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史学与新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5 次 更新时间:2017-12-16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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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 (进入专栏)  

原载《文史哲》2004年第6期  雷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历史新闻学所依据的本体论根据并不是日常化的历史观,而是新历史观。接照新历史观的定,时间之于历史永远不具有任何优先性和超越性。历史新闻学揭示了最远的东西与最近的东西在结构上是统一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意义上是相同的。历史新学认为:没有旧历史,只有未曾发现的历史。

关键词:史学|新闻|历史观


按照一般的理解,新闻关心的是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史学关心的是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新闻的本色是“新'',史学的基调是“旧",二者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但南辕北辙却未必不可以殊途同归。因为二者虽外在分野于时间,却内在统一于意义。这样一种辩证的关系就使得新闻主义的历史观和历史新闻学的建构成为可能,历史与现实的分裂也由此可能得以消解。


一 历史新闻学之建构及其可能性


在史学与新闻之间至少存在三点相同之处:一是二者都首先指向某种实际发生过和发生着的客观事实;二是二者都力图把所发生的事情真实地叙述出来,即二者都追求一种自己认定的客观和公正;三是二者都力图从事实出发而赋予事件以某种意义,即二者都明确包含有一种价值取向.

就第一点而言,“历史"与“新闻"这两个词语均有二重性。“历史"既指发生过的事件,又指对事件的记述和研究。 “新闻"既指发生着的事情,又指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报道和描述。就第二点而言,史学宣称自己坚持“客观" 、“公正" 的原则,新闻也标榜自己追求客观"、“公主"的效果。就第三点而言,史学通过“秉笔直书"来昭示某种理想的道德价值或某种预设的历史目的、历史规律和历史必然性,新闻则通过“不偏不倚"来暗示某种普泛的理念立场或某种含蓄的抑或明确的政治倾向。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史学与新闻之间的同要大于异。这就意昧着 ,二者之间肯定可以实现某种结合和转化。 再者,新闻被视为一种影响人们心理情绪的舆论工具,史学则被看成是一种培养人们道德观念的教育手段。 在这点上,史学与新闻之间又存在着惊人的异曲同主之妙。而这正是史学与新闻二者实现对接和沟通的有利条件。这样,我们就可以尝試着提出这样两个概念:“史学的新闻化"和“新闻的史学化"。所谓史学的新闻化,即史学必须以最快捷的速度、最鲜明的形式、最新颖的内容、最尖锐的观点去影响社会,去干预生活,参与现实,去宏扬美德而鞭笞丑恶。所谓新闻的史学化就是说,新闻必须以最客观的态度、最公正的立场、最深刻的思想、最富有远见的判断力和洞察力去反映时代,去记录历史,去评判人物, 去批判社会, 去追求一种永恒而又崇高的人类理想。

现在有两种趋向值得注意 : 一是新闻越来越追求一种纵深感,力求将新闻事件放到一个远距离的大背景下来透视;二是历史学越来越追求一种贴近感, 力求将历史事件放到一个近距离的空间来加以观察。 在这里,史学给新闻提供了一种望远镜的作用,而新闻则给史学提供了一种显微镜的作用。这无疑表现了一种融合、对话和宽容。这就意味着史学与新闻的结合已经成为一种可能与必然。我把这种结合称之为“历史新闻学"的创造性建构。史学是一种结构,新闻是一种功能。历史新闻学就是将史学的结构与新闻的功能深刻地结合起来。在这种结合中,新闻不再是一种形式上的特征,而是一种内在的功能。

新闻的内涵不在于它何时发生,而在于它何时为人所知。所以,新闻的时间性直接依赖于它在空间的传播速度。新闻的时间性不是孤立的、封闭的,而是与空间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而构成了一种历史性的总体结构和一种总体化的历史进程。所谓新闻,本质上就是信息流在历史化的时空结构中的传幡速度和扩散状态。不为人知的事情不属于新闻。按照“历史"一词的通常含义,凡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不管它是否为人们所知晓,都不是新闻;同样,凡是发生在现在的事情,不管它是否为人所知,也都不是历史。显然,这种日常化的历史观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有一个绝对的时间性规定,即,它的时间性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而这种绝对时间的历史观与那种相对时间的新闻观二者之间无疑缺乏一种相互沟通和协调的内在可能性。所以,要想真正建立历史新闻学,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决。因为我们所试图建立的历史新闻学所依据的本体论根据并不是日常化的历史观,而是新历史观。按照新历史观的规定,时间之于历史永远不具有任何优先性和超越性,时间非但不能主宰和支配历史,相反,时间还要受到历史的决定和把握。历史不是时间的一种形式,相反,时间却实实在在地是历史的一种表现。所以,历史所具有的时间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而历史与新闻之间也就获得了一种相互统一的真正基础。当然,这个真正基础只能是新历史观。新历史观以一种纯粹的方式为历史与新闻之间的有效统一提供了一个本体论框架。这样,历史新闻学就得以可能成立。因为,这种成立的最基本的前提是历史与新闻二者都基于一种相对的时间性。也就是说,历史所具有的相对时间性与新闻所具有的相对时间性便是二者得以统一的本质根据。

