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更新阅读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0 次 更新时间:2010-07-27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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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琪  

  

跟过去比起来,现在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新闻爆炸的时代了。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新闻之中,时间一长,神经也就变得麻痹起来,于是便渴望着更大更刺激的新闻;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一种可怕的冷漠。冷漠的表现形式除了没有谁仔细听别人说话外,就是争吵,看谁声大,这与人们渴望着更大更刺激的新闻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时代的通病,越来越现代化的传媒的运作更使这种通病蔓延起来。如何在更新阅读经验中使“旧闻”常读常“新”,使经验成为一种不只是你知道了什么事,而是你知道了可以以好几种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对待它的事,这就使时间有了一种停顿,使人能静下来慢慢想想自己不断更新着的阅读经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里面有一种抵制的姿态。这种抵制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对普遍接受的流行说法的抵制,于是人就有了倾向性。人是不可能没有倾向性的,否则无法开口说话。再是对自己的抵制,宁肯逃到一个与外界不通任何消息,没有电视、电脑、报纸、手机的环境,在逃避式的抵制中使得自己对过眼烟云似“旧闻”重新获得一种震撼,一种把历史与现实揉合在一起、不知今夕何年的感慨。也许一种自我隔绝、有意抵制的姿态,再加上有话没话中的强行表达(不表达就谈不上思想,一切真成了过眼烟云),这恐怕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可想象的生存方式。

下面,就是我在整理旧报纸时又偶尔有所触动,有了新的阅读经验的几件事。

一、 如何安排“大事”的顺序?

2001年10月3日的《参考消息》上刊出了2001年9月的“一月大事记”。这里的“大事”显然着眼于全球。由于有“9、11事件”,所以这一栏“大事”就格外引人注意。令人吃惊的是在2001年9月的“大事”中,名列首位的是“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第二位才是“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等地11日遭到大规模恐怖袭击”,第三条是“美国发誓对恐怖分子进行报复”,第四条是“巴以达成永久停火协议”。现在,多半年过去了,重新看这四件“大事”,觉得我们仍生活在后三件“大事”的巨大阴影之下,有的是一场恶梦,有的是一场美梦,美梦醒了,反而使人痛苦;恶梦仍在继续,但又似乎有醒的可能,至于醒后是苦是乐还不得而知。“9、11事件”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改变了世界对美国的看法和美国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改变了凸现在恐怖主义这一严峻话题下的文明冲突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改变”还将更深远、更长久,以至我们今天还无法断定是否今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发生的任何事是不是都与它有关。相比这后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真那么重要吗?看一下2001年9月以后的报纸或进行一下民意调查,就会明白今天到底还有多少人知道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是几月几日召开的,通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决议。但反过来想,什么才算“大事”,又确实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人只能遵循自己的判断;也许对某些人来说,十五届六中全会的意义远远大于“9、11事件”,特别对中国人来说。我相信对于如此排列“大事”的顺序,至少可以找出一百种理由加以论证。而且,就是今天把这些“大事”摆在面前让我来重新排顺序,我也会把十五届六中全会排在第一位;这种排法就是再不妥当也就那么大个事,而且不会有多少人计较;冷漠或无所谓的态度不知客观上是起着一种“帮忙认可”的作用,还是“暗中毁坏”的作用。可如果把“9、11事件”排在第一位,有人问起罪来可就不是个小事了。那时你就会发现人的警惕性其实是很高的。一个人的行为(比如给大事排顺序)实际上总受着这些事之外的因素的制约,这其实也是谁都明白的。只是不知道这种情况一旦固定下来,人是否真没有了自己的判断,结果全社会都把“事件”之外的因素当成必须摆在第一位的“客观标准”,那时也会有一种“高度统一”,一种以丧失个人的独立判断、以民族心理的扭曲为代价的“高度统一”。

二、 如何反思苏联的解体?

