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2006:一个需要沉下心来想想清楚的年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1 次 更新时间:2010-08-02 21: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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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琪  

    

  2006年,说过去就过去了。

  这曾是一个在眺望中期盼了许久的年份。我与无数的人都说过:到了2006年,我们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其中就包括离开了这个世界刚刚一百天的萌萌。我手里拿着的,就是一本关于她的纪念文集:《眷念的一瞥》。

  这无形中使这一年也变得分外沉重。

  然而这一年还是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沉下心来把事情想想清楚。

  什么事情?

  以往的事情。

  以往的什么事情?

  那些使自己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事情。

  所以重要的还是认识今天的自己,今天的时代;想想清楚今天的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在想什么、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是否还想去想想清楚这些事。而所有这一切又与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认识有关。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说,人一旦想认识自己的时代,意识到自己的时代是一个历史时代,那么断裂就已然发生;就是说,我们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脱离了过去和必然的规约,于是重新解释传统和自力更生地创造新的规范就已经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应该承认,意识到自己的时代的独特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意识到与传统的断裂)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共识。

  为什么2006年是这样一个年份?

  因为40年前有过文化大革命,它对我们这一代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情,但实际上又一切都在云里雾里,大家最急切的,反倒是都有了一种莫名其妙地想尽快忘掉这一切的模糊愿望,这说明断裂不仅已然发生,而且就是人们的愿望;因为30年前,中国开始了另一方向上的转变,于是就有了这个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早已失去了任何统一的价值尺度的今天,但这一切,为什么并不成其为问题反而如此安然地就接受了?因为20年前,1986年,仅仅20年前,今天回想起来,竟然恍若隔世,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那么奇怪。我对自己的这种陌生感、奇怪感感到陌生而奇怪。那是一个学术界正在重新聚集力量准备“大干一场”的时期。“走向未来”丛书已成气候,“文化:中国与世界”正在筹办。1986年8月在贵阳开会,叶秀山讲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熊伟讲海德格尔,陈鼓应讲尼采,我们武汉的朋友与北京的朋友辩论风格、气质与学养、学理的关系,讲文化与哲学、哲学与语言、语言与翻译、翻译与理解、理解与中国的当下之间的关系。翻开那时的日记,看到的是迷茫中的执着(这是我发表在《青年论坛》上的一篇文章),是与一群朋友筹划“鸭嘴兽”丛书并动手写作《浪漫与幽默》时的兴奋,我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一种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形式。我至今也还记得发表在那一年12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的一位荷兰人(当年的联合国士兵)寻找当年在朝鲜战场上与他狭路相逢的一位中国人(当年的志愿军战士)的感人故事:他们同去取水,都端着枪,忽然看到对方,立即向对方瞄准,但又不知为什么在没有任何语言交流的情况下竟各自礼让着,一步一步退回自己的阵地。一切的一切,都似乎在给人一种希望,一种能在相互试探中“各自礼让”的希望。因为那一年的年底,到处都是学潮的消息,我们在焦虑与期盼中憧憬着未来。

  就这样,20年过去了,30年过去了,40年过去了。

  当年的红卫兵已步入老年。

  2006年,就我个人而言,一直努力地想在现在与过去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想重新解释着什么,抵抗着什么、打捞着什么、维护着什么;说出来,一是为了捍卫记忆,使其清晰化,二是为了与大家交流一下各自所想到的问题。,最后,还想特别从记忆的角度谈谈萌萌的事,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可推卸的义务。

  第一,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座谈会。大家关心的还是事件与人物的来龙去脉,想把线索理理清楚;想把世界范围里有关文革的研究动态纳入自己的视野。我关心的是几个理论问题,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法权”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唯一的、至少在形式上具有着某种合法性的社会形态?而革命,到底是破除一切形式上的法权形态,还是为了确立一种新的维护权贵阶层利益的“法权”——“法权”这一概念与“无产阶级”显然是矛盾的,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无产阶级既没有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应该以法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就成了投降主义或和平演变);或者,就是为了确立一种并无任何法权形式而只剩下赤裸裸的强权利益的政治统治?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就是在我看来,“和谐”的社会秩序一定与某种社会等级差序有关,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各自的道德观念与品性要求的规定,比如孔子在《论语》中对君子与小人的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一切,都需要以法权的形式固定下来;而其前提,就是对“正义”与“权利”要有明确的阐释。其中平等指的是人格尊严(以及形式上的选举权)的平等;“正义”,按柏拉图的说法,就是“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有各的游戏规则,各有各的道德要求;所谓的“为承认而斗争”,按黑格尔所说,就是就人类社会起源上的不平等(主奴关系)而言的历史动力,就在于获得一种对人之为人而必须享有的“权利”上的相互承认。这种承认,也是必须以法权的形式固定下来的。那么文化大革命,在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这一口号下,是否相信一个和谐社会并不需要有任何外在的法权形式,而只要每个人都是“活雷锋”,只要每个人都能做到道德上的自律,社会自然而然地就会和谐地处于相互关系之中呢?毛认为这种关系应该是动态的和谐,所以他反对法权上的固定;但为什么他就不会想到人性本身的“动态”,而且这种“动态”其实更多地只能表现为“恶”的无可遏制(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呢?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是否对这种“恶”缺乏足够的警觉(或者说一直有意无意地进行着掩饰)?而“法权”,则是在承认“恶”的前提下对人所应享有的最低的权利的保护;它实际上是对国家在维护法的尊严上要有所作为的一种要求。我们的国家权力一方面把国家的力量看得很重,另一方面又使得国家无法可循,不知如何作为。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与我们在今天如何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而这种传统文化又是如何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就更是一个绕有意味的话题了。钱穆老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比如他说,“上面说过,皇权相权是分开的,皇室与政府也是分开的,这话固不错。但中国一向似乎看重不成文法,往往遇到最大关节,反而没有明白规定。”(第一讲,第28页)“汉武帝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同上,第32页)