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已经消失,同时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新历史和新现实。所谓新历史不仅是包含现实在内的历史,而且首先是作为现实本身的历史。所谓新现实也不仅是包含历史在内的现实,而首先是作为历史本身的现实。这样,历史与现实就成为合二为一的整体结构和总体活动。这就是历史新闻学的新历史观根据。历史新闻学不只注重对新事件新史料的发现和整理,更重视对事件和史料的新认识和新解释。

历史新闻学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是:历史与现实的内在统一性已经完全取代了历史与现实的外在分裂性。于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主体就诞生了。它首先体现在历史学家对历史--现实的总体把握上。对于作为主体的历史学家来说他所面对的客体并不是孤立的单独的历史,而是由历史和现实构成的统一体和总体过程。正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本体论统一 , 才使得我们能够在事实层面上将历史视为新闻。新闻不仅能够改变现实,而且能够改变历史。历史与新闻作为意义的两极,其统一的可能性就在于意义性。意义的本体构成了历史和新闻的统一体。

从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来看,能够将历史写作与新闻观察二者较好结合起来并取得突出成绩的,王韬大概是始作俑者。据有的研究者评论,王韬的研究见长于两个方面。“一是利用了他对法国进行过实地考察和采访这个前人不曾获得的条件",“二是大量采用西方近代新闻传播媒介--报纸电讯所提供的信息入史。王韬既是史家,又是报人。他非常重视报刊的作用及其史料价值"。“他的《普法战纪》所用材料 ' 大半采自日报 ' ,其中主要是‘ 随见随译 ' 的英国邮传电报 , 里面有交战两国的官方和民间言论、外国輿论,有战争态势 、战役经过 、军队装备 、伤亡情况的报道 , 还有围绕战争的各种社会新闻 ,这些材料许多出自一线的战地记者之手 , 内容丰富、具体, 信息直接、迅速,为王韬的史著大增其色。 将历史学与近代新闻学相结合 , 王韬的这番开拓在我国史学一史上贡献很大。”1不过,王韬的援报入史其局限性也较为明显一一他尚未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加以系统分析。在中国史学史上最早将史学与新闻二者之关系提到理论层面加以考察的恐怕是李大钊。 在1923年一篇题为《 报与史》的文章中, 他指出“报与史有密切亲近的关系" 和“类似的性质" , 而“作史的要义, 与作报的要义、 亦当有合"。 简言之 , “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 , “今日新闻记者所整理所纪述的材料,即为他日历史研究者所当搜集的一种重要史料"2。 此外,张荫麟在1928年第62期的《学衡》杂志上也曾发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从史料的角度论及报纸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 并提出“历史访员制"这一极具创意的设计和构思.“欲求将来之历史成为科学,欲使将来之人类得理想的史学智识,则必须从现在起,产生真正之'现代史家‘,或‘历史访员‘,各依科学方法观察记录现在人类活动之一部分。……谋现代史料之保存。“但需要指出的是,张氏的想象力虽然令人赞叹,其思想视域却过于狭隘。他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更为有效地保存、搜集和利用新闻史料。简言之,张氏仅仅是把新闻当作史料来看待的,这就严重限制了他对问题的探讨深度。

问题的实质在于,心须从本体论层面确立一个基本命题:历史即新闻。只要能揭示出新的意义,历史就是新的;只要能发现新的历史意义,历史就是新闻。因为新闻的本质并不在于时间上的近,而在于意义上的新。所以,新闻即是新历史、新意义。不管一个事件距离我们今天多远,倘若历史学家从中领悟出新的意义,那么,这个事件就一定发生在我们眼前;一个历史人物不管生活得离我们有多远,倘若历史学家从他身上揭示出新的意义,那么,这个历史人物就一定生活在我们身边。也就是说,新的意义有效地縮短了甚至弥补了时间上的距离和空间上的差距。这样,在历史新闻学的意义之环中旧事件变成了新话题,老观点产生了新问题。意义所及,一切都是新的;只要赋予新的意义,一切历史都是新闻。