1991年12月26日是苏联解体的日子。10年过去了,2001年12月23日的《参考消息》上有戈尔巴乔夫的一篇文章,对当时的苏联解体进行了反思;里面有这样一段让人撕心裂肺的话:当苏联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时,戈尔巴乔夫顽强进行着挽救,想以新的联盟国家取代旧的苏联。但一切都太迟了,“当时我问自己,难道真的只有我需要苏联?我想了很多。当然,我痛苦地失望了。为什么国家沉默不语?”

“为什么国家沉默不语”?

“国家”是谁?在苏联70多年的历史中,可曾有过“党”之外、“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的“国家”?既然不曾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国家”,现在怎么可能忽然冒出一个“国家”来说话?而且你怎么可能知道这时候“国家”说的话就是你想听到的话?如果“国家”在过去只能说你想听到的话,那么现在当你失去或即将失去权力时,“国家”又怎么可能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样的话?戈尔巴乔夫说,由于他,苏联才实行了改革政策,“苏联公民才有了自由和公开性”。但当苏联解体时,这种“自由和公开性”只能表现为争取获得更大、更多,甚至可以说是在想象中的漫无边界的“自由和公开性”,因为压抑的时间太久、太深。社会还远未积累起一个独立于固有意识形态之外的公共话语空间,什么东西越新奇、越有刺激、越能造成轰动,大家就越蜂拥而至地追逐着什么,“自由”与“公开性”变成了言论的游乐场,“真理”被淹没在“意见”的汪洋大海之中,因为在过去的70多年里,对“真理”的压抑远在对“意见”的约束之上。那么今天,戈尔巴乔夫所想听到的“真理”的声音自然沉默不语,有的只是各种“意见”的吵吵嚷嚷,而且这些“意见”都只能起到一个推动苏联解体的作用――因为他们要的只是挣脱、只是各种“意见”的“自由”和“公开性”以及市场背景下的生存、谋利,有如我们今天就已经可以在我们的报刊杂志(特别是各种“小报”)上所看到的虽说远没有“放开”但已令人瞠目结舌的“自由”和“公开性”一样。

“真理”和“意见”在这里是在柏拉图意义上使用的。“真理”不是指“标准”,而是指对“真理”的追求,对“真理”、“自由”、“正义”这些具有人类普遍价值意义的理念的追求;而“意见”则指的是各种与“真理”的严肃性无关的“议论”。当人们不会或不习惯严肃地讨论“真理”问题时,“自由”与“公开性”所导致的恰恰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关键时刻所最不想看到的“真理”的“沉默不语”。

今年的1月3日的《报刊文摘》上刊登了俄共中央副主席梅尔尼科夫的一席话。他说,苏共失败的原因在于党垄断一切,第一是对政治的垄断,第二是对真理的垄断,总之对不同观点的一律压制、任何严肃的不同观点都被扼杀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更令人深思的是当我写这篇文章时,今年的4月11日的《参考消息》上又有了俄罗斯《消息报》上的一篇文章,里面说俄共的影响每况愈下,而且“可能走向分裂”,因为“政权变更了,而俄共却没有变化,它还停留在叶利钦时代。久加诺夫、库普佐夫、马斯柳科夫和卢基扬诺夫等俄共领导人已无法融入新的、普京的强硬权力结构之中。俄共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改革自身队伍’的必要性。这种议论导致党内‘红色正统派’与各类‘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不断加剧,最终可能使俄共走向分裂。”

这也就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在野的共产党组织都面临的情况。上了台就垄断政治、垄断真理;下了台又会为是否融入当下的权力结构而分化为“红色正统派”与“修正主义”。要解决这一矛盾,是否仍需要有人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否则就只有分裂?就是分裂了也依旧只能有一种垄断性的解释,否则就再分裂?这样想下来,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就是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按照“文革”时“四人帮”的标准说法,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着十次以上的“路线斗争”,而且每一次“路线斗争”都意味着又一次的分裂与整肃。到底是因为共产党太看重意识形态的纯洁与统一,还是因为在权力斗争的严酷性中实用的、功利的色彩太重?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 有无历史的真实?

