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一些哲学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现代性的不满。不管对现代性做什么样的解释，哲学家们似乎更喜欢批评现代性而非为它进行辩护。无论如何，当代哲学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满者：一些不满者希望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如各式各样的后现代主义者；另外一些不满者则更偏爱回到前现代，如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新托马斯主义者。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批评现代性已经成为一种哲学的时髦。这些批评者的做法通常分为两步：首先把现代性与启蒙等同起来，并批评启蒙；然后把“现代”与“后现代”（或“前现代”）对立起来，并试图用“后现代”（或“前现代”）取代“现代”。本文的目的是为现代性进行辩护，从而它也分为对应的两步：首先阐明“什么是启蒙”，并针对批评者的批评为启蒙进行辩护（第一节和第二节）；然后对“现代”与“后现代”（或“前现代”）的对立提出质疑，并说明“启蒙在今天意味着什么”（第三节）。
一、启蒙的理想
对于理解当代哲学关于现代性的争论，启蒙是一把钥匙。这不仅是因为现代性的批判者都把矛头对准了启蒙，也不仅因为人们在日常话语中通常把现代性等同于启蒙，而且还因为我们现在不能脱离启蒙来讨论现代性问题：从问题的历史来看，对现代性的质疑、反思和批评都是在启蒙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没有启蒙，就没有现代性的问题；从问题的实质来看，启蒙的价值和理想与现代性的价值和理性是重合的，启蒙典型地表达了现代性的核心精神。在这种意义上说，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主义都是启蒙的结果，整个现代社会的形象都是启蒙塑造的。
我们知道，自近代以来，西方开始了一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启蒙运动。这场伟大运动是一种深刻的思想革命，它打破了基督教在西方长期以来一统天下的局面，用自由和平等的政治观念粉碎了封建制度的等级观念，用理性的批判精神取代了迷信和信仰，用人类的光明前景来映照中世纪的漫长黑暗。什么是启蒙？概括地说，启蒙体现为现代人抱有的两个理想：一个是要获得永恒的真理，另外一个是要达到普遍的人类解放。
第一个理想是关于知识的：启蒙试图获得关于世界的永恒真理。在18世纪启蒙的高峰时期，启蒙思想家坚信，我们能够洞察人性的幽暗秘密，能够把握支配历史曲折发展的背后规律，能够发现伟大自然和无限宇宙的所有奥秘。虽然古代人也有自己的真理观念，但是现代人的真理观念是普遍的、永恒的和绝对的。现代人相信，如果牛顿力学表达了关于物理世界的永恒真理，那么它不仅适用于我们居住于其中的地球，而且也适用于宇宙中的所有星球。虽然古代人也追求真理的理想，但是他们没有（而现代人则拥有）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现代科学。也就是说，为了实现获得永恒真理的伟大理想，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应运而生了。
第二个理想是关于实践的：启蒙希望实现普遍的人类解放。启蒙不仅试图获得永恒的真理，而且也追求达到普遍的人类解放。启蒙思想的伟大代表之一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的开头便宣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以令人难忘的方式表达了那个时代的自由信念。如果说卢梭的名言吹响了启蒙关于人类解放的号角，那么各种各样的政治理论则企图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达到自由王国提供指引：基督教的政治理论试图通过爱和信仰来拯救人类，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试图通过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来实现其理想，而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则试图通过劳动社会化和财产公有化来达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启蒙一直伴随着对启蒙的批评，而最严厉的批判者来自当代，特别是来自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根本就没有真理，因为启蒙的真理以实在论为前提，这样不仅要求真理是客观实在在心灵中的准确反映（犹如镜像），而且还要求作为真理的观念与实在之间的对质。因为这种对质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存在启蒙所追求的真理。更为重要的是，从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看，启蒙关于真理的理想不仅是一种虚构，而且还带有非常有害的后果：一方面，真理并非像启蒙所设想的那样客观和纯粹，因为真理和权力是纠缠在一起的，真理为权力立言，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而且真理通常产生出权力的后果，权力也通常产生出真理的后果，这种观点存在于福柯的“真理政治学”之中；另一方面，因为启蒙赋予真理在各种话语中以一种优先和特权的地位，其他话语必须向真理看齐，从而导致真理压迫弱势话语和处于少数地位的话语，这种情况被利奥塔称为“真理的白色恐怖”。