  表现出来的,就是相权(政府)日渐式微,皇权(皇室)独揽天下;而这一点,又与刘惠恕先生在《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附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中的一个论述有关。他说,回顾中国历史,共有两次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交替发展的情况,或者说,一共有两次,都是以平民政治战胜贵族政治而告终,一次是战国时代以前存在的“世卿世禄”制度,结果为秦政权的平民化了的“察举制度”所战胜;再一次是魏、晋时期的“士族-门第制度”为隋、唐时兴起并完善了的“科举制度”所战胜。作者说,“它开辟的是中国文官制度的新时代,这也是世界文官制度之起源”;“科举制度对‘九品中正’制度的否定,最终使国家在法律上认可了凡受过教育的男子都有可能成为国家命官,由非统治集团进入到统治集团的政治平等精神,这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政治所取得的最高成就。”然而作者在里所谈到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面来看,没有了贵族政治,没有了士族—门第制度对皇权的制约,不仅客观上导致了相权(政府)的式微(只有贵族阶层才可能进入政府),导致了中国式的“君主立宪”实际上只能“有君无宪”(最高统治者直接面对广大民众,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政治格局),因为事实上早就没有了通过“维宪”来维护自身利益的贵族阶层(正如没有了“士”,废除了科举制度,中国的经学传统事实上也就没有了承续者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曾为或专为贵族阶层所独有的道德品性(先秦君子风范中的进德修业、礼贤下士、人格节操、义士情怀、恭敬谦和等等)的流失。所有这一切,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就只剩下了一些美好的记忆。

  关于文革期间所读的书及所想的问题,我已在接受《南风窗》记者的采访中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说明(参见:《穿过红色岁月的阅读之路》)《载《南风窗·2006.8月号》》。里面有许多删节,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能做到这一步已实属不易;另外,《当代中国出版社》在今年10月出版的《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中也有我的《不只是为了记住过去》。我还写了一篇18000字的文章重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说明马克思在面临政治行动主义与一般的伦理规范的冲突时所做出的选择。这篇文章即将发表在《广东社会科学》上。我之所以提到它,是因为马克思的这篇文章从观点到文风,都对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作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想以此纪念那段过去了但又永存于我们心中的岁月。

  第二,表达这种纪念之情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在今年春节,我见到了我的所有朋友,从小学的一直到现在的。那是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就是为了见见他们,特别是我的班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磨难的杨桂梅老师。我并没有参与当时的行动,但却对在批斗会上能勇敢地走上去从杨老师脖子上挂着的三块砖中拿走两块的同学表示了最大的敬意。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甚至那些重新上演的古典剧目如《火焰驹》、《三滴血》都让我感到极其亲切;所有与过去有关的人与事,都在我心中激起阵阵涟漪,让我怀念过去那狭窄的小巷和也曾有过的宁静的街道。这一切都永远地逝去了。我在上海住了四年多,只活动在上海东北角的一小块地方中,骑单车从家到学校不过半小时;但在这半小时中,四年多的时间,我从未遇到过一天有道路完全畅通的情况:总在修,不是修桥就是修楼,当然最多的还是修路(因为铺设电缆、下水道,就是修地铁,或处于方便行人的种种原因),有些地方是反复修,两年前才修过的路挖掉重修。上海的这一个小小的角落连一天都没有休息过。大家都似乎只是在为着2010年的“世博会”而活着。而这就是全国各地在今天的写照,比如在为着某一天、某一个活动或某一个数字而努力着。也许它应该理解为形势大好的证明。但我却总在想:怎么在欧洲,在那么多城市,无论大小,人们就愿意生活在已经很古老、很狭小的街道中,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还是因为他们懒?我相信每个去过那里的人都能感受到那种安宁和静谧。今年11月中旬,在杭州的一个《中国问题与理论创新》的高层论坛上,我谈到了理论创新,首先需要的是一种对现实的感受能力,一种叔本华所谓“那种富有哲学意味的情绪”;由此谈到一个人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基本上也就确定了这个人在理论思考上的基调;而任何理论的思考都离不开这样那样的基调。这种基调是情绪性的,但又是在先的(我不愿意使用先验这个词),而且属于人的基本的在世方式。正如神圣与世俗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样式一样,乐观与悲观也是人在世的两种基本情绪。困惑、迷茫,在古今中西之争中的无所适从,就是我们的基本情状。会上有一位教授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古今中西不成其为问题,我们只管“拿来主义”,什么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就要什么。事情真这么清楚明白吗?我们真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而古今中西又有着现成的东西让我们“拿来”吗?科学?民主?自由?平等?革命?改革?理论创新?传统文化或儒家学说?我们说得清楚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吗?在这个会议上,我主要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断裂感”:与传统、与国家、与民族、与自己、与他人的断裂;个人也不再有身份上的自我认同。而那种我们曾经有过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失去的,失去了的东西是否还可以或还想挽回,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断裂(个人的记忆的阻断,代际间的无法沟通;我们这些做老师的,难道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后代对他们的父辈们的经历一无所知甚至压根就不想知道吗?)、流失(因为潮水般涌来的只有明天,而明天的后面还有明天,于是我们永在追逐之中)、离散(这种离散主要表现为一个共同体不再有共尊共信的普遍伦理,大家生活在一种习惯性了的冷漠与拒斥之中,所以才需要有那么多“感动中国”的人来点缀日常的人际关系——经管这些人和事确实让人感动的热泪盈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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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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