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萍:明清之际王学“清谈误国”论质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22-06-17 23: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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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萍  

  

   摘要:学界对阳明学哲学内蕴的阐发,多致力于挖掘王学的“庶民性”,更有论者将其与西方“启蒙”概念相比附。余英时认为王学是“得君行道”不得而“觉民行道”,也有着觉醒下层的意蕴在。然而,除去对王学文本分析和讲学研究之外,学界对王门后学与国家之间的行迹研究,实际上却着力不多,基本沿用旧有话语表达,“清谈误国”论即为显例。明末清初流行的“清谈误国”论认为王学袖手谈心性,使明王朝陷入危机乃至崩溃,而这其实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不可抽离来界定王学的性质。王学兴盛时,也是明王朝边患剧烈之时,考察王门后学在抗倭中的作为,以及边将翁万达的经历,可以发现,王门后学以国家为己任,勇于任事,履艰危,能自竖立,以志节振拔于一时,远非所谓“清谈误国”可涵盖。因此,弄清晚明清初“清谈误国”论的来龙去脉,可以为进一步讨论王学的历史进程及其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奠定基础。

   关键词:明清之际; 清谈误国; 王学; 启蒙; 余英时; 翁万达;

  

   一

   王阳明学说研究史的两种路径,一是对阳明学的哲学阐释;二是挖掘并彰显出王学的所谓“庶民性”。考察以上研究所依据的史料,第一种路径主要依靠王阳明及其后学的著述,第二种路径则主要是根据王门后学的讲学活动,对此类讲学史料的梳理,成为“庶民性”论断的主要史料依据。【1】

   余英时这一判断多少延续了之前学界所突出的王学左派的叙述脉络,蕴含着启蒙话语的内核,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诉求。【2】

   所谓“觉民行道”的含义,是否只能是不愿意被君权收编的士子唤醒民众以“道”来与君权相抗衡呢?从嵇文甫等开始对王学左派的标举与研究,到余英时等学者的研究,在启蒙的预设里,又隐含着国家与社会的二分,社会处于与国家的分裂状况,社会在儒学士子动员组织下与国家现实政治秩序对抗,而这被认为是王学的“进步性”而被大谈特谈。【3】

   这一王学研究主流的“进步性”基调的历史叙述,与明清之际的王学“清谈误国”论形成有趣的对照,“清谈误国”在明末清初的意思,是指王学游谈无根,提倡纵情达欲,给明王朝造成巨大危机,并最后导致王朝崩溃。而在后世的革命话语里,封建王朝的崩溃成为正面效果,王学无疑也就由此具有了“进步”性。也许可以说,明清之际的王学“清谈误国”论,在现代学术研究叙述话语里奇迹般“借尸还魂”,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内在连续性。比如,任剑涛说王学是“儒学的最后挣扎”,认为“‘王学’潜在的威胁就是颠覆秩序”,这一论断无疑和革命、“清谈误国”论有着某种奇妙的亲缘关系。【4】

   那么,明清之际的王学“清谈误国”论到底是什么呢?

   王学“清谈误国论”从晚明起就不绝于耳,5这一论述的经典表述是顾炎武(1613—1682)所言:“五胡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6】顾氏反对阳明学,认为“清谈”导致神州荡覆,提倡“修己治人之实学”,以矫正王学流弊。后来学术界据此推出明清“实学”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7】

   明末清初“清谈误国”论的典型表述很多,又如:吕留良(1629—1683):“道之不明也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8】王夫之(1619—1692)《张子正蒙注》:“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故君父可以不恤,名义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宋亡,其流祸一也。”【9】顾炎武、吕留良和王夫之均把明朝灭亡归罪于王学清谈。此外,张履祥等遗老,陆陇其、陆世仪、熊赐履、张烈等清初儒者均有此种言论,不赘述。

