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晖:从西方哲学研究看中哲、西哲、马哲的学术范式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1 次 更新时间:2010-03-09 09: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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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晖  

  

  【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一幅对联:“打通中西马,吹破古今牛”。对仗工整,入木三分。打通自不必,对话可也;吹破亦不易,放言而已。--作者补记】

  

  20世纪中国大陆的哲学学科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学术领域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演变过程。在21世纪初,反观这一进程,从学科取向上看,大致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相对独立的学术范式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与时俱进的开拓;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与创新;西方哲学的译介与研究。这三大学术范式群早已处在互动和对话当中了,前辈学者所展开的对话业已给予我们一个在先的视域,也使我们能够在此基础上更加有效地反思。当前,国内学人面对古往今来如此众多的思想资源和观念冲突而能保持相当开阔而宽容的心态,展开平等而建设性的思想对话,实为中国哲学研究走向成熟并取得创造性思想成果的契机。本文试图从西方哲学的视角出发,就三者在学术范式层面上的对话做初步的反思。

  

  一、从西方哲学研究看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

  

  开放性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之一。在当前各种思想资源共生、冲撞,各种价值观交融、并立的社会境遇中,学术范式的独立性与开放性应当并重。从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倾向来看,·116·学术心态上的开放和宽容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哲学观已经从对单数的哲学的强调走向对复数的哲学的关注。这不仅发生在西方哲学对异域文化的态度上,而且在门派林立、风格殊异的西方哲学内部也出现了相互尊重、融合互补的倾向。从哲学本身而言,则表现为对独断论的怀疑:哲学是不是探索真理、获得知识的领域?如果是,是否要预设作为哲学旨归的惟一的绝对真理和永恒知识的存在?是否要预设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如果不是,那么哲学探索的道路究竟应指向何方?一个可能的回答也许是:哲学观本身与哲学经典的诠释历程、哲学史的探究过程、哲学问题的反复构造过程一起构成了一个诠释学意义上的循环,我们无法在这样一个不断拓展和加深的循环之外获得对哲学本身更为充分的理解。当代西方哲学倾向于认为,哲学不应被视为一种以自然科学为模式的认知性、知识性的学科领域,它的目标不是去发现新的真理或积累知识,它的内容也不是一系列表达哲学知识的哲学命题;毋宁说哲学就是一种理智活动:可以是意义的澄清、语言的批判,也可以是实践的教化、社会的批判。

  这样一种变化使哲学活动在主题和方法上都多样化了。由于这种哲学观同时表现为对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扬弃,对意见与真理的二元对立的消解,所以在它看来,当代哲学与哲学史一样,更多地展现为各种思想方式的对话过程,分歧、冲突、差异与交融、继承、创新总是相伴而生、相互推进的。特别是当我们深入到不同的文化内部,探索不同的思想流派,捧读各位思想大师的著作的时候,我们能够发现的往往不是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最终解决。"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某个哲学流派或某种哲学传统中才能得到比较一致的界定,而不同的界定和理解才是人类理智不断拓展和创造的主要动力。我们不如保持"哲学"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朴素的词源学意义---爱智慧;或者更准确地说,对智慧的理智探求。爱智慧的道路不止一条,每一条道路都旨在扩大并加深我们对自身和所处境遇的理解。这样一种哲学观体现了理性的宽容和谦恭精神,既不同于独断论的自以为是,也不同于当代怀疑论(如后现代主义)的玩世不恭。它也许不是惟一可取的哲学观,但在目前迅速扩展的全球化进程和不同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过程中,是有理由吸收和借鉴的。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负载着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另一方面作为专业的学术研究领域,尤其应着力于对中国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诸问题的反思。就后者而言,其主要历史使命是发扬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理论责任感,以回应我们这个时代遭遇的各种严峻问题。

  在笔者看来,西方哲学研究应当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两个方面的可借鉴资源。首先是理论视角的拓展和学术方法的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最突出地体现在作为实践哲学的理论视野当中。以实践哲学体系取代以物质概念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并不意味着放弃唯物主义的立足点,而是为了从传统西方哲学、特别是朴素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窠臼中更有效地超拔出来,更能够深入到对时代进程的把握当中。20世纪西方哲学对传统西方哲学在主题和方法上都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既揭示了传统哲学中的明显缺陷,也提供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哲学方法,对于我们更合理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些方法中,语言和逻辑分析是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它体现出的对理论语言深刻的自觉, 对理性批判深入的继承以及对语言的清晰性原则的执著追求,对语境化方法的着力强调,都为促进人类的心智健康、清除语言迷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语言分析虽然不是惟一的根本的哲学方法,可是未经其洗礼的理论语言有时免不了重蹈覆辙。现象学-诠释学进路是另一个最为重要的贡献,它展现出对人类意识和语言的源始境遇的把握能力,对人类理解和实践智慧的存在论升华,让哲学的理智之眼窥测到崭新的地平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应当站在哲学思维的制·117·高点上,也就应当吸收和消化这些富有成效的方法。

