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赫希曼、艾智仁、布坎南学术简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6 次 更新时间:2020-01-07 08: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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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进入专栏)  

   穿越边界的思想者

  

   在一贯缺乏反思能力的经济学界,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最著名的作品是1970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退出、声音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本质上要求保持反思性的思想史学界,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77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激情与兴趣》(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在具有强烈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社会哲学界,他发表的每一篇作品都被反复地研读,他是公认的“deep thinker”(深刻的思想者)或“a great intellectual of the 20th century”(二十世纪的一位伟大知识分子)。他最喜爱的思考,是“跨学科思考”。他说过,“被限制在任何特定领域里,我都会很不幸福。”他晚年发表的自传性文集,标题就是“穿越边界”(《Crossing Boundaries》,MIT Press,1998)。他喜欢研究语言的符号涵义,例如,他读美国“独立宣言”里写的基本权利:“生命、自由、幸福的追求”(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读出来另一番思想:“生命、自由、追求的幸福”(life, liberty, and happiness of pursuit),后者,对于发展中的国家和个人而言,意味着更重要的事情往往不是被认为“幸福”的一些目标而是“追求”过程本身产生的幸福。赫希曼的这一思想显然对他的前外甥女婿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产生了影响,并由此影响了森1970年代的学术友人铃村兴太郎(Kotaro Suzumura)。今天,这是社会选择理论家的常识:假设有两种分配过程,(1)由父爱主义的家长为子女们切分蛋糕,和(2)由子女们自己切分蛋糕,又假设分配的结果一模一样,那么,子女们仍从(2)获得比从(1)更大的幸福。为什么?因为,给一个人独立选择的机会,哪怕是犯错误的机会,比选择什么更重要。这是赫希曼1989年AER论文的标题,“having opinion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well-being?”人们可以仅仅因为拥有自己的观点而感觉更好。

   迟至41岁,1956年,赫希曼才成为一名学者,在耶鲁大学。此前,他是反法西斯战士,在纳粹统治的法国境内,他帮助一名美国人组织秘密偷渡,使两千多名犹太人成功离开法国,这一行动于1991年被美国政府承认为是“英雄的行动”。更早,1935-1936年,那时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作为志愿者,他进入西班牙参加了共和派分子对佛朗哥将军独裁政变的绝望抵抗,在西班牙的这段经历使他后来能够帮助法国的那些犹太人穿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再辗转偷渡至葡萄牙。再后来,1938年,他在意大利完成了自己的学业,成为经济学博士。五年之后,1943年,他在《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发表了一篇论文,即后来被广泛称为“基尼系数”的“赫希曼指标”(“on measures of dispersion for a finite distribution”)。1964年,赫希曼在AER发表了一页纸的澄清文字,标题是“the paternity of an index”(一项指标的父权认证)。据此,我们得知,基尼系数并非基尼发明的,也不是赫芬道尔重新发明的,而是赫希曼发明的。

   他1915年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18岁的时候,赴巴黎,在索邦大学读书。那是1933年,纳粹主义思潮开始席卷欧洲。他晚年诉说自己的生平,最深的感受是:社会科学,切忌以一般原理代替实地考察,切忌如自然科学那样自负地信任数学定理。他回忆,社会科学在几十年里无法解释纳粹现象,因为,理论模型只能容纳既有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新发生的各种可能性”。青年赫希曼有一种卓越的实践感,这使他比其他人更早预见到纳粹的崛起及其灾难性后果,根据传记资料,这是促成他及时赴巴黎求学的重要因素。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赫希曼从来就这样认为。他说他对统计显著性不感兴趣,因为,真正重要的,都是“例外”,希特勒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他又说他相信一切好事情的发生,总伴随着特别不寻常的情境,绝非统计显著事件。赫希曼的这些见解,收录于1993年他在意大利接受的一次记者访谈,英译本就是1998年出版的“穿越边界”。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者,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将于2013年出版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我倾向于译为“面向现实世界的哲学家: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赫希曼1974年加入这所高等研究院,在那里,他与著名的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共同主持“社会学研究”并由此创立了高研院最具特色的跨学科氛围。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代领袖博伊特克(Peter Boettke)写了一篇纪念短文,虽然,赫希曼的思想与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倾向差异颇大。在这篇短文里,博伊特克赞叹不已的,是赫希曼文字的简洁与深刻,他认为这是一种罕见的禀赋——“the combination of easy reading and deep thinking is a rare gift”。阅读这样的文字,你很容易受到激发去思考那些最重要的问题。

   诺贝尔奖错过了赫希曼,这是诺贝尔委员会的遗憾。在赫希曼获得的许多其它奖项里,有这样一项,被亲切地称为“Albie”,授奖的唯一理由必须是:不论是专著还是杂志随笔,这些文字的特征在于,读者只要读了,就不可能再用以前的眼光看世界。

   本文原载于《新世纪周刊》(2012年12月23日),来源于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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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亚美尼亚的亚当·斯密

   逝者艾智仁

  

