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

——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73 次 更新时间:2010-09-18 18: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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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汪晖对“中国问题”的反思是全面的和发人深省的。所谓“中国问题”,可以理解为现代性在中国境况中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展开而生长出来并且变得日益迫切[1]。确实,经济学家们对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普遍生长着的腐败几乎无法作出理论上的回答。但个中原因很复杂,当经济学家对腐败三缄其口的时候,他未必就真的参与了“权力寻租过程”并从中获取好处,他也未必就真的以为“腐败是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所必须接受的润滑剂”。一个更可能的理由,是经济学理论“不习惯处理腐败问题”。经济学来自西方,而西方社会原本少见马克思所说的“东方式的腐败”。诺斯(D.North)说,只当政治规则确立之后,才有经济游戏(经济资源的配置过程)。他的意思是,有什么样的政治规则,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游戏[2]。最后,即便西方社会存在着腐败现象,即便西方社会科学需要处理腐败问题,特别是制度腐败的问题(引发了例如奥尔森这样的政治学家的“革命理论”),在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进入晚期的今天[3],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形态的“先验思考”方式也早已无力提供社会腐败的经济分析了。

   如果经济学自由主义只能这样为市场经济体制辨护,如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腐败”只能消极地背过身去,那么我将真心赞同汪晖的呼吁:“……在我们的生活中弥漫着一种奇特的氛围,似乎腐败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不过是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必要代价,‘市民社会’或市场社会能够自然地把我们带入公正、民主和幸福的时代……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理论家对于民族国家与大资本之间的关系保持沉默?如果历史上曾经有过,并且仍然存在着‘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们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拒绝对实际的历史关系进行批判性思考,拒绝从当今世界的变化中理解自己的社会。但是,特定的社会姿态本身的含义也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昨日是批判的斗士,今天也可能正是新秩序的辨护士。我们是否需要扪心自问:我们真的甘愿如此吗”[4]?

  汪晖对经济学的发展主义的批评,如他自己所说,不是要否定发展,而是“要求发展的正当性,批评发展主义的垄断性、强制性、不平等性”。在这样的检讨中,他追问:“第一,当一个社会把发展当做压倒一切的目标时,人类生活的其它方面是否被压抑了?第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三,一个社会成员或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发展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发展的关系又是怎样的?”[5]对这些关系的检讨把汪晖带入“发展”的政治文化诸领域,或者反过来说,汪晖在文化及政治哲学层面的思想史研究,像刘小枫,也像欧洲所有的思想者走过的道路一样,终于把他带入经济领域。汪晖的呐喊是鲁迅式的呐喊:“当代中国思想界放弃对资本活动过程(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放弃对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的关系的研究,而仅仅将自己的视野束缚在道德的层面或者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6]。

  “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被纳入西方势力影响之下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过程首先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工业技术知识的过程,其次深化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制度和生活之道的过程,最后,这一过程总是表现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历史叙事”与“科学叙事”、“亚洲价值”与“西方价值”等等方面的冲突[7][8]。从社会变迁的广度与深刻性来看,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和本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这是两个跃变时期。前者提出并回答了全球背景下的中国人的”民族国家“问题,而最近的这一跃变时期,则至少在汪晖的理解中”……已经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生产过程纳入到全球市场之中[9]“。于是引出汪晖的问题:“关于中国道路的独特性的讨论最终回答的是如下问题:有没有偏离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或者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10]?

  在汪晖看来,“…这个现代性方案的主要标志就是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各个领域建立‘自主性’或主体的自由。在经济学方面,通过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重新确认市场经济的正当地位以及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价值规律,进而把市场(它被理解为经济自由)和私有制理解为现代经济的普遍形态,并最终实现将中国经济纳入世界市场的目标;在政治方面,要求重建形式化的法律和现代文官制度,通过扩大新闻和言论的自由,逐步建立保障人权,限制统治者权力的议会制度(它被理解为政治自由);在文化方面,一些学者用科学的精神或科学主义的价值观,重建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新图景,从而把西方现代化已经实现的目标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最高规范,并以此将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扩展为对整个中国封建历史的社会结构的批判;而另一些学者则通过在哲学和文学等领域中的主体性概念的讨论,一方面吁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另一方面则企图建立个人主义的社会伦理和价值标准(它被理解为个人的自由)”。[11]

  面对反思,反思着的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有必要重新体认反思的前提。什么是启蒙?在康德看来,启蒙是获得了勇气的个人运用理性反思并且走出传统束缚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求福柯所说的“批判的心态”,要求以批判为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12]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启蒙要求知识分子保持“边缘化”状态,保持与占据着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的疏离,哪怕这意识形态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好的和被知识分子尽力宏扬的。依我看,知识分子非如此不能超越由专业化与话语权力导致的既得利益[13]。也正是在此意义下,我认为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路或许首先在于回到萨特和海勒(A.Heller)描述过的“生存论的”文化创造过程与“不得不选择”的个人自由的立场上进行反思[14]。

