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制度变迁进行的结构性调整与创新，带来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引发的许多问题可归结为“结构紧张”产生的张力所致，“失范”状态就是一种典型的结构性问题。以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检验结构紧张与失范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地位结构、组织结构、角色结构、权力地位结构、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结构上的差异与分化确实导致了失范感受的产生。诸如个体的失范、不满意度、相对剥夺感、地位不一致等负面感受很大程度正是缘于客观的结构分化快于制度整合而引起的失衡与紧张。
关键词：制度变迁；结构紧张；失范
作者李汉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研究员（北京，100732）；魏钦恭，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实习研究员，（北京，100732）、张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25）
一个社会的变迁，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的结构性调整与创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与创新，也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有些是属于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隶属关系之间的不协调，有些则是属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不满与摩擦。这样一种状况用社会学的概念来表述，即是“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 ）。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已经步入了急剧社会变迁和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是这个时期主要特征。急剧的社会变迁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得社会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更趋复杂；他们对发展与变迁的社会预期普遍提高，对自身利益的保护意识日益增强，对公共资源分享的诉求日益强烈，利益冲突有时变得更加尖锐，利益表达有时变得更加无序，利益的实现有时也变得更加极端，利益的综合也因此变得更加困难。而结构紧张正是这种社会变迁的结果形式之一，同时又是“冲突与混乱”的根源。
2007年，厦门海沧的PX项目由于可能危及厦门市民的环境安全，厦门市民以各种方式发起了一场持续6个月的抵制运动，最后厦门市政府通过充满智慧的回应与引导，听取了民众的意见，宣布PX项目迁建，从而较好地成就了双方的利益表达与利益实现。相比而言，近来发生的“瓮安事件”，虽然只是一起普通的溺水案件，却因为死者家属对案件结论的不满而引发为一场群体性的暴力事件和公共危机，这种怨恨背后有更深层的结构原因。可以看出，在分析制度变迁如何导致结构紧张时，“分化”（differentiation ）与“整合”（integration ）这两个社会学的传统分析概念仍具有理论意义。首先，社会变迁是社会利益结构和心态不断分化的结果，但社会分化不一定会带来社会的解组。社会解组是指由于丧失了社会连接纽带，社会整体的原子化过程，是与社会团结相对的，其强调更多的是社会道德规范的调整和控制作用的式微。有学者指出，结构分化是指在发展过程中结构要素产生新的差异的过程，它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社会异质性的增加，即结构要素类别的增多，另一种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结构要素之间差距的拉大。
改革以来，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体制改革。而制度变迁，正是在整合不断分化的社会结构中行进的，一旦制度整合的速度滞后于结构分化的速度，就会造成社会结构的紧张与失衡。因此，在社会现象层面，改革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和速度大大加深和加快，但新的结构整合机制发育缓慢，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构成了中国现阶段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恰恰是这种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紧张”的原因之一。本文力图从失范的构成及其效果的角度深入分析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状态，指出其得以形成的具体逻辑。
…………
四、总结与讨论
“结构紧张”是当下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不可忽视状态，这一概念有助于理解时下大量涌现的社会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我们认为，“结构紧张”是指社会的结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结构要素之间的张力与脱节。
文章尝试从失范的视角进入，通过调查数据检验结构的2个维度（关系结构和分配结构）、6个方面（社会地位结构、单位组织结构、角色结构、权力地位结构、收入水平结构和教育水平结构）是否以及如何导致了受访者的失范感受。
首先，在测量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失范量表以外，其他的三个量表，即不满意度量表、相对剥夺感量表和地位不一致性量表与受访者主观认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着一种U 型的相关关系。就受访者总体来说，处于低社会地位与高社会地位的受访者都有着比较强烈的失范感受，相比较而言，处于中间社会地位的受访者的失范感受没有上述两个社会群体那么强烈。这个结果起码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地位结构的分化和差异程度越深，在相互比较的过程中，人们的失范感受可能会变得愈加强烈。如果将“失范”作为一种结构性问题，那么社会地位结构的紧张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思考的是，上述状况是否意味着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结构，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有学者分析指出：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保守性、激进性、依附性）不能一概论之，要结合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因素，即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和秩序化程度来进行分析。而人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中间阶层，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许多职业群体构成的，这些群体之间由于职业、地位的差异，往往并不具有同质性，群体之间缺乏整合的机制，因此社会对中间阶层的期望，诸如示范社会道德规范、缓和阶层冲突、维持政治秩序与稳定等，可能会在现实的观察与分析中并不表现得十分突出。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目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和各种社会经济结构逐步变迁的社会过程，中间阶层群体也是在此过程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强大的，中间阶层作为改革的获益者，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政治制度稳步推进的前提下，为了自身利益的延续，可能不会对社会结构的稳定产生巨大的冲击，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一定规模中间阶层的社会结构，至少要比二元的社会结构稳定。
