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自由:史学与新闻的共同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 次 更新时间:2017-12-27 21: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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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史学自由的根据是思想自由,新闻自由的根据是言论自由,而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共同基础则是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只能由民主政体来保障。只有民主政体才能确切保障思想自由(史学自由)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共同实现。一种有价值的历史观必须对自由问题高度重视。

   【关键词】自由,史学,新闻。                  

  

  

  

  

   在自由问题上,史学同新闻一样有着完全相同的强烈要求。新闻所要求的自由是一种言论自由,史学所要求的自由是一种思想自由。毫无疑问,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人们需要的。更重要的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就没有力量,就是空虚和肤浅的;反之,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没有价值,就是虚假和脆弱的。思想自由可以使言论自由具有一种无坚不摧的力度,言论自由可以使思想自由具有一种无所不及的气势。依赖于思想自由,史学得以存在;同样,依赖于言论自由,新闻得以存在。没有自由,什么都无从谈起。没有自由,史学和新闻将一起丧失。所以,自由对于史学和新闻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

   史学和新闻是一个自由的民族的两笔财富,是一个理智健全的心灵的两种知识,是一个民主社会进步的两大精神支柱,是人类的两只眼睛,是文明的两种形式,是生命的天空和大地。现代人类不能没有史学,正象现代人类不能没有思想一样。现代社会不能没有新闻,正象现代社会不能没有民主一样。史学以思想的形式锲而不舍地探索着人类的自由,新闻以舆论的形式无私无畏地捍卫着人类的自由。正因如此,“历史家的职业几乎同新闻记者一样的危险。”[①]在克罗齐看来,“在所有的自由中,首先给我求知与言论的自由”这句出自《出版自由情愿书》中的话,“应以金字镌刻在国内的每座图书馆内和每个教室里。因为,如果历史学家要履行那个重行塑造并解释过去的职责的话,他是需要阳光和空气的。”[②]

      如果说自由是历史学家的阳光,那么自由就是新闻记者的空气。所以,自由之于史学和新闻始终是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生命的东西。尽管史学和新闻对自由有着共同的渴望和需求,但在自由敏感度上,新闻似乎还要比史学更为强烈一些。孔斯坦在《旧金山史》中干脆就说,“有了报纸,就有所发现;失去报纸,便只有奴隶。”显然,新闻自由就是自由的最好定义。因为新闻自由最能有效地唤醒和启发人的自由意识。诚然,新闻自由并不是自由的全部,也不是自由本身,但新闻自由无疑是自由最内在和最直接的东西。没有新闻自由,报纸无异于一张废纸。

      杰弗逊在《书信:论出版自由》中明确表示,“如果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③]因为思想家们相信,“新闻就象空气,”[④]是人们正常生活中须臾不离的东西。就此而言,新闻比真理更重要。“只有舆论,而并非真理,才能自由地穿越国界。”[⑤]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运用理性自由抉择的可能。这就意味着,自由存在有一个底线。而这一底线则恰是本质。新闻自由的本质就是什么都不向人民隐瞒,思想自由的本质就是什么都允许人民思考。美国记者赫斯说,“隐瞒消息就是嘲弄上帝。”[⑥]爱尔维修则说,“限制新闻就是凌辱民族。”[⑦]我们还可以说,封锁历史就是愚弄人民。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的共同职责就是打破封锁,公开真相。施密特把优秀的新闻记者和政治专栏作家形象地比作是“优质地震仪”[⑧]的确是很有道理的。同样,优秀的历史学家也应该具备这个素质。因为在现代社会,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有一个共同的责任,那就是致力于对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新闻的基础是民主。新闻的政治基础是民主制度。新闻的自由空间取决于政治的民主空间。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越高,新闻在这个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那些长时期内曾被一种不公正的专制权力压制和掩盖起来的历史真相一旦通过某种新闻媒介得以披露出来的时候,新闻的性质和特征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这时,新闻已经同历史密不可分地结合为一体,并成为展示历史真相的最佳途径和方式。可以说,历史的新闻性和新闻的历史性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景观。

  

  

  

   史学与新闻的结合,意味着公开性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意味着对公开性提出了一种新的要求。如果公开性仅仅局限于过去而不同时扩大到现在,那是根本不够的,它顶多只能被称为有限的公开性,如果说的彻底一点,那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虚伪的公开性。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公开过去的历史真相同公开现在的历史真相同样重要,历史的公开性同现实的公开性同等重要,甚至后者更为重要。现实的公开性就其直接方式来看,它首先表现为新闻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新闻的公开化和透明化程度往往是衡量和鉴别政治民主化程度的基本标志。故而,民主社会的新闻不仅充当着捍卫民主原则和揭露现实黑暗的社会主体角色,而且还扮演着批判专制制度和反思历史苦难的时代精神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新闻就与史学生死攸关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一体关系。

   所谓“读报如读史”,并不是说,把报纸当成历史的史料来读,而是当作一种有关历史的直接文本来阅读。[⑨]西方当代一位报纸收藏家就如此说,“一份报纸就是一部写成的历史。”[⑩]英国的马丁·沃克也说,“一家报纸的历史是出版这家报纸的国家的历史,”“一家报纸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一部日记。”[11]托克维尔则说得更为绝对。“美国的唯一历史文献是报纸。如果报纸短了一期,时间的锁链就会断裂,现在和过去就接连不上了。我毫不怀疑,50年后再收集有关今天美国社会详情的确凿文件,将比寻找法国中世纪行政管理的文件还要困难。”[12]

