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晖: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践言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 次 更新时间:2019-05-20 00: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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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晖  

   内容提要: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以“划界与批判”为中心,其核心内容是由规范性语句及其阐释构成的,具有践言意义而非断言涵义。对践言意义的分析不仅能够凸显《逻辑哲学论》内在的践言冲突,而且能够深入说明这一类哲学活动的阐释性和规范性特征,为普遍性的元哲学思考提供有效思路。这种解读方式要求我们将语义学和语用学更为充分而有效地结合起来,批判性地反思哲学的表达方式,探明意义的界限,防止貌似深刻的“胡说”和呓语。

   关 键 词: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  践言  规范性

  

   一、哲学语句的践言特征

  

   哲学思考具有自身反思的特征,从而作为其表达的哲学语句也常常表现出自反性;或许也可以反过来说,由于我们可以构造具有自反性特征的哲学语句,从而使一部分哲学思考呈现出自身反思的特征。这既是哲学的魅力所在,也催生出大量哲学问题。本文拟讨论其中一类自反性语句的问题,并探讨其践言意义(performative significance)。我们首先通过列举三个案例来说明问题的性质。

   其一,“命题的意义在于证实它的方法”。(Schlick,p.341)这就是广为人们所熟知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但是,证实原则本身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如果一个命题在认知上是有意义的,则根据逻辑经验主义,那么它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如果它是分析的,则是空洞的,缺乏认知内容;如果它是综合的,则必须是可证实的,从而使证实原则本身又陷入了自我证实的无穷后退困境。本来意在拒斥形而上学的证实原则却又不得不预设了一种形而上学,因而是自我驳斥的。这种反驳证实原则的策略似乎已被广为接受。

   其二,按照同样的反驳方式,我们可以问: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要表明“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那么他用来论证“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的那些判断或命题,要么是分析判断,要么是先天综合判断(不可能是后天判断即经验判断)。如果是分析判断,谓词已然包含在主词中,《纯粹理性批判》的绝大部分内容不过是同义反复的定义;如果是先天综合判断,则预设了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也陷入了无穷后退的困境。因此,如果我们认可《纯粹理性批判》的哲学价值,就必须阐明那些论证先天综合判断之可能性的语句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特征。

   其三,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也遇到了康德式的困境。他阐明了表象性语句如何通过描画事实而成为“有意义”的语句,逻辑命题虽然“缺乏意义”却是表象性语句借以描画事实世界的“脚手架”,而形而上学语句、表达价值和信仰的语句是“无意义的”。那么,阐明这三种语句的意义类型的语句,即《逻辑哲学论》中的绝大部分语句,显然既不是表象性语句,也不是逻辑命题,如果是“有意义的”,其意义来自何处?如果是“无意义的”,其无意义是否与形而上学语句的无意义属于同一类型?“无意义的”语句又如何能够表达“可理解的”阐释?

   上述三个案例所涉及的自反性问题,并非“说谎者悖论”之类的(可以通过区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来澄清的)自我指涉性语句,而是涉及一类哲学思考的本性及其表达方式的重要问题。这一类具有强烈自身反思特征的哲学思考,是“从理性本身的源泉汲水的”(康德,第256页),我将其特征概括为“划界与批判”。

   划界不是普通的二分法、三分法,而是涉及思想的界限和表达的可能性的划分,触及可认知与不可认知、有意义与无意义、可说与不可说的边界;批判也不是通常的检视、批评,而是“对纯粹理性能力自身的批判”,是“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的根本性反思。在此,我将康德的先验哲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称为以划界为纲领的“批判哲学”,并聚焦于批判哲学在表达上的语义学特征。

   笔者倾向于认为,“划界与批判”本质上是一类规范性活动,表达这一类活动的语句看起来与断言性命题类似,但并不陈述“事实”,也不描画“世界”,而是表达并阐释一类规则。这一类规则是自然的逻辑空间的边界,但活动在理由的逻辑空间中,构成了其基本骨架、推理方式和行为规范,以阐明概念运用的规则和实质推理的方法。概言之,一部批判哲学著作的核心内容是由规范性语句及其阐释构成的,具有践言意义而非断言涵义(Assertive Meaning)。由于此问题极为复杂,本文仅聚焦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暂不涉及其他经典文献。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意识到了“无意义的”语句与“可理解的”阐释之间的张力问题,给出了一个谜一般的回答,然后就走入了沉默:

   我的语句是通过下述方式而成为阐释的:凡是理解我的人,当他借助这些语句(把它们作为阶梯)攀登上去超过了它们时,最后会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在爬上梯子之后,他必须把梯子丢掉。)他必须超越这些语句,然后才会正确地看世界。(TLP 6.54;TLP指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全文下同)

   这句格言既直白又费解,它是《逻辑哲学论》自身对自身的阐释,而且似乎包含着明显的践言冲突:如果《逻辑哲学论》的语句是无意义的(nonsensical),它们又如何成为有说服力的哲学论证而不仅仅是文学上的修辞?(参见韩东晖)维特根斯坦用这种谜一般的自言自语,真的(像新维特根斯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表达那种一以贯之的“治疗性”目的吗?进而言之,莫非哲学竟然能够用最终无意义的语句来表达?难道艰苦的哲学思考最终得到的是超越无意义语句之后的沉默?