在启蒙的批判者看来，如果说启蒙的真理理想是成问题的，那么它的解放理想就更难以实现。同启蒙理想所试图达到的伟大目标相比，今天的社会似乎不是离自由王国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从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观点看，未来一片光明；从20世纪启蒙批判者的观点看，过去异常阴暗。在许多启蒙批判者的心中，“奥斯维辛”成为20世纪的一个标志性词汇，但是它表达的内容不是自由和解放，而是新式的奴役和种族灭绝。启蒙承诺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但启蒙的批判者则认为当代西方社会不是自由的，而是一个大监狱，人们受到了各种形式的监视和控制。
这些批判者对启蒙的批评确有一些道理，无论是真理的获得还是解放的实现都比18世纪哲学家所想象的更为复杂和更为困难。而且，自启蒙以来的历史发展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使我们有理由对启蒙进行反思。尽管如此，出于以下理由，我们仍然相信启蒙的理想是值得追求的。
首先，这些启蒙的批判者把启蒙理想与启蒙理想的实现混淆在一起了，把现代性与现代社会混淆在一起了。一方面，启蒙的理想没有实现，这并不意味着启蒙的理想本身是有问题的，也不意味着这些理想在未来也不可能实现。如果启蒙的理想还没有实现，这需要我们对其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这些理想。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非全部都源于现代性（启蒙）。如果把现代社会的问题都归罪启蒙，既让启蒙蒙受了不白之冤，也无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
其次，这些启蒙的批判者只看到启蒙以来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而没有看到历史的巨大进步。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自启蒙到现在，人类社会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糟了？我们认为这种回答是公平的和客观的：人类社会在整体上变得更好了，尽管在某些方面变得更糟了（如环境）。即使在这些变得更糟的方面，如环境，究其原因，既源于人们采取了现代的生活方式，也源于人口的增加。比如说，对于目前地球上生存的近70亿人口，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原始的生活方式，地球也都是难以承受的。如果单就启蒙的两个理想而言（无论是关于知识的理想还是关于实践的理想），那么人类取得的进步更是毫无疑义。
最后，对于当今社会，真理的理想和解放的理想不仅仍然是值得追求的，而且是更应该加以追求的。让我们分开来论述，因为两者所针对的问题是不同的。相对于追求真理的理想，当代社会的最大问题是相对主义的流行。相对主义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温和的（如历史主义和实用主义），主张真理是特殊的、本土的和相对于具体处境的，否认普遍的、客观的和必然的真理；另外一种是极端的（如后现代主义），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真理，认为真理不过是霸权的名字。相对于追求解放的理想，当代社会的最大问题是现实主义的流行。现实主义取向于当下，要求我们与现实妥协，要求我们放弃所有“不现实”的追求。现实主义不仅没有理想，而且否定理想，它把所有理想都当作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更糟糕的是，在当代社会中认识方面的相对主义与实践方面的现实主义有一种合流的趋势。
二、启蒙的精神
在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时，仅仅关注启蒙的理想是不够的。启蒙并非仅仅由其理想构成。启蒙的理想仅仅是启蒙所要达到的目的，在这些目的后面并支持它们的是启蒙的精神。启蒙的批判者只是批评了启蒙的理想，他们并没有批评启蒙的精神。在更深的层面上，启蒙的批判者之所以能够批评启蒙，正是因为他们继承了启蒙的精神。
