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兆明:人民的正义:正义理论的中国问题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0 次 更新时间:2012-06-20 09:27:25

进入专题: 正义   权贵正义   人民的正义  

高兆明  

  

  在当代中国思考“构建中国的正义理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能够构建中国的正义理论?我们是否能够构建一个全新的正义理论?如果说在根本的意义上我们并不能构建一个全新的正义理论,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又是什么?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类社会有其自身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中有共同的发展方向。人类在现代社会争取自由的实践过程中,已直面并勇敢地提出与回答了诸多重大问题,包括当代社会的正义问题。除非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真的是走一条完全不同于人类文明演进一般规律与方向的道路,追寻的是完全不同于人类近代以来所追寻的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目的,否则,当代中国无法在根本上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正义理论。

  那么,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是否真的能够走一条完全不同于人类文明演进一般规律与方向的道路?这里既需要哲学的思辨,亦需要对历史的洞悉与领悟。对此,我们需要用心领悟近100多年来东方文明发展中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其一,日本明治维新。19世纪后半叶,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日本在寻求现代化过程中率先转向西方学习。作为日本明治维新精神导师的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明确提出:东洋文明进步的方向不是中国,而是西洋,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在他看来,西洋文明的精神是“民主自由”,中国孔孟儒学是宗法等级社会的文化,它“最有利”于专制统治,不能顺应“时势”与“民心”,不能产生“自由”精神。其二,辛亥革命。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从制度上否定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帝制,翻开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新一页,开始了向西方学习、走民主共和宪政的道路。其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而对中国当代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凡是合理的总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总是合理的。”近100多年来,我们似乎是在向西方学习,其实,我们是在学习隐藏在西方文明中的人类一般文明财富,追寻自由、民主的人类文明演进方向。人类文明演进没有一条普适的道路,但却有普遍的方向与规律。我们应当且必须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但是,我们又不能离开普遍的文明演进方向与规律。想走一条完全不同于人类文明一般演进方向与规律的现代化道路,那是臆想。

  当代中国的文明演进不可能逸脱于人类文明演进一般规律。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不是寻找一种新的正义理论体系,而是能够勇敢地直面现实,学习、掌握、借鉴人类在创造当代文明中所创造出的既有正义思想,在学习、借鉴中根据中国的特殊境遇与问题而有所创造。

  

  一、当代中国“正义”问题的提出

  

  亚里士多德关于正义有两段意味深长的话:“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恰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人们要使其权力足以攫取私利,往往不惜违反正义。弱者常常渴求平等和正义。强者对于这些便都无所考虑。”亚里士多德的这两段论述有几重含义:其一,存在着“正义”本身,“正义”是客观的。此“客观”是柏拉图“理念”意义上的,类似于中国古人所说的天理、天道。其二,这种客观的“正义”是城邦国家的原则,并据此衍生出用以判断是非曲直的礼法,进而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其三,强者因其强可以违反正义,只有弱者才会渴求正义并提出正义问题,因为只有弱者才需要运用那具有客观性的“正义”为武器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从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论述中不难体悟到:在一个社会中,当“正义”问题被提出时,就先在地隐含着它是弱者的声音;弱者诉诸正义渴求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渴求扼制强者攫取私利、侵犯弱者正当权益的恶行。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般意义上将“弱者”理解为“人民”,“强者”理解为“权贵”,那么,根据上述理解,在一个社会中,当“正义”被作为一个问题、诉求提出时,它就意味着首先是“人民的”正义诉求。

  由此可见,“正义”不是空洞的,它有其自身客观规定。这种客观规定不仅仅是“理念”的、历史中的,而且还通过人民被表达。因而,在当代中国谈论“正义”及其具体内容,就得首先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明白人民现时的基本正义诉求。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近30余年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曾充满活力与朝气,正是这种活力与朝气推动中国突飞猛进30余年。值得深思的是:改革开放是否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内在价值曾使得改革开放富有活力与生机,并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答案是“人民的正义”。此“人民的正义”有两个方面的鲜活内容:普遍的正义与普通的正义。所谓普遍的正义,是指社会各阶层普遍认肯的正义;所谓普通的正义,是指更倾向于维护社会底层民众权益的正义。

  “文革”极左实践,使中国人民处于政治恐怖与饥饿双重不安之中。免于恐怖与饥饿,获得基本的安全感与生存条件,既是当代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直接动因,也是改革开放自身内在的自由价值。改革开放的标志,是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价值取向,以及掩藏在这种政治斗争价值取向之下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践踏人格、草菅人命的反人性实践。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那些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斗争、经历战争年代幸存的各级领导人,其生命、尊严均得不到任何保障。“文革”极左实践以极端的形式,使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空前一致地诉求基本人格、生命与尊严这一社会“正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顺应了人心,开始了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追求。在那特定历史语境中,这种“正义”的核心是人格、生命、尊严,且是几乎惠及当时社会所有阶层的普遍正义。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联产承包制开始,并逐渐深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农村联产承包制与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核心是放权,使农民与经济活动者作为主人、主体出现在生产活动过程中。经济改革似乎是经济体制方面的,但是,它实质上是人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的变迁:普通百姓发现了独立身份、独特权益,要成为权利主体。农村联产承包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本质上是将社会普通民众从集权中解放出来的一次伟大实践。这种权利解放的“正义”性,不仅在于一般人的自由权利,更在于普通民众(社会底层民众)的权利。

