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惠媛:“为了行善而作恶”的道德问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29 次 更新时间:2018-07-28 0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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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惠媛  

   内容提要:政治领域中的“为了行善而作恶”行为满足道德责任认定的基本要件。即便如此,对类似行为的道德问责还应综合考虑社会文化与行为特征等因素。在具体文化镜像中,一些背离日常道德规范的行为仍能获得宽宥。但诸如政治“脏手”等因其行为性质及后果的特殊性而难以获得正当性辩护,行为者应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

   关 键 词:道德  政治  责任

  

   善与恶是判断行为责任的重要依据。然而,善恶在同一行为的同时呈现却使得责任判断变得异常复杂。在政治领域,当行为者出于良善目的而采用邪恶手段时,应否追究行为者的道德责任?对该问题的解答,不仅涉及对道德责任之条件的界定,而且牵涉对行为的文化镜像、行为性质及其结果的考量。

  

一、道德责任的认定


   道德责任是基于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而形成的责任。这些规范构成判定行为主体应否承担、如何承担以及承担何种道德责任的理据,从而使其本质上有别于法律责任。就概念本身来看,学界主要从尽责与问责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即指确认与履行一定的义务,以及因没有履行相应义务而需承担责任。从问责的角度来看,道德责任的确立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首先,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联。由于行为是引致某种结果的原因,故而行为主体在道义上要承担责任。比如,楼房承建商为降低成本而偷工减料,导致房屋倒塌。此时,偷工减料与房屋倒塌构成因果关系,责任也由此产生。进一步地,因果关系的性质也影响对道德责任的判定。通常认为,假如行为与后果直接相关或者行为者在事件中起主导与支配作用,那么,他需承担的责任大于间接行为者或在事件中起从属作用的行为者。如在前述例子中,承建商的责任显然大于具体作业的工人——即便他们是知情者。但值得补充的是,因果关系并不必然导致行为者道德责任的产生。如,游人在荒山中受野狗袭击,便难以追究狗的责任。可见,道德责任的主体是人,而因果关系的主体则不一定是人,两者并非严格对称。故而,除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联以外,道德责任的确立还需诉诸其他条件。

   其次,承担道德责任的行为者是自由的。根据传统的道德责任理论,自由是界定责任的核心与前提。在萨特看来,责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如果存在真是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所以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1](P7)既然人注定是自由的,那么,他不可避免要对自身负责。这种绝对意义上的责任是自由的逻辑必然,而非强加于人的外物。反之,一旦人不能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切负责,那么,他也难以被看作是自由的。显然,萨特的存在主义视角揭示了责任与自由的内在关联的同时,也为论证人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提供了形而上的理据。

   换个角度看,是否是自由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会影响人们对行为者道德责任的判定。马克思认为,“一个人只有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动负完全的责任”[2](P78)。这不仅体现了自由与责任的内在关联,而且也说明了责任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由的程度。按照侧重点的不同,思想家们对自由的理解可具体化为自主、自愿和自觉等。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假如行为者出于自身意愿而行动,那么,他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出于意愿”部分地可被理解为,行为者没有受外力强迫,“发动他(行为主体)的肢体去行动的那个始因是在他自身之中的,而其初因在人自身中的行为,做与不做就在于人自己”[3](P59)。反之,行为与自身意愿相悖。亚里士多德关于自愿、自决与责任之关系的论述反映了传统道德责任理论的基本观点。

   最后,承担道德责任的行为者具备相应能力。这里指称的能力主要指生理能力和理性能力,它既体现为身体健全,又表现为意志、认知和情感等达到正常水平。正如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指出:“行为者必须是有理智的,他必须知道事实的特殊环境。如果这个人茫然无知,又不了解他的义务……那么,这种行为就不是他的行为。因此,某种相当的理智或感觉是责任的条件。”[4](P105)针对此,人们对未成年人或残障者的期待会小于成年人或普通人,其所承担的责任也会相应减轻或被免除。可见,道德责任的归属与问责不可忽略个体能力的差异性。

   道德问责是基于行为与人们日常的道德观念相悖离这一事实。但违反道德规范并不必然引致道德责任。因果关系、行为主体的自由与相应的行为能力等,共同构成道德问责时需综合考虑的关键要素。鉴于行为者经由自身判断而理性、自主地做出某一行为,并且行为违反了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此时,他理应受到批评或谴责,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

  

二、行为自主性的确认

  

   就道德责任的确立而言,政治领域中的“为了行善而作恶”行为基本满足问责的一般要件。从因果关系来看,要求行为者为之负责的正是政治行为直接导致的不良影响。从行为能力来看,由于采用背离常理之手段的行为者往往历经环境熏陶与职场训练,因此,有理由相信,他业已具备应有的理性思维能力。而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更多地在于,他能否被看作是自由人,是否自主地做出决定并自愿而为。