理解启蒙不仅要知道启蒙的理想而且也要了解启蒙的精神。什么是启蒙的精神？康德于1784年在《柏林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来回答该刊物提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整整200年之后，福柯也发表了一篇其标题同样为“什么是启蒙”的文章，既解释了康德的观点，也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康德是在启蒙的高潮时期来回答“什么是启蒙”的，福柯则是在对启蒙进行了大量反思的两个世纪之后来回答的。具有巨大历史间距的两篇文章对同样问题给予了本质上同样的回答，这样就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基于它们来解释“什么是启蒙的精神”。
按照康德的观点，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成熟，是指人们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康德看来，问题不是人类缺乏理性，而是人类缺乏运用理性的勇气，所以他说这种不成熟的状态是人们自己加给自己的。这样康德提出了启蒙运动的口号：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康德在谈论启蒙时一直使用的是“人类”这个词，这意味着启蒙是一种集体行为，是人类全体成员都参与的自己对自己进行批判反思的过程。因为这是一种所有人都参与的过程，所以也是同每一个人都有关的事情，就此而言，每个人都应该是启蒙运动的一名积极成员。
如果启蒙是同每个人都有关的事情，是每个人都应该参与的一场思想观念变革的伟大过程，那么我们应该更深入地了解我们需要改变的是什么。从康德关于“什么是启蒙”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启蒙有两个特征。
首先，启蒙确认了理性的最高权威。启蒙提倡运用理性，它所针对的东西是外在权威。启蒙意味着我们应该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不成熟”是指我们在需要运用自己理性的领域却接受别人的权威。在“什么是启蒙”的文章中，康德列举了人们处于不成熟状态的三个例子：在认识的问题上，有一部书能代替我进行理解；在信念的问题上，有一位牧师能代替我拥有良知；在健康的问题上，有一位医生能代替我决定食谱。启蒙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理性与其他权威的关系：如果启蒙是我们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如果我们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意味着我们不再求助于或臣服于任何其他权威。启蒙赋予理性以最高的权威，所有的事情或其他权威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
其次，启蒙倡导理性的公共运用。虽然启蒙把理性奉为最高的权威，并且号召我们要有勇气来运用自己的理性，但是它也对理性的运用进行了限制。我们可以把理性的运用分为两种情况：公共的和私人的。按照康德的说法，理性在其公共的运用中必须是自由的，而在其私人的运用中则应该是受限制的。康德曾举过这样的例子：一个人作为公民不能拒绝交纳他按税法应缴的税款，但他作为一个学者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来抗议这种税法的不公正。那么如何区分理性之公共的与私人的应用？按照福柯的解释，当一个人像机器零件一样处在社会中的某个具体位置时，他对理性的运用就是私人的；相反，当一个人作为人类的一个理性成员而思考的时候，他对理性的运用就是公共的。只有当理性的运用既是公共的又是自由的时候，启蒙的目的才算达到了。
让我们对上述讨论进行一下总结。首先，在启蒙运动之前，人类不是没有理性或缺乏理性，而是没有给理性以恰当的地位。只是到了18世纪，启蒙才赋予理性以充分的自由，才给予理性以最高权威的地位，才使其他权威都必须接受理性的审判。其次，在启蒙运动之前，人类不是没有运用理性，而是没有或缺乏理性的公共运用。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缺乏理性的运用，但是在大多数时候，理性的运用都是私人的。所谓启蒙，就是要使理性的私人运用变为公共运用。这不是说不允许理性的私人运用，而是说理性的私人运用是有限制的，但理性的公共运用则是完全自由的。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启蒙精神是反思的和批判的。启蒙精神是反思的，它要求人类思考自己本身的思想状态，要求我们自己从不成熟的童年走向成年，要求我们对自己的理性不要“私用”而要“公用”，要求我们自己从特殊的个人变成人类共同体的理性成员。启蒙精神也是批判的，它主张理性是最高的上诉法庭，而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理性的审查。在这种批判性的理性审查中，服从外在权威意味着教条主义和他律（heteronomy），而在对教条主义和他律的批判中，启蒙弘扬了自主性或自律（autonomy）。
三、启蒙与现代性