历史新闻学的宗旨就是力求把历史变成像新闻那样的东西,使人们能像关心新闻、关心现实一样去关心历史。把历史事件变成新闻题材,把历史观念变成新闻意识,把与人类现状毫不相干的历史引人到人类的生活之中,使现在的人类能与过去的历史共生共存、直接对话,并在共同承受命运的过程中,产生彼此需要相依为命的强烈感觉。其目的则既在于使一般人的历史观念发生彻底的变革,也是使历史学家的历史思维发生根本的改变。即,历史学家必须深刻地意识到历史的新闻性内涵和新闻价值之所在,历史学家必须竭尽全力地追踪历史在现实的延伸轨迹,必须密切注意历史与新闻的内在结合点。同时,历史新闻学的目的还在于使历史成为历史性的新闻和使新闻成为新闻性的历史。 历史的新闻化和新闻的历史化,这是历史新闻学追求的同一个目标的两个方面或两种表现。

历史学与新闻学二者的联姻,或者说是介于历史学与新闻学二者之间的边际状态,为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大显身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

历史学家从新闻记者那里获得的启示是: 他必须学会敏感地发现和追踪历史中的新闻热点,并以一种深邃的目光将历史中最富有新闻价值的东西充分展示出来 , 使历史以一种新的形象、新的样式出现在人们面前,进人到人们的头脑里,直至最后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模式。 同样,新闻记者从历史学家那里获得的契机是:记者必须掌握一种洞察力而能够以一种训练有素的眼光在大量杂乱的新闻表象中寻求和发现其内在的左右全局形势的历史本质和历史趋向,使新闻充满博大的历史感和精深的历史意识,这样, 支离破碎的新闻就会呈现出辩证联系和相互统一的历史式立体景观,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新闻结构就建立在这种历史新闻学的历史景观的基础上。

一般而言 , 历史学家大都缺乏新闻记者身上那种特有的敏锐感, 而新闻记者则往往缺乏历史学家身上那种待有的深邃感 二者的结合是一种值得考虑的问题,而且这种考虑必须具有一种真正的学理价值。 这样1 历史新闻学的视角就成为必然。 如果历史学家能够按照历史新闻学的要求而去努力追求和实现一种对历史的创造性发现和批判性思考, 那么历史学必然会有力打破目前的沉闷停滞局面 , 使史学界的“万马齐喑"状态根本改观。首先,它不仅仅能增加历史著作的销售量 , 扩大历史作品的读者面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能够使历史作品直接深人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和心灵也界内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 历史著作只有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才能真正起到影响、启蒙、改变人们精神与信仰的最终目的。 总之,历史学的常新性必須通过历史新闻学的建 才能得到实质性的证明和结构性的显现。


二、史学与新闻两种视野的意义融合

可以想见,如果现实中没有真正的新闻 , 那我们也根本不可能在历史上求真。这就是说 , 真实的新闻不但能帮助我们寻找历史的真相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塑造真实的历史观念。 如果我们想判断现在的历史观念是否健康 , 以及现在的历史研究是否正常,那么无须到史学界去找, 只要看一看新闻就足够了。 在这方面,新闻绝对是一个准确的参照 , 甚至它比历史著作本身都来得可靠 不言而喻 ,正是由于新闻的惊人匮乏 , 才导致了历史的变相涨价。

在封闭而又专制的社会里, 只有不真实或不太真实的历史而没有真实的新闻;在开放而又民主的社会里 , 既有真实的新闻又有真实的历史。在任何时代,真实都是相互补充的,不真实也是相互依存的。真实的新闻能够使人们对真实的历史有更加真实的理解,真实的历史也能够使人们对真实的新闻有更加真实的感觉。反之,不真实的新闻只能减弱人们对不真实的历史的正常判断力,不真实的历史必然降低人们对不真实的新闻的一般感受力。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二者就这样势不两立地并存着.并同时发挥着各自的社会功能。