第二，人们所处的不同单位类型与失范、地位不一致的主观感受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单位成员在这两个层面的感受明显弱于非单位成员。如果说改革以来经济社会的变化，使得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单位成员的既得利益受到了侵犯，那么在我们的调查数据中则反映出，单位成员比非单位成员更安于现状，至少在失范感受和地位不一致性层面上如此。假设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任何社会成员的同等努力都应该从社会中得到同等回报，但事实上由于“单位”的社会分割效应等原因，使得个人同水平的努力所获得的回报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单位作为我国各种社会组织基本形式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单位成员的主观感受也是不同于非单位成员的。虽然放权让利的改革，扩展了企业自由流动的资源与自由活动的空间，单位组织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组织依附性有所减弱，但这些变化大多是局部性和非根本性的，单位组织仍然强大并保持着它们的基本特征，国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并通过权力的授予进行分配，从而使各种单位依附于政府，单位成员依附于单位组织。中国的单位不仅向单位成员提供各种福利，而且还给予单位成员在单位内外行为的权力（利）、社会身份以及社会政治地位。组织结构间的紧张造成了所属成员的主观感受差异，制度安排的倾向性并没有因市场化的推进而发生骤变。
第三，角色紧张与失范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角色紧张程度愈强烈的个体，其失范感受越强。社会结构的分化是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指标之一，而多元化的角色结构正是源于社会结构要素的不断分化。但是，当下社会，角色多元化的同时，却没有在社会层面树立为个体成员所遵循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按照涂尔干的理解，社会变迁的效果，使现代自由及其连带出来的欲望无限扩张，而社会控制的基础，即集体意识却逐渐瓦解掉了，集体意识的衰落无疑会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凝聚力，社会的缺席使个体意识不再具有内在的限制和约束，陷入了规范缺席的状态。个体的失范感受部分原因在于角色之间乏于调和、角色要求不能满足、角色意识出现混乱，这种角色紧张导致的失范感受正是结构紧张在个体层面的微观体现，一个结构紧张的社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角色结构紧张。
第四，受访者的管理级别、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越低，其失范感受越强烈。
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资源的重要性会有所偏重，但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分配是一个交织在一起、难以分离的过程。改革前，政治资源是所有资源的核心，而在改革以后的市场经济中，经济资源的地位逐步上升，魏昂德在“市场转型论”中认为，市场转型的过程使得“政治资本”贬值、“人力资本”升值。
而有学者在分析中国转型期总体性精英形成的机制时，提出了总体性资本的概念，认为总体性精英形成的重要环节得益于“资本转换”，“如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转换，而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是如此之容易，使我们怀疑，这究竟是一个‘转换的过程’，还是同一种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
也许更确切地，应当将其看作是一种独特的资本形式，即一种总体性资本。“随着制度的改革和变迁，在社会上产生了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联盟，从而绝对化地占有着社会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非精英者或者弱势群体被边缘化。这种局面也体现在我们的分析结果中，受访者的管理级别、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与失范感受之间的方向一致，不排除重复加强效应。这种完全失衡的利益格局也是结构紧张的一种体现，正是权力结构、收入结构与教育结构的失衡与紧张使得不同个体的失范感受有所差异。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问题产生于不同结构要素之间关系的失衡和紧张、维持结构的分配功能失调与不公。而失范效应只不过是“结构紧张”引致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在思考结构紧张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其产生的问题时，制度变迁主导者的作用及意义需要强调。“结构紧张”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问题，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社会结构只是在紧张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如前文所述，如果主导者在制度安排的力度与方向上得当，对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与利益实现的途径、条件与方式上准备得充分，能够因势利导，那么结构紧张就会趋于平缓，社会结构在新的制度条件下就会平衡与稳定。
反之，不公正、不规范、欠于谋划的制度政策会使得结构性要素之间的紧张加剧，社会问题不可避免。
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变迁始终贯穿着稳定和发展的交互主题，这一变迁虽迅速却不激烈，依然保持着较为平稳的节奏，因此，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大体上还处于可控的范围。但自2008年以来，世界性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所产生的剧烈动荡和系统风险却时刻提醒我们，无论系统风险是由外生性的体制影响所造成的，还是由内生性的体制矛盾造成的，它对社会低层或中产阶级的失范或紧张所形成的影响，可能比本文所分析的6种结构要素要来得猛烈得多，所产生的总体社会的结构紧张程度要强烈得多。因此，若要始终维护稳定与发展这两大主题，我们就必须摸清在各种结构条件变化的情况下，结构紧张发生和释放的具体机制，为社会解压，求社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