与苏联解体相关联,就是自那以后不断有“内幕”或“绝密”材料公布出来,使人在震惊之余可以对“到底有无历史的真实”进行发问。

第一件事就是屠杀一万五千多名波兰人的“卡廷事件”。最早知道这件事是在30多年前,当时读一本“内部读物”,是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面提到在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文件中,有一份《四国公约》的草案,是德、意、日、苏四国对各自势力范围的划分。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差不多与此同时(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苏联也进攻波兰,并把一万五千多名波兰最优秀的人才如科学家、艺术家、大学教授、工程师、将军等等掠到苏联,集体枪杀于卡廷。苏联自然对此加以否认,说是德国人杀的。当时我看到这里,心里也很犯疑,而且就德国与苏联的争论而言,感情上先已站在苏联一边。现在,今年2月11日的《参考消息》上终于公布了在政治局编号为1号的“绝密文件”,使我们知道了杀害这一万五千多名波兰人的决定是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是贝利亚根据斯大林的委托作出的安排,在上面签名的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加里宁、卡冈诺维奇等。这是一串曾使人万分崇敬的闪闪发光的名字。现在,60多年后,这些名字终于涂抹上了永远也洗刷不掉的纯粹无辜者的鲜血。无论找出什么样的理由,也无论用多么辉煌的业绩对此加以弥补或掩饰,这一事实的真实性本身也就带给人一种绝对主义的道德直觉:这是一种有意谋杀,因为找不出任何必须杀死他们的理由。当然可以从客观上说,战争即将开始,让这些人活着以后对国家有害;这种设想不仅以一个可能的未来取消了对一切手段的限制,而且实际上是在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来考验所有参与者对斯大林个人的忠诚,而所有的人也就理所当然地把各人的得失放在了首位。我有时想,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拒绝签名的政治局委员。那些拒绝签名的人的下场肯定不好,他们的名字也就不会流传下来。但这些签了名的人就流芳千古了吗?当然,他们也不想“流芳千古”,他们顾及的只是自己的“眼下”。

所谓“历史的真实”必然伴随着某种价值上的描述。人们怀疑“历史的真实”,主要是因为事实的描述与价值的描述无法统一。当这些政治局委员们庄严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时,他们对这件“事”应该是很认真、很严肃的;但不知道他们是否意识到伴随着这种对“事”的庄严与严肃,恰恰是在价值(道德)上最大的随意、任意,它可能毁掉以后从他们嘴中所说出的任何的“历史的真实”。这种毁坏也许过好几代人都修复不了。

第二件事情是2002年1月28日《参考消息》上有一篇《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的文章,题为《另一种大屠杀》;说的是1941年冬,当德军把列宁格勒这个两百多万人口的城市围得水泄不通时,发生在这里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比如把活着的婴儿溺死在水盆里,然后肢解、吃肉;比如层出不穷地谋杀,从杀死别人到杀死自己的母亲、兄弟姐妹、祖父母;比如可怕地抢劫,从早上4点到晚上9点的排队与对排队中不断有人死去的习以为常,“地下室、医院、大街上到处都是死人”;工厂的大规模罢工以及更为可怕的苏联秘密警察,也就是著名的“契卡”为了防止有人散布悲观言论和叛变而进行的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大约5000人左右)。数字是如此惊人,我们只知道到1944年1月封锁结束时,列宁格勒死掉了一百多万人,比在前线战死的苏联红军的人数还多。

饥俄是德国人造成的,但自相残杀与秘密处决呢?也许是人性中都有恶的一面,也许与人性本身的脆弱有关,但心理的创伤到底该怎样抚平?我不是对发生了这些事感到惊奇,让我不解的只是为什么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处理它、对待它,而且在掩盖中有意宣传他、鼓励它。这种心理创伤难道就不会积累成一种民族的道德沦丧?也许为了战胜敌人,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也许在欢庆胜利中,这一切都被淡忘了;也许由于新闻封锁或出于恐惧,事实真的或自然而然地就被掩盖起来了,知道的人不多,知道了也不说,但,难道苏联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就与所曾发生过的这些事以及对这些事的处理方式无关吗?当过去尘封的文件终于公布出来时,人忽然有了一种命运感,一种被命运报复的沧桑感。