就其本质而言,历史与新闻的对立,使得人与历史的对话在决定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缺乏念依据的学术幻想。而在历史新闻学中,人与历史的对话则随时随地都可进行,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是因为在历史新闻学的视野中,时间是相对的。时间的相对性也就是信息的可传达性和事件的所知性。不管是发生在一千年前的事情到还是发生在一秒钟前的事情,只要它第一次为人所知,那么它就是新闻,就是历史。如果发生在一秒钟前的事情不为人所知,那它就仍不是新闻。同样,如果发生在一千年前的事情不为人所知那它就仍不是历史。这样,历史新闻学就以空前绝对的方式强调和肯定了历史与新闻作为一种信息的所知性,尤其是历史与新闻这种信息在其传播过程中为人所接受和获悉的第一次性和最初性。其实,历史作为新闻,它的可知性并不单纯局限于事件,而且还应包括对事件的解释故而,对事件的新解释同样构成一种新闻。因为,对事件的这种新解释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以第一次的初始方式传达给人们并为人们所知晓的。所以,历史事件本质上具有一种新闻性。

具体言之,所谓历史事件的新闻性包含有两种可能或两种情况:一是原先被人在无意中所遗忘的历史后来在某种新条件下又被回忆起来和发现出来,一是原先被人有意地掩盖和篡改过的历史后来在某种新条件下又得以被揭示出来和改正过来。但不管是二者之中的哪一种情况,在历史新闻学中都是确凿无疑的真正新闻。当然,不可排除的是这两种可能性都会同时存在和出现。不过,就其价值---也就是历史新闻学的价值而不是一般新闻学的价值---而言,后一种情况较之于前一种情况无疑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更丰富的意蕴。

从理论上讲,任何历史都有被无意地遗忘的角落和有意地掩盖起来的秘密。所以,一旦把历史上所有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和被掩盖起来的秘密揭示和披露出来,那么亳无疑问,它将会成为一种令人深思的具有特殊形式和特殊意义的新闻。

而这正是历史新闻学所追求的那种目标。 历史新闻学就是去大胆地揭露、充分地曝光。因为任何一种历史都毋庸置疑地存在有不可避免的形形色色的阴晴面、消极面和丑恶面。 历史新闻学有责任、有权利去对之加以揭露和展示。 倘若这种对历史上的黑暗面进行揭露和展示车身能够包含有一种历史新闻学所要求和规定的特定新闻价值的话,那么这种暴露就是有意义的、合理的。历史新闻学并不单纯以暴露历史上存在着的阴暗面为目的, 不过由于历史上的阴暗面常常具有鲜为人知的新闻价值 , 故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新闻学所极力捕捉和刻意寻求的主要目标。 但这种行为本身丝毫也不影响和损害历史新闻学对历史本质所作的独特理解和新颖发现的真实价值。

一般说来 , 历史新闻学的真实价值往往在于对历史意义的富有独创性的惊人发现。 而这种独创性的主要标志就是历史新闻学特别擅长于对历史上那些阴暗面进行全新审视和新奇解释。简言之,历史新闻学不光是要发现历史的阴暗面,而且更着重于从历史的阴暗面中间发现出一些不易为人所察觉的新意义和新价值。

追踪时代, 切入现实,这正是新闻学所能给历史学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敏锐感。一旦获得这种新闻学的特殊敏锐感,历史学就会如虎添翼,极大地拓展自己的视野和思维空间 , 而将人类的整个历史都纳人自己的广阔天地之中 ,仔细鉴别 ,精心选择 ,一切人为造成的历史禁区和历史秘密都将在历史新闻学的探索目光下逐渐敞开和显露, 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内涵以及意义而永无止境地绵绵不绝地重新返回 、进人到我们当代的现实生活里面 , 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 , 共同影响和支配着我们新的历史和新的命运。

新闻在闻所未闻的情况下变成了历史 ,历史又在史无前例的情况下变成了新闻。这显然是荒谬的。 但荒谬早已不是新闻。 甚至 , 它也不单纯是历史。它从过去一直绵延不绝地伸展到现在。 消除这种荒谬性的办法之一就是对历史与新闻的关系加以重新考察,以便探讨是否有可能找到一条将历史学与新闻学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能在决定性的程度上,中国历史学的过度发达就是因为中国新闻学的过度落后所造成的。这里面包含着一个根本性的规律, 即 ,如果历史与新闻二者之间不存在有一种互动的平衡, 那么人类的文明进程将不得不为此而付出不可估量的沉重代价。 为此 , 尝试从新闻角度理解历史就成为可能。