   在马基雅维里和萨特等思想家看来,受条件限制,行为者有时迫于外力不得不悖离人道、违反神道。这种外力既可表现为突发性的最危急时刻(supreme emergency),也可被描述为他者之恶——从某种意义上看,所谓的最危急时刻归根结底同样是因他者之恶而引致的。鉴于发誓以善良自持的人“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人类的条件不允许”置身政治中的人时刻保持优良品质,作恶便成为了必要之事[5](P73-74)。这一如怀特菲尔德(John Whitfield)的观点,“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些玩意儿(带有暴力性质的自卫抗击),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而我们终有一日能废止之。但关键问题是,如今,我们没有选择。我们酷爱某些游戏规则:但如果我们遵循着板球的规则而另一方却以武器—枪支的规则来玩游戏,那就毫无意义了”[6](P68)。“没有选择”似乎意味着,行为并不满足主体性自由这一道德问责的必要条件。

   然而,把作恶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客观环境的观点缺乏说服力。尽管政治权力是公共的,但权力的具体使用不可避免带有个人化特征,因此,判断某一行为究竟是否全然迫于外因,应经由实践检验,由后人作出判断。诚如沃尔泽在反驳关于战争是遵循自然的必然性(necessity of nature)之结果的观点时指出:“只有在事后才能宣布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结论是在经过审慎的政治讨论程序之后得出的。”[7](P9)易而言之,在程序结束之前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一个行为是否因必然性所促成,是否不可避免,理应由历史学家而不是历史中的行动者作出判断。这意味着,客观环境意义上的“迫不得已”具有回溯性,它更多地是他人事后进行的评价,而难以作为行为者为自身开脱的充分理由。除此以外,一些看似“不得不如此”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构成操作上的唯一性。在某些情况下,诸如语言技巧等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就行为本身而言,出于良善目的而采用不道德的手段是行为者经由比较、权衡与判断后主动作出的选择。作为经验丰富的理性人,他可对相互矛盾且不可公度的诉求进行优先性排序,并在“为了行善而作恶”与“为了不作恶而放弃行善”之间做抉择。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谈及混合型行为时指出,尽管外部环境是影响行为主体如此这般地行动的重要甚或是关键性因素,但“如果一项行为尽管就其自身而言是违反意愿的,然而在特定时刻却可以为着一个目的而选择,其初因就在当事人自身中。这种行为就以其自身而言是违反意愿的,但是以那个时刻和那个选择来说又是出于意愿的。这类行为更像是意愿的行为”[3](P60)。作为对自身行为具有把控与支配能力的理性人,他对目的的坚守、对形势的判断、对方式的选择与对后果的估量等,或多或少掺入了自身的价值偏好——退一步地,内格尔(Thomas Nagel)认为,关于从政者的行为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论断,其分量同他们的权力及其独立性成反比[8]——影响、操控甚或主导事态的发展。这正是行为自主性的体现。

   除此以外,关于“为了行善而作恶”行为的非自主性观点,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还有可能以另一种形式加以表达。在自我辩护时,行为者有时宣称,他之所以如此这般行事,是为了维护或增进他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换言之,该行为表达的是他人而非行为者自身的意愿。在此意义上,不道德行径的始因并非如亚里士多德所要求的那样“是在他自身之中”,因此,行为者无需承担责任。但诉诸代表身份来解释行为的非自主性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作为选民代表,行为者与选民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选择担任某群体的代表,本身已反映了他的立场和主张。确切地说,他们在代表选民行使权力的同时,也在表达自身的意愿。代表的身份往往意味着,他理解、接纳与认同其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等。惟其如此,我们才会相信,他有可能且有能力反映其所代表的群体的真实意愿,并尽力为之争取;也惟其如此,他才能真正被看作是称职的代表。以代表身份来为不道德行为寻求托辞的做法,本质上已然把自身看作是选民的代理人而非代表——代理人无需为其所代理的行为后果负责。由此可见,与代表身份相匹配的做法是责任的主动承当,而非极力摆脱责任负重。进一步地,假如把行为及其后果完全归咎于公众,在罪不责众的共识下,其结果是没有人要承担责任。针对此,密尔早已给出了警示:“当任何人都不知道谁应负责的时候责任就等于零。……要保持高度的责任,就必须有一个人承担全部的毁誉褒贬。”[9](P190-191)故而,代表公民行使权力的从政者不应轻易推卸责任。

  

三、多重视角的学理辩护

  

   尽管政治领域中的“为了行善而作恶”可被看作是行为者自愿而为,但与对待一般意义上的作恶行径的态度不同,在一些思想家和学者看来,它可得到谅解与宽宥,甚或被推崇。因此,他们在为行为进行辩护的同时,对追究其道德责任这一主张提出了质疑。根据论证角度的不同,其辩护意见与质疑理由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立足于行为目标,强调目的善的重要性,由此推导出良善目的能证成邪恶手段的结论。目的证成手段的理路凸显出公共利益的优先性与手段之于目的的有效性。按照这一思路,作为手段的善行并不必然比恶行具有更大的价值。从工具性价值的角度来看,两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恶行比善行更加有价值,因为它更有助于实现政治目标。对此,马基雅维里曾坦言:“某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使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5](P75)当目的与手段的道德合理性无法同时兼顾,行为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哪一种行为手段有助于促成良善目的,而不应为保持双手的干净而放弃目标。鉴于行为能卓有成效地推进目的的实现,其不道德手段应获得宽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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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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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伦理学研究》 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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