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马克思与德意志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61 次 更新时间:2010-08-09 15:36:35

进入专题: 马克思   德意志精神  

陈家琪  

    

  在德语中,“精神”(geist)也是一个完全无法用英语中的“观念”(mind)、“精神”(spirit)、“灵魂”(ghost)、“心灵”(soul)、“智慧”(wit)来加以“翻译”的词语。按照黑格尔的解释,“精神”之所以是“精神”,就在于它区别于“自然”;而“精神”区别于“自然”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实体或本质是“自由”;所谓“自由”,指的就是“精神”要在它自身之内争得的对于他物(也就是自然)的不依赖性。所以谈到“精神”,就必须谈到“精神自由”;谈到“精神自由”,就必须同时强调这种“自由”意味着在其自身之内的对其所有的“自然性”的一面,也就是外在性、异己性的扬弃与克服;而“精神”之所以能扬弃其“自然性”也就是外在性、异己性的一面,又无非是因为“自然”不过是“精神”自身的“异化”、“外在化”或“对象化”;也就是说,“精神”或“自由”与“自然”本来就是一体(只有作为“自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只不过在“精神”的“自我发展”中,才需要这样一个作为“自然”的“他物”,“这个他物对于精神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是它所能够忍受的。因为它知道,这个在它之内的他物是它设定起来的,因而也是它能够重新加以扬弃,使之成为它的他物(即“我的某某表象”),就是说,它在这个他物里仍然保持着它自己,即依然是自己与自己本身相联系的。这就证实了它的观念性,表明了它是自由的。”(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 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译者导言”)所以,在黑格尔看来,他物、否定、矛盾、对立、扬弃、分裂以及这些概念中所包含的“痛苦”,都属于“精神”的本性;是“精神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或“精神自由”的最后实现体现在“国家”中,因为国家作为一个有法的、合乎道德的组织状态,无非是一个由精神所创造并适合其本质概念的自由的外在世界;如果说“精神”是它自己的自由的产生者的话,国家也就可以理解为精神自由的产生者。但如何把精神的自由(也可以理解为道德的自主)与公共生活的规范统一起来仍是一个问题,就如一开始说到“精神自由”时必须强调这种“自由”与其自身的外在性、异己性处于矛盾之中一样,道德上的自主性(自由)与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外在性、异己性(自然)仍在矛盾之中,尽管我们可以说国家的这种外在性、异己性不过是精神自身设定的。

  这些话都说得很哲学,这恰是德国哲学的一大特点。所谓精神“要在它自身之内争得的对于他物(也就是自然)的不依赖性”,换成以赛亚·伯林的话,就是“我把自由理解为不存在阻碍人的欲望得到满足的障碍”,后来,再改为“在你尊重别人被恰当理解的道德权利的情况下做你所愿做的任何事情”;不管怎么说,囚禁、压迫、奴役总不是自由,而且自由指的是行动的机会,而不是行动本身。(《自由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话都说的很好:那就是说,我有如此行动的自由,我也有不如此行动的自由,这就是“机会上的自由”——比如我愿意待在监狱里,这就是一种自由,而不必把自由就理解为“冲决”、“打破”、“解放”等等。这样想来,当黑格尔把国家说成是“精神自身设定的”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保守,一种为国家所做出的辩护,但也可以如伯林那样理解为一种对理论上的“机会”所做出的辩护——国家不过是精神的自我设定而已。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里凝聚着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分歧,具体论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中。

  黑格尔的思辨,所体现出的就是德意志精神的矛盾:自由与自然的矛盾,设定与扬弃的矛盾,自主与规范的矛盾,个体与整体的矛盾如此等等,这里重要的是必须把这种矛盾理解为事物自身(精神自身、自由自身)的矛盾。

  歌德把话说得更明确:德国人是这样一些人,就是说他们时时处处总要引起矛盾,引起麻烦,最后的结果就是于人于己都不利。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一个自由问题。