从表面上看,历史与任何新的东西都不沾边,历史中从来没有任何新闻,但实质上,历史本身就是最大新闻。从历史新闻学角度看,所谓新闻不仅仅在于它是一种刚刚发生的最新事件,而且更在于它包含有一种刚刚被发现的最新价值。毫无疑问,这是历史走进现实、走进人们思想,并进而与人的苦难灵魂相伴为伍的开始。同时还不能忘记,正是历史新闻学把历史引进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日常体验之中,并使之成为人们那不幸命运中最具魅力的思想对象,而这本身也同时使得历史新闻学成为人们知识形态中最具深度的思想形式。

历史新闻学也可以叫做“新闻史学"。它具有充分的兼容性。比如,新闻史学与纪实文学便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说到底,新闻史学是史学,而纪实文学是文学。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新闻史学可以包容纪实文学。有时,纪实文学可以转换成新闻史学,有时,新闻史学又可以转换成纪实文学。不过对于二者之间的这种互动转换,却不能理解成一种局部细节和外在形式上的变动,而必须理解成一种总体意向和内在结构上的转变。

在历史新闻学的视野中,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同新闻的区别主要表现为:第一,前者是历史新闻,即历史上的新闻和历史性的新闻;而后者(特别是长篇通讯)则是新闻历史,即新闻性的历史和新闻化的历史。如《西行漫记》、《震撼世界的十天》等。第二,新闻历史的作者大都是记者,历史新闻的作者则大都是作家。这表明了历史新闻学中两类文本作者之角色的不同。第三,从时间上看,新闻历史大都是写于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当地和历史事变的进行当中;而历史新闻则大都写于历史事件发生和结束之后的或长或短的某一段时间之内。故而,第四,从形式上分析,历史新闻较之于新闻历史更多一些理性思辨色彩。与这个特点相对应的是:新闻历史较之于历史新闻包含有更多的过程细节和个性意味。

总之 ,历史新闻学揭示了最远的东西与最近的东西在结构上是统一的, 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 在意义上是相同的。 历史新闻学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要获得一种华而不实的具有轰动效应的肤浅新闻效果,而是要发现一种迥然不同的具有震撼力的深刻历史价值。历史新闻学要求立足新形态,写出新历史。依照历史新闻学的眼光,历史中处处都充满着有待人们去重新发现的新东西。历史新闻学认为: 没有旧历史,只有未曾发现的历史。历史上没有任何旧的东西。 一切历史都是新的 , 一切历史都是刚刚发生并正在进行之中的新事件 、新过程 、新意义。历史新闻学要求人们必须时时刻刻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历史, 看待现实。 历史新闻学并不是要求人们把旧东西看成新事物 , 而是要求人们从旧事物中看出新意义。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 , 把一切新的都看成是旧的并不难 , 难的是从旧的里面看出无限的新意,而这正是历史新闻学所要求的理想境界。

历史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 这始终是历史新闻学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不间断地尝试着更加深人和全面地认识和了解历史本身所具有的新的可能性,这是历史新闻学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所以,历史新闻学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 : 如何从新闻角度来理解历史?

这一问题要求,在历史研究过程中 , 我们必须自始至终地具备并保持着一种真正的新闻意识或新闻精神。 这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目的在于对历史获得一种全新的理解和阐释, 而不在于枯燥无味地去重复那些早已令人厌烦的陈词滥调。把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 而是一个总体的理念创新。 这就是说,新闻对史学的冲击和影响决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而是观念上的;决不单纯是局部细节上的,而且更是整体结构上的。

从主观上讲 , 历史新闻学自然要追求一种强烈而又鲜明的新闻效果。从客观上看,历史新闻学的作品也确实具有一种不可多得的特殊的新闻效应。 同时具有新闻价值的历史著作往往就是更大的新闻 , 往往能够产生更大的新闻效应。 另一方面,新闻可以为历史学提供最丰富、最生动、最鲜明最真实、最具生命力和现实气息的语言。新闻是历史学的语言宝库,所以历史学必须善于向新闻学习。

诚如陈寅恪所说,“史论之作者 , 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 , 即已印人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 , 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4其实 , 新闻与史学之关系绝不仅仅表现在史论与考史方面 ,这种关系只能称为报纸与史学之关系。 而新闻与史学的关系则要求在历史观念和历史知识的每一个层次,甚至连同历史研究的所有环节和内容都应该充分体现出新闻与史学的内在统一性。