   从客观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的统治力量就是这个社会的存在本质。对一个社会的统治力量的分析有助于对这个社会的存在本质的认识。美国报业大王斯克普斯说,“在美国,报纸统治国家,它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治、宗教和社会活动。”所以,从历史新闻学的眼光看,美国这个国家的社会本质就表现得比较充分、直接、具体,基于此,对美国的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认识也就具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因为美国民族的历史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借助于全社会每一个成员的严肃思考和公开讨论而得以真正形成和确立下来的。

   托克维尔基于他对美国社会的细致观察,对政治制度与新闻的关系作了深刻分析。他的结论是,“报刊的种数在民主国家是与行政集权的程度成反比的,即行政越集权报刊越少,越不集权报刊越多。”[13]而美国之所以能够每天出版无数中报刊,“是因为美国人既享有广泛的全国性自由,又享有各式各样的地方性自由。”[14]甚至他把报刊的作用提高到维护文明的高度。[15]

   当托克维尔谈到民主政治与历史学的关系时,特别对贵族和民主两种时代的历史写作作了比较。贵族时代历史学家的特点是,“能以卓越的见识找出一些最小的原因,但往往忽略一些比较重大的原因。”所以他们只能看到历史舞台上“表演的主要演员”。[16]反之,民主时代历史学家“不太重视演员,而特别重视演出,所以他们容易在各场演出之间建立有系统的联系和秩序。”[17]概言之,“在民主时代,用一般原因可以说明的事实多于贵族时代,而个别影响造成的事实则少于贵族时代。”[18]此外,托克维尔还注意到一个关键性细节。贵族时代的历史著作大多给人一种自负的感觉。阅读古代史书时,“总觉得那时候的人只要将自己治理好,就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和管理好同胞。”而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就低调多了。因为他们对人性的脆弱和理性的局限都有了更为深刻和痛苦的认知。所以阅读现代人的历史著作时,“则会觉得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周围的人,都无能为力。”[19]

   也许托克维尔说的并不完全正确。但我们应该相信一点,这就是,无论是史学还是新闻,政治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它远远要大于任何其他因素,诸如经济、道德、宗教、文化、地理环境等等。而政治影响的核心仅仅在于如何对待自由的问题上。即史学和新闻在一种具体的政治制度中究竟有无真实的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真理就不能自由地战胜谬误;没有出版自由,也就是没有真理揭穿谎言的自由。所以,本质上,思想专制和舆论一律就只能是对谬误和谎言的保护和庇护。思想专制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积极效果,它只是起到了任其不计其数的谬误存在和谎言泛滥的恶劣作用。思想专制对于谎言来说是最最自由不过的唯一真实形式。即,思想专制本身就是谎言的绝对自由形式。只有思想专制才能保证谎言有一种进行欺骗的绝对自由。

  

  

  

   没有自由,就会产生两种结果:有的事情变得更容易了,有的事情变得更困难了。也就是说,造假更容易了,而求真更困难了。在中国,制造新闻实在太容易了,但又没有真正的新闻。同时,在中国,研究历史实在太容易了,但又没有真正的历史。看历史只能“倒着看”,看新闻只能“正着看”。“倒着看”是一种习惯,“正着看”是一种需要。但问题在于,强大的习惯和过多的需要常常搅和在一起。于是,习惯成了需要,需要也成了习惯。在无数次的重复中,它们就自然而然地搅拌成了乱七八糟颠三倒四的现实。这样,也就人为地造成了历史与新闻的错位和颠倒。一会是新闻被当成是历史,一会又是历史被当成是新闻。最终,真正的历史与真正的新闻都不复存在。正象在专制国家只有史书而没有史学一样,专制国家也只有传闻而没有新闻。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新闻仿佛就是民主国家的专利。所以叶利钦才会深有感触地说,“在缺少真实的(甚至包括假的)消息时,人民靠传闻活着。这是苏联最主要的‘通讯社’,甚至比塔斯社还重要。我相信,要是有人好好研究一下我们这些传闻的本质,它产生和传播的机制,肯定会写出一本引人入胜的小书来。”[20]

反观中国现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是把新闻变成历史。所谓把新闻变成历史,就是掩盖现实真相、封锁政治消息、压制人们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批评和监督,从而将活生生的东西变成死巴巴的东西,被无限期往后推延的新闻便成为故纸堆里的史料,只得让历史学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地去排比、编纂、考证。但历史学家的工作并不是把历史重新变成新闻,而仍旧是变成一种更陈旧更乏味更无聊的神话和故事。就这样经过颠来倒去的无数次折腾之后,新闻就失去了现实价值,历史则失去了真实意义。新闻不再是现实的和有价值的,历史不再是真实的和有意义的。于是,新闻变成了轶闻逸事,历史变成了神话传说。几千年来,我们始终津津乐道于对古老的轶闻逸事的不负责任和信口开河的品头论足,而从不有意识地去追求对现实新闻的全面了解和客观评价。这样,千秋功罪任人评说的神圣责任就义不容辞地奇迹般地完全落到了历史学家一人的肩上。由于这个缘故,历史学家也仿佛变得神圣起来。他有了太多的话题可以去说去讲,他有了太多的故事可以去发挥和演义。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新闻早就成了一笔庞大得无法继承的遗产和一种模糊得无法辨识的语言,新闻就象属于他人或存放于他人之手的财富使历史学家无法有效地迅速地加以利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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