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朝晖:荀子礼论中规则与美德统一性的宇宙论论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 次 更新时间:2022-03-12 2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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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朝晖  

  

   摘要:美德伦理学是否构成一种独立的规则伦理学理论?这是西方美德伦理学领域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争议。儒家学者一般都认为规则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各有其领域,但规则与美德具有统一性。陈来、刘余莉、宋健三位儒家学者主要基于孔子的礼论提供了两种本体论论证和一种伦理学论证。本文通过对荀子礼论的诠释,论证在荀子的礼论中,规则与美德是自然人性与社会建构、“天”与“人”、“性”与“伪”、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种统一性是由荀子的宇宙论奠基的。这里所谓的“统一性”,是指规则与美德共同构成荀子“善”概念的两个要件,而且是相互建构,不能彼此还原的。对荀子礼论的这一诠释为儒家伦理学中规则与美德的统一性提供了一种宇宙论论证。在这个过程中,美德伦理学在实践领域的独立性也得以证立。

   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或译为“德性伦理学”)是否构成一种独立的规则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理论?这是西方美德伦理学领域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争议[1](P7-13)。就儒家伦理学而言,道德规则集中体现在儒家的礼论中。最近十几年,中文学界已有儒家学者介入美德伦理学的独立性辩论。陈来、刘余莉指出,儒家伦理兼有美德与规则两个面向,而且承认美德与规则的统一(1)。宋健认为儒家的典范伦理可以作为美德与规则沟通的桥梁[2]。除刘余莉对于周礼有所追溯外,三位学者对于仁礼关系以及儒家美德伦理的论述整体上都是以孔子为中心。但不应忽视的是,在孔子之后,荀子撰写《礼论》,建立了更完整的儒家礼论学说体系[3]。本文以荀子礼论为中心,分析美德与规则如何实现统一,并基于荀子的视角批判规则伦理学的两个理论缺陷,提供一种美德伦理学独立性的可能论证。

   一、规则与美德各自独立吗?

   在西方美德伦理学领域,关于美德伦理学独立性的辩论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德伦理学不具有独立性。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弗兰克纳(William K.Frankena)、罗尔斯(John Rawls)、哈曼(Gilbert Harman)等。弗兰克纳认为规则与美德是being与doing,或to be与to do的区别,二者并非截然对立,但具有本末之别。事实上,他认为“being至少蕴含了doing的尝试”[4](P66)。这意味着,规则蕴含了美德,因此具有更根本的伦理学地位。罗尔斯也认为美德对于规则而言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他宣称:“美德是情感,是一些被更高层级的愿望所支配的人格特征和倾向,在此情形下,美德是一种出于相应的道德规则而行动的愿望。”[5](P167)这意味着,美德不过是功利或义务规则的衍生物,美德之所以称为美德,是基于功利或义务规则。哈曼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声称:“根本就不存在品格这样的东西,也不存在人们通常认为存在的人格特征(character trait),也不存在通常所说的美德或恶。”[6]他认为决定人格特征的要素是道德情境,从而否认了美德本身的实在性,也否认了美德伦理学的独立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德伦理学是唯一正当的伦理学。这种观点又有激进版本与温和版本之别。激进版本的代表人物有安斯库姆(G.E.M.Anscombe)、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或译为“麦金泰尔”“麦肯太尔”)、泰勒(Charles Taylor)等1。这种激进观点认为:“(规则伦理学)所谓行为的对错、义务等,要么是不连贯的,要么是有害的,应该被伦理学理论完全忽略。”[7](P194)温和版本的代表人物有艾德曼(Harold Alderman)和蒙太格(Phillip Montague)等。艾德曼辩称:“美德是一种基本的道德类型,它不能被还原为或依赖于善的某种规则或观念。”[7](P162)而且,规则也不能脱离道德主体和具体的道德实践而被理解。蒙太格的看法与艾德曼大同小异,他指出:“行为的道德评估是伦理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合法领域,但需要通过更基础的人格评估而予以解释。”[7](P194)这意味着,规则相对于美德而言是第二序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美德伦理学与规则伦理学各有其领域。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劳登(Robert B.Louden)、谢勒(Walter E.Schaller)、斯洛特(Michael Slote)等。劳登基于一种多元伦理学视角,批评美德伦理学不能很好解决道德决疑(casuistry)、悲剧的人(tragic humans)、不可忍受的行为、人格变化、道德滑坡等伦理难题。在现实的道德判断中,美德与规则都是基础的伦理资源,不能相互还原,为此,“我们需要对不可还原的美德与不可还原的道德规划各自定位”[7](P191)。谢勒反驳弗兰克纳的观点,辩称并非所有美德都可以还原为规则,相反,至少有些美德无法表述为遵守规则的心理倾向[8]。斯洛特认为美德伦理并非排斥道德行为的评价,而且,伦理评价也不能完全严格地由对人格与人格特征的评价而获得。他指出:“行为的伦理地位不能完全由性格(美德)、动机或个人(人格)所推出,尽管性格(美德)与个人(人格)是伦理学的主要关注点。”[9](P89)

   尽管美德伦理学领域存在上述争议,但也存在一些基本共识。美德伦理学者都不否认人格评价在行为评价中的基础作用,他们的分别只是激进主张与温和主张的分别。在这个意义上,美德伦理学的共识通常被概括为“关注人格,同时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10](P110)。就以人格为关注焦点一点而言,美德伦理学关注的基本问题可以说是“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与规则伦理学以道德行为的规则作为基本问题无疑具有显著的差异(3)。更具体地,特里安诺斯基(Gregory Trianosky)将美德伦理学的基本共识分解为两个要素:第一,至少人格特征的部分判断独立于行为是非的判断;第二,美德优先于行为正当性的解释[11]。