因为这是一种史学层面上的本体论结构。 它意味着除了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 、结果必须绝对真实这一历史研究所提出的一般要求外,生动的人物描写 、深刻的心理分析、有趣的细节记载、精彩的语言对话,则是历史新闻学所特别予以强调的。眼界的开阔、内涵的丰富 、思路的独特、意境的高远,这更是历史新闻学对历史著作所规定的基本尺度。即,历史研究必须充满新意,历史著作必须具有新知,历史认识必须包含新思。虽然有史以来,历史学一直都在追求对历史有一种新的认识,但历史新闻学则把历史学所具有的这种求新意识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理论高度,甚至试图把它作为历史新闻学的本质规定。柯林武德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供一个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家所使用的书目中所提到的书籍其价值大体上与它们的古老性成正比;而供一个科学的历史学家所使用的书目中所提到的书籍,则其价值大体上与它们的新鲜性成正比“5。

这就意味着,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价值并不在于去恢复旧的,而在于去发现新的。而对所有新事物、新观念的敏感性、好奇性以及酷爱性正是历史新闻学的本质特征。所以历史新闻学必须善于发现历史上的敏感点和敏感区。因为这些历史上的敏感点和敏感区往往都是一片片极其诱人和丰厚的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同时它们也是些关卡重重戒备森严的历史禁区。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必须具备有敏锐的眼光和不屈不挠的勇气,以便去发现和揭示这些铁幕之后的种种神秘和恐怖景观。

另一方面,历史新闻学从边缘眼光出发,将边缘历史引人决定或制约历史发展方向和进程的中心区域,使历史活动的舞台变得更宽阔深广,使历史进程呈现出多层多维的立体形态。况且,历史的边缘性又常常能够诱发出人们对历史本质的多边性解释。同时,这种多边性解释在历史中心地带又是常常不容易顺利展开的。毫无疑问,过于强调中心化的倾向将会严重限制人们的历史视野,使人们无法从某些过于狭窄的专题性区域内超脱出来,获得一种从历史边缘打量历史本真的新眼光。


三.新闻主义历史文本的开放性

历史新闻学把历史变成了一种采访、提问和观察的对象,而不仅是一种回忆、陈述和评论的对象。这无疑使历史变得更加可信和逼真、具有更大的透明度。历史的清晰使历史更具深沉的美感。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新闻学把历史变成了一种新闻主义的历史文本。其目的不仅在于使沉寂的历史具有一种特殊的新闻效果,而且试图使读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目击感。但新闻主义历史文本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历史弄成一种浅薄的花边新闻,而是要揭示出历史过程本身所蕴涵的那种具有特殊意味的新闻性。所以新闻之于史学,并不单纯是一种描述手段和修辞方式,而且同时也是一种组织结构和思想模式。

在历史新闻学中,历史学家得以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切人历史。在这种关系中,历史学家与历史不再是远离,而开始趋近;不再是对峙,而成为融合。这样,历史学家就兼有历史事实的报道者和历史意义的阐释者的双重身份,使历史意义的阐释不是空洞无物的任意发挥,历史事实的报道也不是就事论事的机械记录。二者在一种和谐关系中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历史学家应该善于在这种张力结构中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历史学家作为历史事件的采访者和历史人物的对话者,他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得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第一手史料之内涵的新材料和新证据

这样,历史新闻学就在客观上构成了一种新的历史文本。在这种新历史文本中,历史学家的主体角色和个人身份也不再隐没不见,而是直接在场。同时,“主体"在新历史文本中已不再是旧历史文本中的吞吞吐吐半遮半掩的窃窃私语者,而成为直言不讳坦坦荡荡的大声疾呼者。在新历史文本中,语言、术语、概念等均更切近现实生活,或者干脆采用或移植现实社会中的语言,将其直接写人著作。著作从结构到形式都呈现出一种活脱脱的新鲜感和热乎乎的亲切感。陌生化的文本原则在这里必须得到新的相反的应用与理解,即,我们必须从另外一种颠倒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陌生化原则。历史新闻学的目的不是力图将历史摆弄得与现实生活更陌生更隔阂更疏远更冷漠,而是力求将历史操作得与现实生活更熟悉更接近更贴切更亲密。在历史新闻学的功能操作下,历史在文本的写作程序上将被处理成与现实本质毫无二致的复合总体。历史新闻学创造出来的文本无论在思想结构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使人深切感到它完全是一种纯粹现实的必然产物。历史新闻学所建构起来的新文本所具有的现实性之鲜明与强烈足以使人确切无疑地感觉到历史与现实二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或接近一致的。历史新闻学的方法主要是一种功能方法而不是一种结构方法。新文本的写作程序在功能上往往能收到一种出其不意和出奇制胜的非喜剧效果,通过似曾相识的事件使人耳目一新,通过虚实莫辨的细节使人若有所思。

