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下篇)——扩展秩序与演进道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 次 更新时间:2020-12-03 12: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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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进入专栏)  

  

   在《公共论丛》上发表了“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的“初论”。写完“上篇”和“中篇”就意识到所谓“下篇”必须自成一体。这里提供的“下篇”就只好当成一本书的“提纲”来看待了。发展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哲学,这可说是哈耶克后半生著述的重心所在。自罗尔斯《正义论》行世以来,道德哲学的主流渐渐演变为关于“平等”的哲学。这正是哈耶克一直(在70年代初写《法、立法与自由》时就反复表示)担心的事情。在哈耶克(以及个“保守的自由主义”传统)看来,“自由”是价值,“平等”只是从属性的手段,或者在价值体系中“次一级的价值”。我们关心“平等’’问题,仅当我们探讨维护自由的“秩序”时才有意义。但是从发生学(或“逻各斯”,或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眼光看,当我们关心“秩序”中的“自由”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自由与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哈耶克对待“道德传统”的态度,在布坎南看来是包含了内在矛盾的。在我看来这内在于哈耶克体系的矛盾“不得不”发展出罗尔斯的体系。罗尔斯和哈耶克都声称“承继着康德哲学”。我们知道,康德道德哲学已经包含了这种在“普遍渔场致原则”与“生活世界特殊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哈耶克那一侧,所强调的是创造性的个体对传统道德秩序的“附着性”(conformity)。在罗尔斯那一侧,所强调的则是改造传统秩序以利于个体创造性的开发 陡年以来,我总是试图将这一紧张关系转换成“主体”与“主体间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来讨论。这一转换包含着对“知”与“行”之间关系的重视,更确切地说,是对“由知到行”这一道德哲学主流的重视,因此隐涵着对休漠“理性是激情的奴隶”经验论传统的偏离。这样一种偏离不得不借助于欧陆哲学传统对理性的论述。因此就有了所谓“打通”西方两大哲学传统的看法。但是这样的“打通”早就被例如哈贝玛斯实行过了,所以在我关于“均衡”的论述中又难免表现出与哈贝玛斯的“社会交往理论”颇为近似的观点。

  

一、引言

   把“市场”(自利的人们进行交换的场所)与“道德”(“善”,“正义”,“美德”)放在同一个题目之下讨论,会引出两种倾向。其一是强调市场与道德的一致性。其二是强调市场与道德的相反性。在第二种倾向下又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

   (1)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在这一立场看来,市场活动势必瓦解传统价值,并且最终瓦解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德克海姆(E.Durkheim)提出的“现代性”理论包含了这样的论说。(2)道德虚无主义(nihilism)的立场。在这一立场看来,传统价值本身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是必须放弃的。之所以必须放弃传统道德或必须对所有的价值“重新评价”(reevaluationg of all values),是因为“人”不应当成为“道德传统”或者任何“传统价值”的奴隶。正相反,道德或“价值”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帮助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变得日益强大。尼采(F.Nietche)的“现代性”理论包含了这样的论说。[1]

   从中国学者对市场与道德问题的论说中可以看到,在上述的第一种倾向内又分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1)以市场行为取代道德行为的立场。在这一立场看来,根本没有必要讨论道德问题和担心社会道德基础的瓦解。因为“市场”(每一个人追求自身福利或“善”的场所)本身已经包含了道德。例如“明智的效用主义”(intelligent utilit arianism)认为,每一个追求自身福利的个人,如果预见到完全自私的行为不能为自己带来最大福利,就会转而采取尊重他人追求同等福利的权利。这就是所谓“无穷多次博弈的囚犯悖论”中的合作策略。在道德哲学史上,边沁(J.Bentham)和密尔(J.S.Mill)是这一立场的重要代表人物;(2)强调在市场行为与道德行为之间的不可替代性,强调在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tension),并且强调这种紧张关系完全可能将“市场”与“道德”这一对范畴同时毁灭,最终将社会经济发展导入“死胡同”……独裁统治下的经济秩序,或者无政府状态下的经济混乱;两者都将是“低收入陷阱”。在道德哲学史上,哈耶克(F. Hayek)的“扩展秩序”思想是这一立场的重要表述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布坎南(J. Buchanan)在其90年代以来发表的几篇论述中,表现出明显的“哈耶克倾向”……对他自己早期立场的某种背离[2]。