  德国人把“精神”认作实体(这注定了他们是唯心主义,而且是客观唯心主义);强调“精神”的本质即“自由”。

  当我们说人是一种精神存在物时,就是说人知道自由,而且在争取自由。

  这就是人的一切麻烦之所在。

  当我们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喊“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时,就感到自己身上有了一种“精神”;但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它要干什么?我们那时想到的就是工作、吃苦、帮助别人和视死如归,但却从未意识到所谓“精神”,所谓人有“精神”,动物只有生命而没有“精神”,就在于人知道追求自由(黑格尔说,说到精神而不说自由,就与说到物体而不说重量一样荒谬);更未如伯林那样把自由理解为一种“机会”,而不是行动。

  自由总是相对于束缚而言的,而且对自由(精神)的束缚就来自于自由(精神)自身,来自于自由(精神)对自由本身(精神本身)的不懈追求。它的前提是不满足,是相信有“真正的自由”或“彻底的自由”,即自由本身;它决不会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它一定是一种普遍性的精神存在的体现。它涉及到对任何公民而言都离不了的国家,而且公民只有在为国家服务时才能实现自我的自主与自有。这当然是矛盾的,所以免不了某种神秘的味道;但黑格尔思辨的秘密也就在这里。如果像禅宗那样顿悟了,不追求了,精神或精神的自由也就似乎到手了。德国人并不这样想,尽管也有人这样想过,比如叔本华式的解脱。

  我们一定要记住,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是一个真正的、具有全人类普遍意识的德国人,“一位德国哲学家”。

  作为这样一个“人类的德意志人”,马克思的矛盾就体现在:一方面,正如与他同时代的霍夫曼·冯·法勒斯本勒在当时最为著名的《德意志人之歌》(1840年)中所唱的那样:

    “争取德意志祖国的

    统一、法制、自由”

  另一方面,又如席勒在一首献给德意志人的诗歌中所说的那样:

    “德意志人,你们想把自己

    结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希望落空了。

    还是培养自己——你们可以做到——

    成为更自由的人吧。”(参见戈登·A·克雷格所著的《德国人》,第397-39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精神”的另外一层含义。

  如果说“精神”指的是“人类精神”(黑格尔称之为“世界精神”或“绝对精神”)的本质特征,那么“德国精神”就在这一总体特征下应该有着自身的另外一些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征。这样,厌恶国家,不理睬国家是否统一的一批思想家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民族这个概念,或者说,以“文化”的多样性取代精神作为一个普遍性的哲学概念在国家意志中所获得的体现。

  最早把这一点明确了下来的应该是赫尔德(Johann Gottlieb Herder);他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说,社团是由亲属关系、历史、社会团结和文化密切等因素纽合在一起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语言,因为只有语言才能表达这个团体的集体经验。那么也就是说,一个社团的成员,“应当依照其世界特定的目标、价值和情景,以一定的方式去思想和行动。以这样的方式去思想和行动就是一种归属,就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就是与团体精神的一致。德意志人说话和行动、吃喝以及谈恋爱和制定法律的方式就应该与其他民族的行为和感情模式不一样。”(参见《德国人》,第33页)语言成了他们的灵感与创作的源泉;在语言的神秘中也集中体现着他们对自然、生命、自我、梦幻所感受到的神秘,集中着他们所体悟到的在语言的统一性中所显现出来的民族的统一性,集中着他们对潜伏于人类精神之中的某种神秘的但又是必然的力量的赞美。

  有人把这种浪漫思潮(等同于非理性主义)理解为反启蒙主义(等同于理性主义)的;也有人认为浪漫主义不过是启蒙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另一个方面,它指向的是一种不同于理性主义的生活态度,而不是针对着思想的启蒙。但不管怎么说,通过赫尔德(也许还可以加上在他之前的维科、卢梭),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了一个思想的事实,而且人只有在历史中通过语言和文化才能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如果仅仅着眼于道德经验,那么道德观念一定是尖锐冲突的,各种重要的政治价值也一定会互不相容;那么,用什么保证进步的普世价值,保证所有民族、所有文化都会最终处于一种普遍和谐的理想状态之中;民族、文化、语言差异后面的那种统一性的、可称之为“人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到底来自哪里,这无疑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应该视为这两种传统的“后裔”(康德与赫尔德就是这两大传统的几乎在同时出现的代表性人物),而且也都想以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二者间的冲突——应该承认,开创性的贡献属于黑格尔;但马克思却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处理了民族、文化的差异,并更为彻底地体现出他浪漫主义的一面。

