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兆明:道德责任:规范维度与美德维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4 次 更新时间:2010-12-08 23: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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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兆明  

  

  “5·12”四川地震中所提出的诸多伦理问题及其激烈伦理论争,诸如“范跑跑”、“万科捐款”等,都以不同方式聚焦于个人道德责任的确定性问题。本文以“5·12”四川地震中的伦理问题为背景,在职责义务担当的意义上探讨个人道德责任的确定性问题。

  

  一、道德责任的规范维度

  

  在伦理学中,道德责任有两个不同方面的理解:其一,职责义务担当。这指向行为主体应当担当或履行的道德义务、职责,旨在揭示自由意志行为者应当做些什么。这个意义上的责任概念与义务概念大致相当。其二,行为后果担当。这指向自由意志行为主体对自身行为及其结果负责,旨在揭示自由意志行为者应当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对自己行为及其结果负责(是无条件的负责,还是有条件的负责)。应当做什么与对行为后果的评价,就构成了道德责任概念的两个不同方面[1]377。尽管道德责任理解的这两个方面具有内在相关性,但是二者的区别仍然是明显的。本文在职责义务担当的意义上使用道德责任概念。

  经过近代启蒙运动的价值颠覆,道德责任确定性的根据主要有绝对命令的义务论、功利主义、契约论、美德论等几个基本理路。康德绝对命令的义务论思想给义务的规定性提供了一种令人震撼与景仰的理路。这是一种普遍有效性的道德要求。康德合理地揭示:一种善的道德义务必定具有普遍性。但是康德却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这种具有绝对命令性的普遍道德义务何以能够避免形式主义、何以能够成为特殊道德实践?因而,黑格尔批评康德的义务论思想是“为义务而尽义务”的“空虚的形式主义”,既缺少层次性,又缺少内在矛盾性。黑格尔继承了康德关于义务规定性的普遍性思想,并以思辨的方式揭示了“行法之所是,并关怀福利”这一义务的一般规定。然而,正如黑格尔自己所述,这种一般的义务规定还只是抽象的,而“作为抽象的东西”是“无法实现”的;这种一般的义务“必须得到特殊化的规定”才能得以实现[2]136-138。在黑格尔看来,道德义务只有在具体的伦理关系中才能被具体规定①。黑格尔在这里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只有被具体规定了的义务才能被具体实践(实现),只有在作为“活的善”的伦理实体中才能对义务做出具体规定。

  功利主义以幸福总量的增加作为道德责任的根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道德行为选择原则,以一种极为鲜明的可经验的方式表明道德责任的目的指向性。然而,正如罗尔斯所述,功利主义目的论的道德责任确定性理路,由于存在着将善与正当相分裂的根本缺陷,因而不合乎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3]19-24

  罗尔斯在论及道德义务时曾将个人道德行为分为三类:自然义务、职责义务与份外行为。自然义务(诸如不伤害他人的义务,在别人需要时帮助他人的义务,同情等)是作为一个人(“一般的个人”)所应当履行的义务。自然义务与社会基本结构、制度性安排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职责义务则是由社会基本结构、制度性安排所确定的义务,它以制度的正义性以及相关人员同样履行相关义务为前提。份外行为(诸如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行为等)在道德上是好的、崇高的,但却并不是“一个人的义务或责任”②。在罗尔斯那里,“职责义务”是有条件的。这种有条件性是指:一方面,这些义务要求并不一般地适用于每一个人,而只适合于那些居于特定职责关系中的个人,即,那些不居于某种特定职责关系中的个人没有履行此特定职责的义务;另一方面,这些义务要求应当以其自身的正义性为前提。相对于“职责义务”而言,同情、助人等“自然义务”作为一般人所应履行的义务具有无条件性。这种无条件性就在于“自然义务”无一例外地适用于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能力的人。当然,这些自然义务究竟应当如何履行,还应当有进一步的语境、语义具体规定③。

  “职责义务”由行为者在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具体角色及其职责关系所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角色义务”相当。角色是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纽结。角色要求对于个人而言是先在的,它表达的是普遍对于特殊、结构对于要素的规定与要求。社会结构中的具体角色规定了拥有这种角色身份的人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角色义务是作为角色必须履行的职责,权利则是作为角色完成义务所必须的权力与应得的利益。角色的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4]70-82,[5]125-131。