   比较之下,规则伦理学的思想进路与基本问题也因而得以凸显。与美德伦理学关注的对象不同,规则伦理学关注的对象是规则(rule)(4)。其中,义务论的首要规则是正当(right)概念,功利主义的首要规则是善(good)概念。相应地,规则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我应该做什么(才是善的)”[12](P17),关于这个问题,康德的答案是遵循一种先验论的内在规则——道德律,功利主义的答案则是遵循一种经验论的外在规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答案虽然不同,但两种规则伦理学都试图为道德立法。

   由上可知,判断美德伦理学独立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规则与美德的逻辑关系。如果规则可以完全还原为美德,那么,规则伦理学就没有独立性,美德伦理学便是唯一的伦理学;反之,如果美德完全可以还原为规则,那么,美德伦理学就没有独立性,规则伦理学才是唯一的伦理学;此外,还存在第三种可能,即美德与规则各自独立,不能完全地相互还原,那么,规则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就都只具有部分的独立性。

   陈来、刘余莉、宋健三位儒家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都倾向于第三种看法,即主张美德与规则不能完全地相互还原。不过,三位学者提供的论证却有所不同。陈来提出:

   孔子提供了对德性、嘉行、规则综合探究,而非把三者割裂对立的典范。与罗尔斯(Rawls)以规则为伦理学全部探究任务,麦肯太尔(MacIntyre,即麦金太尔)只以美德为伦理学首要任务都不同,孔子提供的是结合各种道德探究的方式。[13]

   与劳登的多元伦理学视角类似,陈来也认为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用于道德判断的资源是复杂而多元的。基于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学的参照,陈来指出前孔子的春秋时代的道德思想是属于“德性的时代”(5),德目表很多,德性体系是大家关注的对象。孔子一方面将诸德行整合为“君子”人格,一方面特别突出“仁”这一德。此外,孔子特别指出,“仁”不只是“德”,“仁”也是“道”,不仅是美德,也是道德规则。从中国伦理学史的视野看,孔子的仁学奠定了儒家伦理学的美德论理论体系,而且,“仁”概念本身即是德性与规则的统一。

   刘余莉论证说,儒家伦理有两个根本观念——“仁”与“礼”。其中,仁是指一般性的美德,礼则作为道德规则发挥作用。但是,仁与礼不可化约,因为儒家“既不认为礼源于仁,也不认为仁源于礼”[14](P169),而是都派生于共同的源头——“道”。由于“道”的两重性,儒家的“道”就既可作为道德规则的超验根据,也可作为美德的实践根据。通过仁、礼的同源论证,刘余莉得出儒家伦理是美德与规则的统一(6)。无论是诉诸“仁”的两重性,还是诉诸“道”的两重性,陈来、刘余莉的论证方式其实质都是诉诸儒家伦理的本体论,因而是一种本体论论证。

   宋健认为儒家的道德判准既与理性自觉有关,又与情感自愿相涉。这也即是说,一个正当的道德判断,既要合理,又要合情。儒家伦理以典范人物彰显价值理想,一方面主张立“象”尽“意”,用具体的美德化解规则的抽象性与形式性,增强了儒家伦理在情感上的亲切感;另一方面主张得“意”忘“象”,用抽象的规则化解美德的隐秘性与内在性,彰显了儒家伦理在理智上的引导功能。用宋氏的话说,就是“合‘情’合‘理’表现为美德与规则的良性互动,而此种往复回环又以典范的实践智慧贯穿始终”[2]。宋健的论证思路可以追溯到冯契。冯契提出:“真正自由的道德行为,应该是自愿和自觉原则的统一、理智和意志的统一,二者不可偏废。”[15](P222)冯契认为真正自由的道德行为是“理智”与“意志”的统一。宋健援引此说,论证儒家伦理是“理”与“情”的统一、规则与美德的统一。与陈来、刘余莉不同,宋健关注的是道德行为的经验层面,追问的不是儒家道德判断的本体论根据“是什么”,而是儒家“如何进行”道德判断,这是一种伦理学论证。下文基于荀子的礼论,提供一种规则与美德统一性的宇宙论论证。

   二、荀子礼论与道德规则的宇宙论奠基

   规则伦理学旨在为道德行为立法,建立一套普遍有效的道德规则,一劳永逸地使其他所有行为规则都能由这个规则递推而出[16](P5)。换言之,规则伦理学的中心任务是建立道德行为的第一规则。儒家伦理对道德行为的规范主要体现在对“礼”的规定中;自然,判定儒家伦理是否构成一种规则伦理学,关键就取决于能否为儒家伦理确立第一规则,或者,能否为儒家的“礼”确立第一规则。这个问题恰恰就是荀子《礼论》篇阐述的核心问题。该篇开篇就提出礼的起源问题: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以下只注篇名)

   在这一段中,荀子提出礼的起源是由于“物”与“欲”的矛盾。人对物质的欲望是没有限度的,而物质是有限的,因此,如果没有“度量分界”,就会造成争斗与混乱;“礼”就是为了避免社会陷入争斗与混乱而制定的,礼是“物”与“欲”的度量分界(7)。由于物质资源生于“天”,而对物质的欲望则源于“人”,因此,“物”与“欲”的矛盾,实质就是“天”与“人”的矛盾,这便涉及荀子的宇宙论。

首先,荀子对“物”与“欲”的划分是基于他的宇宙论——“天人之分”。在荀子的宇宙论中,天与人各有其领域,互不相干。他说:“星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天论》)这说明天地万物都只是自然现象。由此,荀子明确划分了自然与人文领域。他认为决定自然现象的是天(天地),而决定社会治乱的是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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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伦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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