第三件事是2002年3月25日的《参考消息》上刊登了这样一件事:1945年1月30日,满载逃难的德国民众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被苏联潜艇击沉,船上九千多人死亡,是泰坦尼克号死亡人数的6倍。下令击沉这艘船的亚历山大·马里内斯库因此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只有在战争中,如何对待平民、战俘,如何表现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道德素养才有了一个真正的尺度。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话,这种尺度也就不可避免;如果时时处处以战争状态要求人、训练人,那么这种尺度就会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被淡化、淡忘,或干脆以凶残为勇敢,以阴谋为智慧。《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中有这样一句话:“好事在好环境下显得突出,坏事在坏环境下也更加显眼”。如果我们只宣传“坏环境”下的“好事”,那么就总有一天会遭到“好环境”下的“坏事”的报复。当戈尔巴乔夫说是他给人们带来了自由与公开性时,它所遭受到的恰恰就是“坏事”的报复。

四、 如何体现“正确”?

据说赵薇在2001年12月3日身着日本军旗装为《时代》杂志拍摄了2001年第9期封面。这期封面我没有见过。后来又据说赵薇为此而三番两次地向公众认错、道歉,但2001年12月28日,当赵薇在长沙演出时,仍受到一名男子的袭击,向她身上“泼粪”,理由是赵薇“把国耻当成了荣誉”。(见2002年4月4日《南国都市报》)

与此事相隔时间不长,镇江市中华路上的中华路小学在校庆74周年之际,重新立起了一块石碑,上面有大汉奸周佛海当初手书的“私立达仁学校”这样几个字。我不懂书法,但从照片上看,这几个字写得真好。中华路小学的校长解释说:“周佛海是个大汉奸,这是毋容置疑的。碑文只是代表小学有着悠久的历史。重新立碑,不是宣传‘周佛海’,而是对历史负责,对文物保护。”但一持棍老者见碑大怒,对正在夯装石碑的工人骂道:“你们这些畜生,周佛海是个大汉奸难道不知道吗?将汉奸的字碑立于青青校园里,这不仅是一种耻辱,更是对纯洁的孩子心灵的一种亵渎……”。(见2002年4月9日《南国都市报》)

“泼粪”男子觉得自己的行为完全正确:我是中国人,我不需要给我的行为找其他的理由;我宁愿被敌人杀死,也不能被这种人气死;我不认为一个人要为他做的正确的事而受惩罚。(出处同上)

持棍老者的行为更是对上加对:大汉奸的字为什么会与国旗鲜花放在同一个校园里?校长迫于压力,用石灰将‘周佛海’三字糊了起来,但这一下更显得做贼心虚,在记者的追问下张口结舌。(出处同上)