  根据角色是否可以自由选择,一个人的角色可以分为两类:不可选择的角色与可选择的角色。不可选择的角色是一种不以当事者意志为转移的被抛入的角色,诸如作为子女、性别、种族等的角色。可选择的角色则是经由当事者自由意志选择决定的角色,诸如职业、婚姻、受教育等。无论是可选择的角色还是不可选择的角色,都有其角色职责规范要求。不可选择的角色职责规范是一个共同体在共同生活过程中长期积淀形成的某种文化共识要求。这种既有的文化共识要求,无须具体个人认肯,且首先以天经地义的方式强加予每一个人。可选择的角色职责规范相对于个人而言尽管也是既有的,但是,个人的某种具体角色却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即,个人是面对诸多角色可能而自觉选择了其中某个或某些角色。个人的这种自觉选择同时就意味着:当一个人自觉选择了这个角色时就已知晓与认肯这个角色的职责要求,并承诺自觉履行这个角色职责④。

  “5·12地震”中的有关道德论争,尤其是“范跑跑”事件的道德论争,当然可以有多个认识解读角度,进而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有一点却是无法回避的:对于具体角色及其职责确定性的思考,是理性地道德论争的基础。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一个人可以同时具有多种角色,其角色职责会发生冲突。尽管这些冲突中的道德责任相互间未必必定具有清晰的价值优先性关系,但是,一般而言,公共生活中的角色职责总是要优先于私人生活中的角色职责。一种公共生活中的角色意识,既是公共生活维系的要求,也是个人守诺有信的要求。当然,公共生活中角色责任的优先性也不是绝对的。譬如,假设角色职责之间发生了冲突,且这种冲突中的一方面是一般公共角色职责,另一方面的角色职责相关事件直接关涉到某一特定对象的根本利益,那么,即使是某种公共角色职责也可以在此特殊情况下被豁免(如一个公务员或一个教师在上班途中,遇见一个突发病危急需送医院抢救的患者,此时此公务员或教师放弃正常上班或教学的职责,这在道义与理性上均可以接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放弃亦有其合理性前提:其一,为了生命等这类根本性利益;其二,一般而言,如果两种角色履行中均直接关涉到生命这类根本性利益,那么,公共角色职责具有优先性,因为这不仅能够在特殊情况下保证正常公共生活秩序,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用,而且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可预期性的生活世界背景。公共生活的正常秩序构成了个人生活的背景,这种背景性存在决定了个人生活的可能状态。如果我们能够认肯这种角色职责及其规范要求,那么,对于范美忠作为正在课堂教学的教师在地震特殊情形下的行为,就会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基本判断。

  道德责任确定的义务论、功利论、契约论理论立场,在总体上是一种外在客观规定、要求、规范的立场,均属于规范的维度。道德责任确定的理论立场,不仅有规范维度的,还有美德维度的。

  

  二、道德责任的美德维度

  

  职责义务的有效履行,首先有赖于职责义务的明晰性。没有清晰明确的职责,就会陷入如同黑格尔所说的主观任意。不过,即使是明晰的职责规定,也会在实践中面临两类情况:其一,职责规定尽管明晰清楚,但有疏漏。规定的明晰清楚同时就意味着是有限性的确定性,这种有限性的确定性总是局限的。其二,尽管职责明晰规定以外的行为可以不作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超职责规定的行为在道德上就是不应当的。譬如,公务员、医生、教师应当关心热爱自己的服务对象。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种职责要求公务员、医生、教师必须自己掏口袋为那些缺少回家路费、交不起医药费或者学杂费的服务对象埋单。不过,如果当事人自己愿意出钱为自己的服务对象埋单,这种超职责义务的行为在道德上就是值得赞美的。这表明:仅仅职责义务还不能充分合理地说明、解释道德责任与道德行为,道德责任还有超出于(角色)职责的更为丰富的内容。这就进一步提出了基于美德的道德责任的存在。