启蒙精神是反思的和批判的。在18世纪，启蒙终结了基督教长期以来的思想统治地位，对西方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反省和批判，为全世界开启了意义深远的现代化进程。在这种意义上，启蒙等同于现代性。当两个世纪之后，当人类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长足进步之后，启蒙精神继续鼓舞我们对启蒙以来的历史进行反思，对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主义提出质疑，对现代以来我们深受裨益的众多东西——理性、科学、真理、主体、正义、民主、自由、平等——进行批评。正如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说的那样，这种批判的反思在本质上是积极的：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普遍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中，有哪些是个别的、偶然的和专断的。在这种意义上，启蒙又是对现代性的批判。
无论是在康德还是福柯的文章中，关于启蒙的思考有一个共同的关键之点：它是批判的思考和历史的思考的接合点。这种关于启蒙的思考是批判的，它对我们所一直信奉的所有权威提出质疑，它要求所有事物都必须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这种思考也是一种历史的思考，因为它思考的东西总是“现在”，“现在”就是“现代”，而启蒙就是对“现在”的批判。因此，关于启蒙的思考无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时刻（无论是康德在1784年还是福柯在1984年或者我们在21世纪），它所指向的都是“现在”。在这种批判的思考和历史的思考的接合中，启蒙与现代性汇合在一起了。
在历史的思考中，现代性是指一个时代。“现代”（modern）一词来自于拉丁文中的modernus，而拉丁文中的modernus大约在公元5世纪晚期就出现了。虽然“现代”这个词并不现代，但是它确实一直被用来表达与过去不同的时代意识。这意味着这个词有一个优点：它在一千年前可以用，在现在可以用，在一千年后也似乎仍然可用。如果“现代”是一个任何时代都可以使用的词汇，那么显然这个词在今天对于我们就是指“现在”。当然，这个“现在”是宽泛的，一般而言它是指自启蒙以来的时代。
在批判的思考中，现代性是指一种思想方式。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把现代性称为一种气质，一种态度，一种感觉和思维的方式，一种行为或行动的方式，一种哲学化的生活。作为一种气质，这种思想方式通过我们自身的历史，对我们所说、所思和所做进行批判。作为一种态度，这种思想方式永远激励我们反思自己与历史的关系，持续对“现在”提出质疑，不断地激活我们的批判精神。作为一种哲学化的生活，这种思想方式既从事一种关于我们所背负的历史遗产的分析，也追求一种关于超越现实的理想。
我们说过，启蒙的批判者试图将“现代”与“后现代”（或“前现代”）对立起来，并用“后现代”（或“前现代”）取代“现代”。如果说这些批判者是否成功地用其“后现代”（或“前现代”）取代了“现代”，这一点尚存疑问，那么他们成功地制造了“后现代”（或“前现代”）与“现代”的对立，对此似乎毫无疑问。比如说，在当代哲学中，“现代”与“后现代”的对立已经深入人心。对此我想提出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现代”与“后现代”（或“前现代”）是否是对立的？
在我们的先前讨论中，在启蒙的背景下，现代性有两种所指：一种是指自启蒙以来的时代，另外一种是指与启蒙相对应的思想方式。相对于这两种不同所指，我们来分析现代与后现代（或前现代）的关系。
在第一种所指（现代性是指启蒙以来的时代）中，问题的实质是历史分期。如果现代性是指自启蒙以来一直持续到当代的时代，那么“现代”就代表了历史中的一个特定时期。在定量的意义上，对于这个特定时期的具体时间含义可以存在争议。但是在定性的意义上，“现代”之前的历史时期可以被称为“前现代”，在它之后的历史时期则可以被称为“后现代”。这样，“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相继地存在于历史的延续中，在这种意义上，它们不是对立的，而只是代表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已。
在第二种所指（现代性是指一种与启蒙相对应的思想方式）中，问题的实质是理性的地位。启蒙（现代性）赋予理性以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对所有权威都提出质疑，对所有事物都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在这种背景下，对立的双方是理性与权威，批判反思与教条主义，以及自律与他律。在这种意义上，与“现代”对立的东西与其说是“前现代”和“后现代”，不如说是“反现代”。也就是说，“前现代”和“后现代”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是反现代的。如果我们要想划清界限，那么这种界限最好划在“现代”与“反现代”之间，而非“现代”与“前现代”或“后现代”之间。
现在我们可以来相对完整地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了：启蒙既包含了我们一直追求的真理和解放的理想，也包含了我们应该永远具有的批判反思精神；启蒙既代表了一个历史时代，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式；作为一种思想方式，启蒙试图用理性取代权威，用批判反思取代教条主义，用自律取代他律。