   “清谈误国”论首先来源于儒学学派内部的分歧。晚明到清代对王学的批评,大多基于程朱学的立场,正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凡崇朱氏学者,称先朝之乱由于学术不正,其首祸为王阳明”。【10】由于阳明学确实也借鉴和吸收了禅宗的思想和表达方式,【11】故王学“明心见性”的言论,被认为非常空疏,近于禅。其次,明清鼎革巨变,顾炎武等遗老遭逢惨烈的家国之痛,这促使他们对晚明的种种现象进行严厉的反思与拷问。此时阳明学首当其冲,晚明的种种乱象很自然地被归咎于阳明学所致。顾炎武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在著述和日常生活中反复提及和宣扬王学清谈误国论。由于顾氏为人与为学备受敬重,影响深远,故信奉此说者所在多有。但问题关键在于,顾氏此论有着个人独特的学术宗旨和现实关怀,其论析并不客观和慎重。对此,同为著名遗民的钱澄之(1612—1693)在给顾炎武外甥徐元文(1634—1691)的信中,有极为生动的描绘:

   向与阁下聚首于令母舅宁人寓斋,宁人极诋阳明之学,又出吴江一老生所寄骂阳明书,比之毒药猛兽,遍示坐客。弟见其方寸败纸耳,字画怪诞,文理恶劣,皆陈羹馊饭语,不惟未尝见阳明书,并未尝读程朱书者,不知宁人何以欣然夸示人也?弟见宁人骂兴甚勇,如此固陋,尚欲引之为助,其所以恶阳明者至矣,故默不与辩。酒间,问曰:“顾泾阳何如?”曰:“正学也。”弟曰:“余观其《学》《庸》,亦颇采阳明语,何也?”宁人大咍,以为妄,问弟见诸何书,弟偶失记,无以应,益大噱,久之,曰:“君元来于此事甚浅。”阁下尔时亦主宁人之说,以泾阳深辟阳明者也,犹记之乎?弟比大惭,非惭其学之浅,惭其以为妄也。既抵家,搜诸敝簏,得之,盖顾先生《小心斋札记》也,即命儿子钞稿奉寄,托为转致宁人,以谢此惭。顷再至汴梁,则孙征君重刻《圣学宗传》,所谓《小心斋札记》,俨然载于其后。书行,想阁下与宁人皆得见,故不更寄所录也。征君学阳明之学,弟不敢知,但泾阳先生采阳明语,一一可按,弟固非妄言也。【12】

   尽管写信对象是顾炎武的外甥,但钱澄之并不忌讳对顾氏的评价。通过这封信的信息看到,顾炎武对王学的抨击带有极强的情绪化因素。顾氏“极诋阳明之学”,同意王学为“毒药猛兽”之喻,所举之例证竟然只是孤陋寡闻的吴江老生的唾余之言,却没有做多少学理的分析。对此,钱澄之先是默然不做声,既而举顾宪成(1550—1612)《小心斋札记》为例,做调和之论。但顾炎武不相信顾宪成会引用王阳明的学说,虽然钱澄之当时不记得具体出处,但后来检出孙奇逢(1584—1675)《圣学宗传》所录顾宪成《小心斋札记》中阳明学说的内容,而这正是顾炎武所不愿相信的。顾氏对王学的偏见与偏执,于此可见一斑。顾炎武长于史学,拙于思辨,尤其不相信顿悟一途,这既是他的学术所长,亦是其限制所在。因此,顾炎武王学清谈误国论,有着独特的个人体验,并不能视为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

   面对明清鼎革的惨痛记忆,很多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士人也不愿意公开承认曾受惠于阳明学派,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所总结的,那时候像黄道周、张煌言、王翌、瞿式耜、陈子壮、张家玉等学者支撑反清复明的危局,“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业,令我们永远景仰。他们自身,却都是——也许他们自己不认——从阳明学派这位母亲的怀里哺养出来”,因为,他们认为明朝之亡,“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13】所以虽然不愿意口头承认,但他们抗清动力实际上却是来自阳明学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遗民沉痛反思而发出的“清谈误国”论,到清初为清廷所采用。为此,清廷采取极其严格的管控措施,比如禁止生员议政、禁止讲学,重新推崇朱子学等。在政治权力的压制、学术潮流的转换之下,王学在清初成为潜流,直到晚清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再重返国内而复兴。【14】这一转换极有特殊意义,遗民与清廷成为“合谋”,共同促成了“清谈误国”成为定论。【15】任剑涛在《当代知识界的悲剧——以颂扬国家代替限制权力》访谈中,起首即提及对阳明学的诸种判断,他认为,明代“王学”的兴起可视作儒学衰落的开始——“王学”是“儒学的最后挣扎”,因为“王学”的兴起已经显示儒学没有面对现实的从容感了。他甚至认为,“王学”潜在的威胁就是颠覆秩序。【16】然而,如果深入到历史的语境,事情恐怕未必这么简单。