   哈耶克说,有两位经济学家因贡献重大应得但却因“没有做很多工作”而难得诺贝尔奖,一位是科斯,另一位是艾智仁(Armen Alchian,又翻译为“阿尔钦”) 。那是 1975 年,他本人在 1974 年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他也属于不重视“发表工作”的经济学家。1991 年科斯得到了诺贝尔奖,人们曾认为,并为此而呼吁,或许,艾智仁有希望也获奖。可是,2013 年 2 月 19 日,艾智仁去世了,享寿 98。哈耶克的推测很正确,艾智仁在发表文章方面“工作太少”,与科斯相似——但科斯在芝加哥大学工作,那里,至少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聚集了足够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可以对诺贝尔委员会施加影响(他们也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我的见解是,艾智仁的贡献散在于经济学的许多领域,因为发表很少,故在每一领域可呈报的文章就特别少。所以,即便他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也未必能得诺贝尔奖。假如我是诺贝尔委员会的那位经济学委员,我怎样起草我的授奖理由?总不能因为他在全部主要领域里的贡献而授奖吧。

   艾智仁是公认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中人,被同事们称为“来自亚美尼亚的亚当. 斯密”。他一手创立了著名的“UCLA 传统”,以他的个人魅力 ——他有一双引人注意的手,格外修长的手指(尤其是中指)和长方形手掌,相学谓之“水型”手 ——强烈的直觉、敏感的心灵、易受伤害,也称为“预言家之手”。1978 年,艾智仁 64 岁,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士,以“口述史”方式,他采访了哈耶克。三十多年后,为写这篇文章,我研究了这段宝贵的视频,我注意到艾智仁确实表现出与他的手相完全一致的性格。口述史方式,几乎总是闲谈往事,尤其是文字史不写或不能写的往事。但在回顾那些往事时,艾智仁的提问,有强烈的敏感性,或许只有我这样敏感且熟悉经济学思想史的人才可明白其中涵义。

   我有充分的思想史理由用几百字来概述我对下列事实的考证与理解:艾智仁名字里的“Armen”,来自他的民族“Armenian”(亚美尼亚)。这是黑海与里海之间的一个古老民族,所谓“白种人”(人种学名称“高加索人”)或政治正确性十分可疑的“雅利安人”,4 千年前至3 千年前,从这一地区(高地亚美尼亚)冲入波斯和印度,以及世界其它地区,形成“印度-欧罗巴”语族。青铜时代的亚美尼亚版图,曾涵盖赫梯帝国鼎盛期的领域。公元前 1 世纪,亚美尼亚王国扩展至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中东地区。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前,亚美尼亚人信奉古希腊诸神以及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多神教义。公元 5 世纪,亚美尼亚被拜占庭帝国吞并。在土耳其奥托曼帝国后期,1880 年代和 1910 年代,土耳其军队对亚美尼亚基督徒进行“大清洗”。1915 年至 1916 年的大清洗,被认为是20 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行动。帝国军队“系统屠杀”了100 万至150 万亚美尼亚人以及古代亚述人和古代希腊人的后裔,算是对雅利安人和基督教徒的一次复仇。20 世纪第二次种族灭绝是纳粹对犹太人的系统屠杀,第三次是波兰精英群体的系统被害。幸存的亚美尼亚人,多数流散于世界各地并组建他们自己的“公社”。最早定居在加州 Fresno 的,是一对亚美尼亚兄弟,他们写给老家的信引来了更多的亚美尼亚人 ——包括艾智仁的外祖父和父亲,在加州,继续他们擅长的活动:务农,买地,礼拜上帝。1914 年,艾智仁在这里出生并成长至 20 岁。在接受“自由基金会”长达 40 分钟的一次采访时,他特别严肃地讲述了这一段对他毕生思想产生影响的“亚美尼亚往事”。事实上,他年轻时,也承受了当地企业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歧视。也因为他的这些“亚美尼亚往事”,艾智仁后来发表了一篇关于种族歧视的研究论文。与他的其它论文一样,这篇,被认为是原创性的贡献。艾智仁的原创性贡献, 常被历史淹没。例如,二战期间,与阿罗一样,艾智仁以数据分析员身份服役于美国空军并于战后成为兰德公司研究员。他那篇关于收益递增的论文是他 1949 年为兰德公司撰写的研究报告,比阿罗 1962 年发表的收益递增文章早了十多年,但因涉及军事秘密,直到 1963 年才发表于《Econometrica》(计量经济杂志)。至今,收益递增经济学的奠基人仍是阿罗,不是艾智仁。

   1944 年,艾智仁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随即接受了 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聘请并终生任教于那所大学。去世时,他与妻子 Pauline (一位小学老师)结婚已七十三年。他们有两名子女、六名孙辈和三名曾孙辈—— 家族关系紧密,这是浪迹天涯的亚美尼亚人的社群特征。他喜欢打高尔夫球,也喜欢品鉴葡萄酒。熟悉他的人说他聪明(clever)并且智慧(wise)。世界上既聪明又智慧的人,极少。

他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被认为重要,从他没有出名时的第一篇开始——那是 1950 年,标题是“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立即成为芝加哥学派的必引作品。至今,我在行为经济学(本科生)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以及经济学思想史的课堂上仍每年引用这篇文章。我的引用,理由不同,我对学生们说,艾智仁的英文表达,经济学界无出其右。所以,预备出国深造的学生,应以艾智仁文章为典范,既学习如何以真正重要的经济学视角看世界,又熏陶于真正优秀的、林毓生称为“贵族的”或“高贵的”那种英文表达方式。我最喜爱的一篇,是他1965年发表的“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关于产权的一些经济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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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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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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