采访历史,就是去捕捉、发现、感受、体验那种弥漫在、充溢于整个空间、自然界和字宙深处的历史意义和生命韵味,这也是历史新闻学所能提供给人们的诸多妙处之一。不妨说,历史新闻学最擅长制造这种令人难忘记忆犹新的真实效果。这种真实效果绝不是虚拟的。 因为它最大限度地发源于历史过程的最内部。通过历史新闻学的有力综合 , 历史学家同新闻记者的合作得以成为可能。新闻记者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观察者和报道者,历史学家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记录者和回忆者,二者都赋有一种评论者和解释者的职责,更重要的是,这种评论和解释还包含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新闻意识和历史意识。它要求历史学家必须具有一种新闻意识,而新闻记者必须具有一种历史意识新闻记者在采访新闻时,历史意识往往以一种潜意识的方式在发挥着作用,而他也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框架内来观察理解、评价自己的采访对象和内容。因而,新闻记者的新闻观往往是他自已的历史观的一种现实表现和直接作用。

历史意识不光要求人们必须把不同或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考虑,而且要求人们必须在现实的基础上充分揭示出这种联系的空间纵深性和时间绵延性。这也就体现出历史意识和新闻意识在时间度上的差别。一方面,历史和新闻都非常重视时间,不论发生什么事件,首先都要弄清它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另一方面,时间的变化却使历史和新闻的各自价值处于此起彼伏的消长状态,即,时间的消逝既使历史增值,又使新闻贬值在这点上,历史与新闻可以说是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正因为如此,新闻的时间基本上是一种短时段的时间,甚至是一种瞬间时间或零度时间,而历史的时间则是一种包含有各种长短时段不等的综合时间,它趋向于无限新闻处理时间是把时间压缩得越短越好,最好是零度状态。反过来说,新闻处理时间的手法实际上也是把零度时间尽可能地展开、扩张、拉长,使一分钟、一秒钟内发生的事情能够尽可能地占据整个时间段,同时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不起眼的小地方发生的事占满整个空间。这也可以说是新闻所特有的“以小见大"、“以近知远"的原则。与此相反,在历史学中,仿佛每一分钟都有它自己的价值,仿佛每一秒钟都有它自己的含义。历史学既不随便浪费每一分钟,也不随意延长每一分钟。历史学既能把某一时刻充分展开,又能把几十年上百年压缩起来。历史学在长时段中表现的是一种历史过程的凝重厚实 , 在短时段中表现的是一种历史事态的惊心动魄。

而史学与新闻的结合则使得各自的时间结构发生了变化。历史学中的时间更具瞬间的动态感,新闻中的时间更具纵深的凝厙感。这样一来,由于时间结构的变化,传统上所认定的那种历史学家与新闻记者之间的分工差别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比如,习惯上认为,历史学家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情,新闻记者说明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已经发生的历史与正在发生的历史这二者之间的明确界限却无论是谁也说不清楚的。所以不如更干脆地说,已经发生的历史与正在发生的历史之间似乎从来就不存在有任何真正的界限。