  其次,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着重在如下三个向度内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考证与释读;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主题和理论方法的吸收;对当代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的探索。而西方哲学研究可以为这三个向度提供必要的借鉴,但与此同时,也需要避免无节制地使用其概念和论题。例如,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研究领域,不但与马克思主义本身,而且西方哲学本身的多重主题、与其所赖以滋生的本土境遇有着更强的依赖性,我们似乎更需要厘清其学术理路和问题场域。一方面,思想主题和核心概念的引入需要在西方哲学的内在理路和西方社会的具体情境中加以清理,不能当作普适的学术资源随意引用和引申;另一方面,在借鉴其主题和思路的同时,更应当结合我们时代的具体境遇和具体实践中的经验,形成既具有本土特色的概念谱系和问题场域,又不失较高的理论探索水平,更富有创新力度。

  

  二、从西方哲学研究看中西哲学的对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研究作为一门现代理智学科的创立过程,也就是中西哲学不断对话的过程:一方面是中国哲学研究依照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而确立自身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西方哲学在汉语文化的语境中被翻译、解释和研究。由于这一双向展开的对话过程尚未就其可能性加以充分的分析考察,从而造成了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定位上的"尴尬",国内学界、特别是中国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展开的热烈讨论就表明了这一点。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否认众多中国学者的荜路蓝缕之功,恰恰是他们业已取得的卓越成果,才使这一问题凸现出来,而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也是中国哲学研究进一步开拓的动力之一。

  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质疑,大致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不是"哲学"和目前仍占主流的中国哲学研究是不是"正确"的研究方式;前者是根据西方传统哲学的标准而对中国哲学提出的质疑,后者是根据中国哲学而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标准而提出的质疑。如果说消除偏见就可以解决前者的话,那么只有中国学者的不断努力才能解决后者。

  实际上,说中国传统哲学不是"哲学"似乎是一种奇怪的说法。因为至少从事实上看,尽管西方当前主流的哲学史仍然延续着源自黑格尔、宇伯威格、文德尔班的哲学史即西方哲学史的编纂传统,但西方学界在20世纪出版的许多哲学百科全书、指南、辞典,都不曾把中国传统哲学排除在外,中国传统哲学在"哲学"的历史中是有一席之地的,至于实际地位则要取决于不同的哲学史编纂传统、不同的哲学观。可以说,黑格尔之所以要把东方哲学排除在哲学史之外,德里达之所以宁愿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哲学"而是"思想",皆是出于某种特定的哲学观。

  近年来,不少西方学者开始以全球视野,尝试比较亚洲和西方这两大理智共同体的不同思想路径,严格考察跨文化间具有相似性的哲学论证,同时承认彼此间文化背景的重要差异。也许东方和西方,在西方学者那里也已经开始相遇了,而且是平等地相遇了。如果说全球化意味着"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甚至"东方中心主义"观念的消解,意味着一种世界历史、全球文明史的视野的确立,那么,中国传统哲学是否是"哲学"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或者说,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未曾建立起平等而深入的对话之前,这个问题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中国哲学作为一种文化创造力和理智学科如何更有效地发展、中西哲学对话的基础与方法如何确立的问题。

  自20世纪初以来,作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学科,其研究范式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在较大程度上依照西方哲学某种哲学流派;(2)基本上依照日丹诺夫式的哲学史定义和苏联·118·教科书的方式;(3)努力延续中国传统哲学的义理、考据的方式;(4)寻找某种西方哲学思想与中国思想的契合点,确立中国哲学的奠基性原则。对于这四种范式的后果,学者们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反思,特别是对依照西方传统哲学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哲学的模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近年来,在出土文献、国际汉学、哲学诠释学、观念史学、知识社会学、语言哲学等学术方法的促动下,中国哲学的研究视域日渐开阔。这是中国哲学研究重建学术研究和创造范式与话语系统的重要契机。