  首先,黑格尔是完全承认民族传统的不同的,而且认为这种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用“文化”、“伦理”或“民族精神”来加以表示(黑格尔从赫尔德那里继承了更多的东西,因为他在赫尔德身上看到了更多与康德的不同,这一点,对马克思形成自己的思想尤其重要。详后)。当然,,如果我们认为所谓的“世界精神”不过是一种被精神所自觉到的逻辑的或自然法则的秩序的话,那么“民族精神”说到底也不过是“世界精神”在实现自身的逻辑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工具。把这一逻辑再推进一步,我们又可以认为在黑格尔看来,任何个人都不过是“精神”借以实现其自身的环节或工具。请注意:当黑格尔如此关注“精神”的自我实现时,马克思关注的是“人”的自我实现,而且是现实的人的自我实现;那么在逻辑上,“人”就不是“精神”(或可理解为上帝)借以实现其自身的环节或工具,而是反过来,“精神”(或可理解为上帝)只是还没有获得自己或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全集第一卷,第452页),马克思在这里所完成的,不过是同一逻辑的“自我颠倒”。

  当然矛盾还在;但也正是这种矛盾中的挣扎,体现着德意志精神的活力。

  所以就如雅斯贝尔斯在评论尼采时所说的那样:充满激情的自我矛盾恰恰最能透漏出事情的原委:“如此这般形成地矛盾似乎就是事情本身而来的、必然的,它不是伪劣思想的标志,而是思想具有真理性的标志。”(雅斯贝尔斯:《尼采其人其说·导论》,鲁路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而尼采自己又把这种矛盾归结为某种统一性原则对本能、个体意志和可能性的压抑。

  当我们准备重新“寻找马克思”时,就必须考虑到德意志民族文化的这种矛盾特征或在自我矛盾中所体现出来的伦理意识,考虑到它的自我否定性的民族精神;同时更要注意到民族精神与世界精神或绝对精神之间的关系;考虑到个人与历史、与共同体、与人类未来的关系,并且把这种关系认定为一种“精神关系”;认定这种“精神关系”是为另外的非精神关系的“物质关系”所决定的——只不过黑格尔考虑的是“如何摆脱”,马克思则认为“精神关系”恰恰本来就是被“物质关系”所决定的;精神的最后解放,就在“物质关系”的完全改变之中。我认为马克思本人作为一个“人类的德意志人”,也堪称一位体现着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典型表率。

  所以“精神”既是“人类精神”或“绝对精神”(哲学的),也是“民族精神”或“德意志精神”(文化的)。

  德国的启蒙意志就纠缠在哲学与文化的冲突之中;这种纠缠,从康德与赫尔德,经过费希特、黑格尔,也一直延续到马克思这里。当然,如果说黑格尔偏重于德意志的社团、民族、传统的话,马克思则偏重于在“全世界无产者”身上所体现出来“人类意志”。

  但这里的“精神”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就意味着一种“客观的实在”,一种终极的法则或力量,也正是这种法则或力量维持着或给予了世界以秩序,并负责提供有关自身的最后的解释。

  当然同时,这种“客观实在”或终极性的法则与力量又与现实世界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

  所以西方哲学中最高的本体论概念“存在”作为一种对“客观实在”的标志,本身就是一个处于“矛盾”中的概念,我们可以把这种“矛盾关系”理解为精神与物质、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现实与历史、遮蔽与显现的矛盾,更可以理解为上帝与尘世的矛盾。

  在世俗化的浪潮中,上帝作为一个人格化了的神,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这种“客观实在”的化身。当然,它的前提就是人必须同时生活于尘世与天国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就如马丁·路德(1483-1546)在“宗教改革”(这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德语文化的起点)所说的那样:“让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就人类而言,政府是双重的:一个是属灵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马克思   德意志精神  

本文责编: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大师与经典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367.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7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