对,对在爱国;错,错在不爱国,或不痛恨不爱国的汉奸。

事情变得如此清楚明白,于是“泼粪”和持棍怒骂“畜生”就成为“爱国”、也就是“正确”的体现,甚至这种体现越尖锐、越激烈,自己也就越“爱国”,越“正确”。

且不说“爱国”里的这个“国”,可以在不同情况下理解为地域、民族、家乡、传统、历史、文物、国故、风俗、习惯、党派,甚至不同时期不同的领导人,就是在涉及到主权、领土、利益或某一特殊感情的“实在性”时,它也往往与教育的层次、引导是分不开的。教育的引导总应该往高的层次上努力,马克思对德国、鲁迅对中国、革命者对反动统治的反抗都是“爱国”的体现。也许有些人在某种情况下把保护传统文化的延续看得比政权更迭更重要,也许有些人只看重自己的成功,自己成功了,自己是哪国人,也就体现出自己的“爱国”。但这并不等于说就完全没有了判断。大的界限,或前面所说的“绝对主义的道德直觉”还是有的;所以爱不爱国,说到底是一个伦理理想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每个人都生活在政治之中,把伦理理想政治化是非常可怕的,它可能对人构成一种精神上的道德专制主义;但完全没有了伦理理想的政治统治也很可怕,甚至更可怕。前面对苏联解体的反思其实主要与这一方面的思考有关。但伦理理想到底指什么?恐怕都像“泼粪”者与“持棍”者那样去理解就不会具有普遍性。从哲学的角度讲,真正的伦理理想只能理解为某种先验原则(传统的自然法的观念是如何演进为天赋人权的,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或康德的绝对命令,它应该成为权力与法制的基础,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等。当然什么叫自由、平等、公正,需要讨论,可怕的只在于取消了这些问题的“真理性”,于是只剩下了实用中的“功利性”。西方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从来就讲的是道德实践中规范、秩序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涉及人与人的关系。

现在再来分析一下“着装”与“泼粪”、“立碑”与“怒骂”这两件事。我们没有具体的结论,只是想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提出如下两个相关问题讨论一下:

第一, 第一,泼粪者与持棍人的行为到底针对的是具体的人,还是这些人的行为?回答几乎可以肯定是针对的行为而不是行为者,因为他们个人间无怨无仇。那么我们就只谈行为本身。

第二, 行为本身,是着眼于这一行为的结果,还是就行为本身而论行为?泼粪者与持棍人显然着眼于行为的结果,认为这样的行为“有损国格”,或“在孩子的心灵上造成一个盲点或误区”。

行为总不能与行为者的动机或行为的结果(哪怕是超出意料甚至个人已无法承担的后果)完全区分开来。泼粪者与持棍人其实早已根据行为者的行为对行为者“本人”作出了人格或人品上的判断,如泼粪着说,赵薇不仅不爱国,也不反思,如果她反思了,就该把所得的钱赔给那些曾经作过劳工和慰安妇的人;小学校长显然对自己的行为也缺乏认识,否则就不仅仅只把“周佛海”的名字糊起来,而应该砸烂石碑或把它永远封存起来。

过多的话就不说了,但有一点应该强调一下,这就是对行为的道德判断不要一下子就上升为人格或人品上的问题。道德只应该限制在对行为的控制上,尽可能不要轻易变成对知识(赵薇、夯装工人也许缺乏知识)立场、信念的要求。动机是一定要考虑在内的,但这里的动机只涉及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及此种方式对他人的影响,特别是如何对待他人的态度问题,可能是行为方式中最应强调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从行为方式上讲,赵薇和立碑并没有直接伤害到谁,而“泼粪”与持棍怒骂则是对人的伤害。至于赵薇和立碑的问题是否与爱国、立场、感情有关,这是另一个应该加以讨论的问题,但要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先得把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前提。也就是恰当的行为方式确定下来。“泼粪”与“持棍”已使得这一问题无法讨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不重视行为方式而只看行为者(是谁、对谁)及行为的结果。其实,以“喷气式”的方式批斗一个人(或以严刑拷打的方式审讯一个人)远比“是谁”、“对谁”或是否收获巨大更为重要。与这一观念相应的,就是形式上、程序上的正当性高于结论上的正确性。没有人不顾及后果,也没有人不要结论的正确,但世界上的事情并不那么一目了然,包括“着装”、“立碑”这样的事,其实牵扯到许多因素,如赵薇是个一夜间走红的名人,许多人早就对她的“暴富”及表演不满等等。至于“立碑”对下一代的影响,我是不赞成把“周佛海”三个字糊起来的,完全可以给孩子们讲历史,讲周佛海这个人。一个能写这么好的字的人是个汉奸(还有曾那么英勇无畏的汪精卫、能写那么漂亮的文章的周作人等等),这怎么可能对“在孩子的心灵上造成盲点或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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