   明朝灭亡是个综合性的事件,【17】比如最近的环境史研究,甚至把明清易代归结于气候因素。【18】总之,要某种思想学说为明王朝灭亡负责,无疑是夸张了思想的作用。那么,如果王学不是“清谈误国”,又是什么样的事实呢?

   二

   传统中国的经典思想文本很多是零散的,往往是以语录形式呈现,缺乏西方如康德等思辨哲学家那样系统性的哲思,作者的思想体系需要我们去建构。《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部分言行记录,是语录式的,每段对话或记事应该都有具体场景,可是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因此给解读带来了困难。司马迁《史记》记载,孔子曾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思是说,与其看言语的记录,不如看实际行事,能得到更为深切明确的结果。儒学的这种践履传统影响极为深远,后来儒学的主要传统呈现出来都是零散的、语录式的。朱熹著述很多,但和朱熹论辩的陆九渊则认为“易简功夫终久大”,很少立文字。到王阳明的时代,更是如此。

   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19】倡导“知行合一”的后果之一,就是王阳明自己及其后学,并不以著述为重,而是特别重视实行,所谓“俾务躬行则可”。按照阳明的逻辑,“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行是知之成”,如果有笃实的行动,就相当于有了文字的撰述。因此,王阳明本人虽然文治武功并重,但较诸朱熹,文字著述实在差距太远。

   而且,与朱熹很不同的是,王阳明招收弟子也不以知识作为考核标准。很多王门后学可能并无多少知识上的素养和训练,门下弟子有陶工、农夫、樵夫,即可为明证。尤其泰州学派,虽然称之为“学派”,其实并不以学术见长,而是重视改造社会的行为,他们极富行动力,乃至能够“赤手搏龙蛇”,有掀天动地的精神。

   举个例子,来说明王门后学的实际作为。

   王门后学与嘉靖倭患

   王学兴起到兴盛的过程,恰值江南倭患愈烈之际。《明史》载:“倭之躏苏、松也,起嘉靖三十二年,讫三十九年”,【20】有论著称之为“嘉靖大倭寇”。【21】明人对倭寇为祸之烈的记忆深刻,记载甚多。如,谢肇淛(1558—1614)《五杂组》:“倭自嘉靖末,钞掠浙、直、闽、广,所屠戮不可胜数,既以吾闽论之,其陷兴化、福清、宁德诸郡县,焚杀一空,而兴化尤甚,几于洗城矣。”【22】李诩(1505—1593)《戒庵老人漫笔》记载,由于倭寇侵扰,“东南民死焚掠者、死征戍役者、死供饷死逃亡者,累数十百万人,至不欲为民。”【23】王学的兴起地区,也正是江南,王学士子谈兵、游幕,积极参与抗倭救民的行动中。

   著名思想家李贽(1527—1602)就是代表人物。嘉靖三十九年(1560),倭寇侵扰泉州,李贽正好家居,于是奋起加入到抗倭行列。李贽自述说:“时倭夷窃肆,海上所在兵燹。居上间关夜行昼伏,除六月方抵家。分家又不暇试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柝为城守备。盖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无籴处。居士家口零三十,几无以自活。三年服阕,尽室入京,盖庶几欲以免难云。”【24】万历二十五年(1597),李贽著成《孙子参同》,正是缘于他曾亲身参加抗倭而做的理论总结。

以书画戏曲闻名的徐渭(1521—1593),是王门弟子季本的学生,徐氏自称“生平颇阅兵法,粗识大意”。他后来参加了“柯亭高埠诸凡之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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