱返乡;赖同情者醵金典簪珥资助以归。

   秦大樽《消寒诗话》亦自称:「余庚寅自滇南奉先慈榇回,触目伤心,更为索逋者所迫,刻无好怀」,则所欲消之寒,岂非范叔寒之寒哉?

   《莲坡诗话》亦云:「『长贫知米价,老健识山名』,造语甚佳,忘其姓氏。方复斋时诵之」。此二句,有何佳处?只因触着此辈境况,故特有会心罢了。

   康雍乾嘉之际,承平隆盛,得未曾有。而文士之寒,一至于斯!

   《消寒诗话》分析道:「《论语》『岁寒』章,紧接『縕袍不耻』章,甚有意思。人必有縕袍不耻心胸作根基,而后可为岁松柏。……有志之士,未有不清严简素;若和身倒入繁华靡丽中,哪得更有工夫忧国忧民?其柔筋脆骨,决不能任天下事」。

   说得很好。但这是穷人寒士自勉自励,以自主位置之语;亦此类寒士于困阨飢贫中不废吟哦之令人尊敬处。然而枯槁于山林,虽未必伤其心志,气度胸襟不易恢宏,却实在令人惋惜。

诗话中,记謏闻、资谈薮者,即因此而滋多。如《莲坡诗话》载咏望远镜诸诗、咏烟草诸诗;《拜经楼诗话》卷三载诸葛亮木牛流马法、陈干初〈骨牌颂〉,卷四载明太祖豆腐膳之制、马吊叶子戏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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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龚鹏程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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