  在汪晖的当代中国思想史叙述中:“尽管‘新启蒙’思潮本身错综复杂,并在80年代后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但历史地看,中国‘新启蒙’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当代启蒙思想从西方的(主要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其他知识领域获得思想的灵感,并以之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抗,是因为由国家推动的社会变革正在经由市场化过程向全球化的历史迈进。在这个意义上,‘新启蒙知识分子’与正统派的对抗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民间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对抗,恰恰相反,从总的方面看,他们的思想努力与国家目标大体一致……不管‘新启蒙思想者’自觉与否,‘新启蒙’思想所吁求的恰恰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15]

  针对启蒙,汪晖批评说:“……这个运动的保守的方面成为体制内的改革派、技术官僚或者作为现代的意识形态的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家;这个运动的激进方面逐步地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其主要的特点是按照自由主义的价值来解释人权,促使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在政治领域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化改革……一般来说,80年代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普遍地信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而其预设就是建立在抽象的个人或主体性概念和普遍主义的立场之上的”。[16]

  启蒙死了,汪晖结论说:“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暖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对深刻的挑战……正由于此,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面对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17]

  那么希望何在?汪晖指出:“在当代中国的情境中,思想界和知识界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是极为无力的。一些留学欧美的年轻中国大陆学者与他们在中国的合作者们,试图借助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理论提出问题。尽管他们对现代中国历史的把握让许多学者感到不满,但我仍然认为,他们的问题意识具有现实尖锐性。在思想方式上,这些年轻学者也一定程度地超越了那种在中国/西方的二元论述中讨论中国问题的启蒙主义的思想方式。他们考虑的问题与冷战的结束有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出发点是:冷战时代的旧的概念范畴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和世界的需要,时代呼唤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18]这里汪晖赞赏并且大段引述了以崔之元为代表的所谓“第二次思想解放”的立场[19]。不仅如此,汪晖还进一步阐发了崔之元等的立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目的在于对马克思的学说严格解说,以在当代条件下推动人类全面解放、个人全面发展的理想的实现。其中最核心的思想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历来是以广大人民的‘经济民主’来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实际上,这一理论的提出直接针对的是俄国已经实行,中国很多地方正在实行的国有资产的股份化或私有化的运动。因此,他们(指崔之元们)的观点恰好是:政治民主是保证公有资产不被少数人‘自发私有化’的必要条件。如果说‘资本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妥协,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经济、政治民主的同义词……那些将全球化看作是当代世界的最新发展的学者,似乎忘记了全球化过程是一个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发展的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它已经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或时期……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由于日益深入地加入到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过程之中,国家资本与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控制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资本控制者也是政治权力的控制者)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一方面使得国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腐败,这种腐败渗透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产生了深刻的社会不公”[20]。

  或许没有看到希望,汪晖又写道:“……在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性衰落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思想的废墟,是超越国界的巨大的资本主义市场,……在这个世纪即将告终的时候,已经有人宣告:‘历史终结了’”[21]。

  然而历史远未终结,在启蒙思潮的废墟上,立起了汪晖批判理论的大旗。这便是汪晖最近发表的论文“‘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22]。由于这篇文章以及上述的文章构成了汪晖在当代中国社会境况下对特别是以古典自由主义为首的改革理论的全面反思,并且由于这些论文提出了关涉到古典自由主义根本困境的当代问题,我将在下面的正文里,比较系统地探讨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在当代中国得以成立的几个根据。

  

  二、方法论与知识论引论

  

  最近二十几年,经济学思想在两个方面获得长足进展:(1)经由“人力资本”的研究,知识问题受到了广泛注意。并且,由于知识在使用上的“非排他性”,主流经济学从90年代开始了所谓“收益递增”经济学革命(参见注[34])。如果说,自从本世纪初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开始以来,我们已经可以把所有的经济学问题以效率问题的方式表示,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效率问题转化为知识过程来讨论;(2)50年代由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概念,经由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今天成为主流经济学最前沿的课题之一,尤其是新芝加哥学派关于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研究,以及MIT学派和斯坦福大学的阿罗90年代后期对芝加哥学派新增长理论处理知识过程的机械论思路的批判,使得“知识过程”正日益成为当代经济学关注的中心。我在这一节的讨论首先是为了将“效率”原则表述为知识过程,从而在这一高度抽象的层次与其他学科找到“知识论”对话的界面。其次,我的表述可以直接引出哈耶克关于“知识的分立”的问题(参见我在注[14]文章里对这一问题及其意义的详细讨论)。从“效率”原则看,只有在哈耶克“知识”问题的基础上,所谓“社会理论”才是有意义的。因为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为什么可能(How is a society possible)”?而社会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为存在着人与人之间实行合作的物质上的好处。尽管如此,我下面的论述仍然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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