由于史学和新闻所共同具有的敏锐时间意识,历史学家同新闻记者之间似乎就天然存在有一种亲和关系。一位历史学家就这样看待自己的著作 :“我希望这本书或许能作为许多令人兴奋的发现的一种、情况报道 ' “6 国外一位攻读新闻专业的大学生说: ' 我想撰写当代的历史 , 永远处在我们的生活事件的中心。"7就连一位声望卓著的政治家也说:“我所以攻读历史也是为了当记者 ”8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的关系頗类似于孪生兄弟的关系。未来的历史学家应该是巧妙地集历史学家的深刻与新闻记者的锐利于一身的人物 , 未来的新闻记者也同样必须兼具历史学家的强大思维能力 , 二者在目前的不合哩分工将被未来高度综合的内在联系所代替。“历史学家" 和“新闻记者" 则只不过是对同一种人的两种不同的称呼而已。现在西方出版的有关一战史,二战史的著作许多都是出自于记者之手。至于有关二战后的诸多战争,如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 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内战、科索沃战争等, 一流的著作更是大都出自于那些活跃在第一线的新闻记者之手。 甚至可以预见,2 1 世纪刚刚发生的阿富汗战争和美伊战争定会使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的合作达到一个新的水准。 他们将共同致力于对历史真实的探索和追求。上世纪70年代因揭露水门事件而多次遭到恐吓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卡尔 · 伯恩斯坦便说: “战地记者应该继续留在战争前沿,因为独立、完整、无畏的新闻是真正的民主中最崇高的价值之一。 尤其是在阿富汗战争中 , 五角大楼堵住了媒体的嘴,时不时地禁止媒体披露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

, 这迫使记者不得不去探求更深层的真相。" 9

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个时代 , 新闻记者写作历史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新闻记者所写的历史有其鲜明的独特之处, 那就是直言不讳的假设性乃至 言性。 而这点则往往是一般性的历史著作所千方百计地予以掩饰和回避的 ,新闻记者在此却常常不乏奇思妙语和惊人之笔。 约瑟夫 . 哈希在《在历史的转折点:一位记者的故事》一书中,“对过去一个世纪里翻天覆地的世界风云作了精彩的描述,从维多利亚女王驾崩、大英帝国瓦解,到冷战结束等等" , 并“描绘了在两次全球性战争中崩 的世界秩序" 。 “哈希似乎更愿意把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为 : 第一第二次德国战争 ' 。 他认为 , 如果希特勒不进攻苏联和轰炸英国、日本人不袭击珍珠港的话,今天的欧洲大陆可能处在德 的控制之下 , 而英国则主宰着国际事务。在此前提下 , 今天的美国可能仍是一个二流的地区强国。" 10“而由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合作完成历史著作也不乏其人。由迈克尔.贝施洛斯和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合著的《最高級别内幕》,“以前所未见的详尽内容,大量的私人谈话和秘密备忘录,叙述了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3年时间里进行的,以冷战结束为高潮的谈判过程。迄今为止,尤其是在这些事件结束刚刚一年之后尚无人对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者作如此全面和令人信服的描述"。“同其他具有新闻价值的历史作品一样,此书是根据未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写成的。但是从事外交史研究的贝施洛斯和本刊前专栏作家、将负责协调克林顿对俄罗斯及前苏联其他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塔尔博特,似乎避免了此类作品的通病一一一过分依赖某一个消息来源。" 11

新闻记者天然属于现实中人,但如何在现实事态中发现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历史,如何直接参与并推动现实历史的改变,这对于新闻记者的素质和才能以及眼光也无疑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考验。美国《外交》季刊一篇题为《冷战后的新闻界》的文章中即明确指出:“新的历史实际上是新发现的古老历史。……现在新闻界怎样去把国家利益同遥远地区的或多或少鲜为人知的内战、印度的教族冲突、巴西的贪污腐败、扎伊尔的艾滋病或全世界范围内人口过剩问题联系在一起?这需要使出报道、撰写和论证的全部技能,还要加上新闻行业的一些'诀窍’。“

简言之,伴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史学同新闻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己是大势所趋。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离开了新闻的帮助,历史学对时代的认识和了解就很可能会停留在一种非常低级和原始的水平上。所以,历史学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学与新闻之间结合的密切程度,而历史研究也不得不因之发生某些形态上的重大变化。


注释:

1.王也扬“论王韬的史观与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3,(4).70-- 79.

[ 2」李大钊·史学要论[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3〕孙尚扬,郭兰芳国故新知论一一学派文化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电视出版社,1995

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审查报告[ A].金明馆丛稿二编[ Ml,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5〕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 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6 ]巴兹尔,戴维逊“序言[Al.古老非洲的再发现[到北京:三联书店,1973

[ 7 ]莫斯科大学的新“神窳N].参考消息.1987 .7.26、

[ 8 ]奥里亚娜“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记〔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9 ]胡思远.媒体战:阿富汗的另一个战场[世界知识2002 [1] 42--44

[10]一生慧眼独具,老来更着妙笔[ N ],参考消息1 3-[11]历史的见证「N ].参考消息.1993一02一25

[12 ]冷战后的新闻界应该做什么 参考消息1993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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