  现代性社会的职责义务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总是以某种权利诉求为前提,总是在权利-义务统一中理解义务。尽管在职责义务中可能并不排斥行为主体的道德情感存在,但是职责义务本身的直接追求目标是正义而不是仁爱美德。其二,其具体内容总是以特定角色规定为转移。多样性的角色,就有多样性的职责义务。根据麦金太尔的分析,如果这种多样性的角色及其职责义务之间没有连贯性,那么,人就是一系列的零碎事件,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性存在。美德使得人能够成为一个整体,使得人有可能在一个统一人生的意义上面对复杂多样性的角色职责义务及其冲突,并使自身的这些活动能够成为连贯性的实践[6]257-260。尽管美德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性的概念,甚至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例如麦金太尔就曾概括了西方民族道德历史上的三种美德类型),但是严格现代意义上的美德应当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理解:作为一种品质的美德。确立起这种作为人的品质的美德精神,正是麦金太尔在反思现代西方文明发展后提出“追寻美德”的深刻旨趣。

  马克斯·韦伯在讨论道德行为时,曾使用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这一对概念。在韦伯那里的“责任伦理”指的是行为准则必须顾及行为的可能后果,“信念伦理”指的则是行为准则只执着于行为信念本身而不计虑行为后果[7]107。本文此处借用韦伯的“责任伦理”概念,并在行为主体道德义务确定性的意义上使用。如前述,这种意义上的责任伦理有两个维度的考量:规范论的与美德论的。规范论的责任伦理,是以职责规范要求作为义务的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规范论的责任伦理就具有双重特性:外在加予、要求主体的,以及伦理实体性的。所谓外在加予、要求的,是说这种责任义务存在于主体之外、系来自于主体自身以外的力量命令主体践履,而不是主体内在生成的。所谓伦理实体性的,是说这种责任义务要求是伦理实体的要求,其立场是伦理实体的而不是个体的。前述角色职责义务,以及罗尔斯所说“自然义务”与“职责义务”,均属于这种规范伦理范畴⑤。

  美德论立场的责任伦理,是主体基于某种信念、良知,出于成为一个优秀高尚的人的美德动机而自觉担当的责任义务。这种责任义务不是外在加予、命令的,而是出自内在信念、道德责任感而自觉承担的义务。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正义原则,而是美德以及基于美德的责任感。对于一个基本公平正义的社会而言,其基本结构安排是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义务关系,它没有理由要求社会某一成员或一部分人为了他人的某些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这正是罗尔斯提出“份外行为”概念的缘由)。然而,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应当坚持基本自由权利-义务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在这个公平正义社会中的个人就不应当有美德、不能拥有道德感、不能基于这种道德感而自觉地选择为他人的利益做出自我牺牲——甚至是根本利益的自我牺牲。这种基于主体道德感的自觉道德责任义务担当,是道德崇高⑥。

  法国学者吉尔·利波维茨基认为我们已进入“后道德社会”、“后责任时代”,与此相应的是“后道德主义伦理”实践[8]5-14。“后道德主义伦理”反对“绝对责任”,因为“绝对责任”是“道德恐怖主义”。“后道德社会”、“后责任时代”并不是不再需要道德责任,只不过是“后道德主义伦理”主张“合理有限的、有分寸的责任”,而不是无条件的绝对责任[8]34。即,在“后道德社会”中仍然有道德及其责任,但这种道德责任不是外在命令式的,而是基于主体“责任感”的;这是以“责任感”取代“责任命令”的道德责任。“责任命令”是“无我”的责任。“责任命令”要求行为者放弃自身的权利,因而又是非主体的。“后责任时代”的“后道德主义伦理”将“责任感原则”视为“道德主义文化的灵魂本身。尽管对责任感的呼唤与对道德义务的价值化二者不可分享,但这些呼吁不再倡导为了崇高的理念而放弃自我了,因为我们的责任感伦理是一种‘理性的’伦理,它不再被要求放弃自己个人想法的命令所主宰,而是主张在价值观和利益之间实现一种平衡,以及在个人权利原则与社会、经济和科学的制约之间达到一种和谐”。在这里,既有的“忘我的英雄主义文化根本没有遭到削弱”,这种忘我的英雄主义精神在有我的英雄主义文化中获得新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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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200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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