我们现在探讨启蒙，其意义不仅在于阐明“启蒙过去是什么”，而且还在于表明“启蒙在今天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在21世纪的中国，启蒙告诉我们三件事情。
首先，我们仍然要追求真理。当代哲学认识到启蒙在真理问题上犯了一个错误，即我们无法得到启蒙所追求的那种永恒的、绝对的真理。我们确实拥有一些可靠的知识，就此而言它们也可以被称为真理。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任何知识都是可错的，都是可以在未来得到修正的。但是，现在事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相对主义的流行，而相对主义或者否认真理的客观性，或者根本就不承认真理的存在。相对主义用“话语”替代了真理，用“语言游戏”替代了对真理的追求。即使我们对所有知识都抱有可错论的信念，我们也认为相对主义不仅是错误的，存在着关于自然界的客观真理和关于人类社会的道德真理，而且相对主义是有害的，它模糊了真与假、好与坏、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界限。
其次，我们仍然要拥有一种乌托邦精神。在这里，所谓乌托邦是指关于社会生活的美好理想，所谓乌托邦精神是指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在启蒙的高峰时期，人们对社会生活充满了美好的理想，憧憬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到了20世纪，人类的乌托邦精神逐渐衰落，实证精神和现实主义取而代之。实证精神和现实主义主张思想应取向于现实，并符合现实。随着思想和现实越来越一致，追求理想的乌托邦精神就消失了。如果人类的乌托邦精神都消失了，那么历史就会出现真的终结，所有的思想都将是死水一潭。虽然乌托邦确有其负面的意义（如空想或导致集体性狂热），但是在这种实证主义、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混合物充斥一切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为乌托邦精神留有一块空间。
最后，我们仍然需要启蒙。对于“启蒙完成了吗”这个问题，康德在200年前说，我们不是处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而是处在一个启蒙的时代。对于同样的问题，福柯在20多年前说，经过了两个世纪的启蒙，我们现在仍没有成年，因此启蒙并没有失去其重要性和有效性。在21世纪，在面临各种重大社会问题、精神迷茫和理想缺失的当代中国，在“真理失去纯粹”和“价值失去崇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问这个问题。因为在这种重问中，我们才能够反思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现状，才能够坚定面对相对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冲击，才能够继续追求我们自己美好的理想。因为在这种重问中，我们可以继续进行康德和福柯曾从事过的思考，而且我们也相信可以得出与他们大体相似的回答。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仍然需要启蒙：我们需要高扬理性，因为今天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迷信；我们需要启蒙的批判反思精神，因为我们通常仍然服从各种各样的外在权威；我们需要提倡自主和自律，因为很多情况下支配我们的仍然是教条主义和他律；我们需要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仍未“成年”。
启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几百年来，人类一直沿着启蒙的道路不断前进。尽管启蒙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前进的道路很少是笔直的坦途，人类的脚步时常伴随着犹豫和彷徨，但是人类确实在前进，社会确实在进步，历史确实在不断续写新的篇章。在所谓的“后形而上学时代”，真理已经变得不那么纯粹，然而它仍然是真理；价值已经变得不那么崇高，但是它仍然是指引我们前进的目标。因为启蒙告诉我们：获得永恒真理的理想是伟大的，即使我们知道自己只能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前进一小步，我们也应该加以追求；实现普遍人类解放的理想是崇高的，即使我们知道现存社会与这种理想之间存在着不知需要多少代人才能跨越的鸿沟，我们也应该努力为之奋斗；理性的批判反思精神是永恒的，即使我们知道在自己的批判反思中会用一些“新偏见”代替“旧偏见”，我们也应该加以发扬。
姚大志，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哲学系主任，兼任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委员会委员、秘书长。本文原发《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