  正是这种普遍的正义(而不是特殊、少数人的正义)、普通民众的正义(而不是权贵的正义),才是当代中国曾突飞猛进、气象日新的秘密所在,才能合理解释中国近30余年的巨大变迁。至少近30余年的实践表明,坚持这种正义,社会就和谐、进步;背离这种正义,社会就停滞、混乱。然而,曾经给社会带来普遍活力与凝聚力的“普遍”、“普通”的正义,在近年来事实上被不同程度地搁置、置换。这正是导致当前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层缘由。当代中国要继续前行,就应当正视这一深层社会问题,倾听人民的诉求,把握社会正义的真实内容,顺历史潮流而动,坚持“普遍的”(而不是特殊、部分人的)、“普通的”(而不是权贵的)正义。

  改革开放是政府主导下的有组织过程。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集权本身并没有得到根本冲击,权力并没有受到有效监督,相反,政府权力在社会基本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越发明显。这样,一方面,各个领域中事实上存在着的双轨制与垄断,为权力寻租与财富灰色“掠夺”提供了存在空间;另一方面,政府权力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强大作用,不仅使得“权力”的“财富”功能在市场经济中“敞现”,而且还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较为广泛的权力与资本之间的联姻,造就了权力—资本利益共同体与权—贵阶层。在这种联姻中,一方面,权力在以公共性的名义通过土地、资源等诸多方面,从社会攫取大量财富的同时,以合法或/与非法的方式向资本输送原本属于公共的利益;另一方面,资本则通过隐秘的方式向掌握权力的利益输送者回馈财富。这是社会存在着的一种基本事实。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基础之上的“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的主导思想之一。然而,一方面,这是一种由政策倾向性决定的致富路径;另一方面,对于哪些人应先富、如何先富等,缺少必要的基本规定,甚至由于缺少必要基本规定而导致缺少基本规约、不择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保证一部分人“先富”后必定可以“共同富裕”,缺少必要的价值规约与有效制度设计。短短30余年内,我们不仅创造了社会财富总量增长的世界奇迹,而且也在极短时间内形成了拥有巨大财富的庞大暴富群体,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现在,我们在社会财富占有与分配问题上面临两个重大问题:少部分人暴富与多数人富裕、国富与民富的问题。社会财富创造并不能遮蔽社会财富分配公平问题,国富并不意味着民富。30多年前,我们顺应民心,选择人民的正义这一基本价值方向,通过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发掘出社会财富创造的动力源泉。现在,贫富严重两极分化与权—贵资本集团的出现,正在偏离乃至背离人民的正义这一基本价值立场。这正是当下社会正义问题为人们广泛重视并提出的基本缘由。

  无可否认,过去30余年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不仅使国家综合实力空前提高,而且亦以直接与间接的方式大规模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使许多人摆脱了饥饿、过上了小康生活。同样无可否认的是,过去30余年的财富创造与分配活动,存在着严重掠夺现象。在增量财富分配问题上,通过廉价劳动力与廉价土地资源,过去创造财富中的相当一部分在被以种种税费名义变为国家财富的同时,被跨国资本、权贵资本所攫取。在存量财富分配上,金融资本与房地产资本通过特殊方式,将许多普通民众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微薄财富以及未来数十年中可能积累的财富,转移至囊中——其具体表现就是社会大众的有效支付能力显著不足。权贵资本对普通民众在增量与存量双重意义上的恣意掠夺,是当前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所在。社会物质财富总量本身并不能规定“社会正义”,甚至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水准的显著改善也不意味着“社会正义”——相反,伴随着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水准显著改善的可能是新的正义诉求。

  过去30余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奠基于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之上。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会解决一些既有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会在创造一系列新问题的同时,遮蔽一些社会问题。当社会经济能够保持足够的增长速度时,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水准会在自身相对的意义上被提高,因而,尽管社会财富贫富两极分化、尽管事实上存在着被掠夺现象,但是,这种日常生活水平的改善,会使普通大众因对未来改善的可预期性,而提高对社会不公平的忍受程度,降低对不公平的敏感度。不过,一旦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乃至停滞,普通大众缺少对未来改善的可预期性,并在相对与绝对双重意义上感受到生活的压力与不公,那么,对社会不公平、不正义的敏感度就会极大提升。此时,社会公平正义就会成为人民大众的自觉诉求。

  

  二、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正义?

  

  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正义?我们必须正视并有理论勇气提出这一问题。党中央数年前就明确提出建设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思想、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映。提出建设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必定有其历史规定与现实内容,必定有其需要克服、纠正的某种实存社会关系及其秩序。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改革开放初期在前述意义上的反对极左、解放人民的“人民的正义”,在日常生活中事实上越来越趋向于为父权式正义、以GDP为标识的效率至上的庸俗功利主义正义、权贵正义等所遮蔽与取代。

  父权式正义是具有父爱心的家长垄断权力、并在家庭成员间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正义形式。父权式正义以集权为前提。父权式正义是从社会政治权力执掌与运行方式以及最高治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角度,对实存正义内容的认知。自上而下主导式的改革图式,以及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脱节的实践样式,决定了我们在总体上仍然秉持的是集权的社会生活方式。父权式的正义要求“家长”应是如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孔子所说的“圣人”、“贤哲”。这种正义奠基于“家长”德才兼具、且能对所有家庭成员无偏颇的一视同仁——只有“家长”德才兼具、并对所有家庭成员无偏颇一视同仁,才能使父权式正义获得存在的正当性。不过,正如柏拉图本人晚年所认识到的那样,尽管“哲学王”是最理想的治者,但是,在现实可行的意义上,法制是最好的统治方式。更为重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正义   权贵正义   人民的正义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558.html
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转型为先 兔儿 2012-06-21 16:16:28

  要实践“人民正义”,需有宪政法治的制度安排---而当前更为紧迫的,是如何实现宪政法治的制度转型。请教高老师,能否就此问题,发表您的看法呢?

以人民的名义 一谶 2012-06-20 11:34:56

  宪政至少是最不烂的果子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