  笔者认为,这一重建工作和中西哲学的对话课题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是学术语言的重新构造。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发现双重乃至多重语言系统,一方面是对古典文献的引述、训诂系统,另一方面是对前者的诠释和归属性语言系统,而后者当中主要是源自西方学术流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术语。如果诠释性的术语系统基本上左右了我们的思想视域,而它们的有效性未曾得到批判和反思,那么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古代思想的视域相交融,并产生深入而丰富的思想成果,是值得怀疑的。对目前学术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的清理,并建立对诠释性概念和范畴的自觉,或许是学术语言重建的第一步。我们甚至可以更基本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方面,用汉语表达西方哲学是如何可能的?另一方面,以已经相当西化的语言和研究范式表达中国哲学又是否可能?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不是基本的哲学问题,而是比较研究的主题。

  这一比较研究首先可以在"语言与逻辑"的层面上展开。在西方哲学中,大致可以区分出三种表达形式,即修辞性的、理论性的和启示性的,而理论性的理性思辨占据着比较突出的地位。因为理智的洞识和经验的体察或许是哲学不可或缺甚至至关重要的要素,但以概念与范畴的理性论辩却是哲学更明显的特征。与此相联系的是西方哲学对逻辑的重视,一方面亚里士多德逻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享有权威地位,并不断得到补充和精致化,另一方面不同的"逻辑"也以"先验逻辑"、"辩证逻辑"和现代形式逻辑等形态挑战着亚氏逻辑。相对而言,中国哲学家的"逻辑学意识"较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遵守"逻辑",他们同样必须讲求具有自身思想特色的有效的表达方式和推理规则。我们能够直觉到中西语言、中西哲人在"名"或"概念"使用上、在"逻各斯的技艺"(Logic)上的一些异同,可是具体的比较和反思还有待于深化。目前广泛争论的"是"与"存在"的理解和翻译问题,已经把这个层面用我们熟悉的方式凸现出来了,甚至令我们开始怀疑用汉语表达的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通达西方哲学的精神。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汉译的西方哲学术语来诠解中国思想中的概念和范畴,但我们常常反感相反的诠释方向。如果我们把汉译的西方哲学概念作为基本的参照系而展开对话,那么恐怕难免隔靴搔痒的弊病。也许我们应当以更为源始的目光去挖掘中国思想中的概念谱系,以及中国思想传统中对这些谱系的挖掘。也许只有深入到双方概念的生长进程当中,对话的交汇点才会以比较真切的方式浮现出来。20世纪西方哲学对语言-思想-世界这一结构的异乎寻常的关注和卓有成效的建设,可以为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借鉴。

  其次是中国哲学问题意识与问题场域的重新构造。我们已经认识到唯心-唯物、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乃至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划分都未必适合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把握、诠释和创造,我们也在尝试建立属于中国传统哲学本身的道器论、心性论、工夫论、义利观等论域,但对于中国哲学的问题场域仍需更为系统地加以考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一样,都不是整齐划一、铁板一块的逐步演进系统,对问题意识的理解和对问题场域的梳理也应当是多姿多彩的。例如,中国哲学史是否应当与中国思想史有基本的区别;是否应当以精英人物的思想为中心;是否应当以精英人物成体系的思想或如何把其思想体系化为·119·中心;这种体系化是否以核心范畴和命题为中心;等等。再如,西方思想自近代以来,大体上是在自然科学、人文学和宗教-神学三者的紧张关系中生长互动的,近代哲学史几乎可以依此思路来编纂,而哲学逐渐被安置在人文学术和人文教育的组成部分当中。但中国传统哲学所承载的功能却是兼三才而有之,或有混沌未分之嫌,实生水乳交融之气。中国哲学过去不是、现在也不应该局限于"人文科学"之一隅,而应当承担起更丰富的思想使命和文化责任。西方哲学体现着甚至规定着西方思想的精神特质,但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却是从中国思想中依照西方哲学被规定出来的,因此,有必要重返中国的源始境遇,重新为自己奠基。

  总之,笔者以为,无论是中国哲学研究还是西方哲学研究都应当首先回到自身的脉络中,梳理和考察自身的问题,有必要假定彼此的问题和理论之间具有基本的异质性,然后再就已经得到详尽考察之后的自身语境去思考和理解对方的问题,确立深层对话的基础。其目的并非评判真假优劣,而是旨在扩大对自身的把握,对对方的理解。这一工作也并不排斥方法上的借鉴、甚至主题上的相互吸收。也许我们没有必要想象最终殊途同归的可能性,建立在差异之上的深入对话就足以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境遇提供丰富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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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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