   一旦我们开始讨论市场与道德的关系,我们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围绕“现代性”(modernity)问题展开的一个宽广的论域。事实上,从康德以来的所有重要思想家们的论说,都是在这个论域内进行的[3]。正是市场力量,从远古开始缓慢地积累到某个引发质变的阶段,把我们的物质生活带进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期望与经验之间的裂口不断地迅速扩张”。这产生两个方向上的危机。(1)不断扩张的“期望-经验”裂口最终形成了“期望着这种不断扩张”的期望。当扩张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时,危机感便开始发生。我把这叫做“发展的危机”。(2)不断扩张的“期望—经验”裂口迫使人们在变化中,在转瞬即逝的感性现象中,寻找永恒不变的东西。波特莱尔(C. P.Baudelaire)称此为“现代美感”[4]。当人们终于意识到任何“永恒”都只是幻觉的时候,“上帝死了”,危机感发生了。我把这叫做“超验的危机”(crisis of the transcendence)。在这两种危机中,前一种是普遍的,世俗的,没有经过反思的危机。在中国社会里,所谓“收入增长预期”和“超前消费”就是这类危机的前兆。在西方社会里,由“罗马俱乐部”70年代初的报告引起的关于“零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的争论,关于“环境”与“人”的哲学,都属于发展的危机。另一方面,超验的危机与发展的危机相比,是更加特殊的,非世俗的,反思性(reflective)的危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生活世界进行反思,从而不是所有的人都体验着超验危机。然而正是超验危机的扩展(例如尼采描述的从追求真理而导致彻底的怀疑主义)可能将社会全体成员带进“不合作陷阱”甚至瓦解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主要论证上述的第一种倾向下的第二个立场,那也是我一直以来所秉持道德哲学立场。我认为,对任何一个市场经济而言,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基础必须是而且只能是我所秉持的,由哈耶克终生为之辩护的这一道德哲学立场。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不仅在非西方社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在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也曾经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例如韦伯所论述的天主教道德规范对借贷活动的压抑)。尼采式的道德虚无主义同样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正如尼采本人所论,道德虚无主义必然的前途只有两个:毁灭,或者对一切价值的重新评价。后现代派的批判家们例如福柯(M. Foucault)和德里达(J.Derrrida)正是沿着尼采“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的哲学走到对一切人类价值持否定态度的境界中去的(因为一旦价值成为“价值”,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制度的压抑性”)。那么边沁式的“明智的效用主义”道德哲学是否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呢?否!根本的理由在于,当经济发展越过了初期的“温饱阶段”之后,人们的效用函数马上会发生日益增大的分歧。人们不会满足于简单地在“吃”,“穿”,“住”,“行”这类货品之间选择并且达到效用最大。中国的孔夫子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都有过“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观点。且不说人们在伦理实践方面会出现的巨大差异,仅仅从行为学派的观点看,例如当马斯洛(Maslow)所论的“自我价值实现”(self actualization)这类行为动机在效用函数中占据重要位置以后;人们追求自我福利最大化的选择就会呈现严重的“外部效果”(例如宗教团体在电影院门口示威反对放映有辱“上帝”尊严的影片;例如在公共场所焚烧国旗;又例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争论)。换句话说,当经济发展越过了初级阶段以后,社会成员必须面对各种不同的基本价值以及价值选择问题,必须在各自的价值选择之间达成某种方式的谅解和兼容。效用主义之所以无力解决现代性问题及相应的道德危机,是因为效用主义的“善”是以给定价值为其“效用最大化”的前提的。效用主义道德哲学的对立面,后现代流派之一的“社群主义”,以其日益增大的影响力说明了效用主义哲学的贫困。社群主义者们之所以反对市场经济原则,因为他们相信各种基本价值之间不可能达成谅解和兼容[5],这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

   哈耶克所主张的,并且汇合了后期的布坎南思想的道德哲学立场,我按照哈耶克本人的见解称之为关于“演进道德”(evolutionary morality)的哲学[6]。演进道德所强调的是道德的“演进性”(evolutionality),正是由于承认各种基本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相信存在着使这种紧张关系得以解决或转型的社会生存机制(上述第一种倾向下的第二个道德哲学立场),才可能看到那个内在于社会道德传统的,促使道德传统不断演变的动力。

  

二、“均衡”的涵义

   在东方和西方各主要思想传统的道德论说(moral discourse)中,占着主流位置的论说(例如苏格拉底[Socrates],吠陀学派[Vedas],和孔夫子)均强调“从知(to know)到行(to practice)”的关系[7]。这一思维范式在西方传统中尤具强大影响。笛卡儿(R.Descartes)从追问知识的“确定性”(evidence)开始,经过哲学沉思,认定了上帝的存在性,从而找到了一切道德的出发点。康德从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出发,导出“实践理性”。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曾经占据主流的休模道德哲学(即视道德为一种“感觉”[moral sense])也同样始自对经验事实的追问。分析哲学家例如艾耶尔(A.J.Ayer)和早期的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之能够否认道德命题的“合理性”,也是始自对命题所指称的经验事实的可确认性。做为对 ,由于庄子的类似“存在美学”(existential aesthetics)的认识论和禅宗所强调的“顿悟”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的重要影响,从本体认识论到道德哲学,或者从“格物”到“致良知”的思维范式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主流地位相对较弱些。尽管存在着不同思想传统之间的差异,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一种道德论说若要占据主流位置,就必须回答“知”的问题。

道德哲学之所以必须回答“知”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对于一个不能“知”的人而言,不存在“道德选择”。正如基沃斯(A.Gewirth)所说:一块石头是无所谓“道德”与否的。又如哈贝玛斯所说:不论是以“知识问题”(knowledge question)为核心的哲学,还是以“存在问题”(the Being question)为核心的哲学,都必6如涉及对世界的某种“认知关系,(cognitive relationship)[8]。例如:一个即将溺毙的人向一个过路人呼救,而那个路人不能分辨这一呼救是否是真实的,也不能估计拯救行为将给他自己造成多大风险和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溺水者的福利(在中国发生过类似的真实故事:路人从高处跳下,而假呼“救命”的顽童是在非常浅的水中,结果救人的人撞成脑震荡,终生瘫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见死不救”是不道德行为。任何道德选择都必须是行为主体能够充分意识到行为后果的行为选择。也只是在行为主体对行为的后果有所“知”的程度上(除了“神”,任何人都不可能达到“全知”境界),行为主体应当承担道德责任[9]。(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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