   诺德曼主张,《逻辑哲学论》以无意义的语言写成,却提出了富有说服力的论证,因为它们不是缺乏意义的。通常认为《逻辑哲学论》区别了三种语言的用法或语句类型,但在他看来,实际上《逻辑哲学论》本身是用第四种语言来表述的(其特点尤其在于虚拟假说和归谬论证);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这部著作、理解维特根斯坦,乃至理解哲学的本性和探索都大有裨益。(cf.Nordmann,pp.8-9)上述观点具有启发意义,但似乎仍可更进一步。本文拟借鉴布兰顿的规范性理论,讨论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哲学语句的践言意义。

  

   二、践言意义:从践言冲突的角度看

  

   践言及其派生词作为理论词汇,可以说滥觞于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安身于语言学领域,在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先验语用学中得以发扬,而延伸至德里达、布特勒(Judith Butler)等人的文学理论和女性主义等领域。(cf.Loxley,p.3)

   奥斯汀认为,践言相对于断言。(cf.Austin,p.67)践言是行动(action),例如做出承诺或发出命令;断言(constative)是述说(saying),例如做出陈述或给出描述。因此,被纳入践言范围的许诺、发誓、打赌、威胁、感谢本身就是行为,是属于语言类型的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被实践和施行,与其他事件一样发生,并对世界造成影响。简言之,践言强调的是人们如何运用语言做事情、作用于世界,从而改变世界。奥斯汀的学生塞尔将言语行为理论发扬光大,使之堪与长期在分析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弗雷格传统分庭抗礼。在塞尔看来,大多数当代分析哲学家都试图从断言派生出践言,但他主张,践言是首要的,断言却是派生的。(cf.Searle,p.538)

   就在言语行为理论提出的同时,芬兰哲学家欣提卡发表了研究笛卡尔的著名论文“我思故我在:推理抑或践言”。这篇论文推陈出新,视角独特,主张“我思故我在”系典型的言语行为,以践言方式自身确证了“我在”这个句子的成立。换言之,若某人说“我存在”,这一言语行为便具有自身确证特性;同样,说出或思想“我不存在”、“我思但我不存在”之类的践言行为在存在意义上是自我驳斥的。(cf.Hintikka,p.490)进而言之,“我”能够形成关于心灵的语句,这与“我”在从事思想行为(我思)是一回事;通过“我思”本身的确定性,该践言行为展现出思想行为所预设的诸条件。

   德国哲学家阿佩尔对欣提卡的上述论证极为欣赏,把践言诠释视为20世纪语言哲学的新典范,并运用到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反思和先验语用学的建构当中。与阿佩尔一样,诉诸践言冲突也成了哈贝马斯形式语用学的杀手锏。由于任何言语行为都预设有效性要求(validity claims),语言交往就具有一种内在义务,要为其有效性要求做出辩护;如果我们在断言层次上做出的要求否定了这种辩护的可能性本身,则必然陷入践言冲突。具体地说,凡是攻击一切理性论辩的论证,反对理性本身的理性运用的论证,讹诈对真理的要求的论证,以拒斥规范性判断为结论的论证,真诚地颠覆对话中真诚性的可能性的论证,以上五种论证都将陷入践言冲突。(cf.Matustik,p.147)

   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变化来看,经历了一个从陷入践言冲突到走出践言冲突,并实际上运用了这一方法反击怀疑论的过程,这就是从《逻辑哲学论》走向《哲学研究》和《论确定性》的过程。第6.54节是《逻辑哲学论》的自身阐释,其中包含着命题内容与践言内容的双重矛盾。其一是明显的践言冲突:维特根斯坦以“我”的作者身份做出宣告式的言语行为,试图达到这样的言语行为效果:让读者正确理解语句并放弃这些语句,但这个自我指涉的言语行为显然包含了自我驳斥。其二是明显的断言矛盾:如果这段话是有效的,那么《逻辑哲学论》的所有语句都是无意义的,从而无法被理解,难以成为有效的哲学论证。

   在这里,维特根斯坦确实陷入了践言冲突,因为他的目标是为思想和语言划界,但界限一旦划分完毕,哲学语言立刻就被当作“局外人”而被排斥在“有意义”的语句之外了。因此,这一践言冲突也许能够实现它的“美学”目的,但无论如何都是“理智在向语言界线冲撞时留下的肿块”(Wittgenstein,2009,§119)。这也是维特根斯坦后来批判《逻辑哲学论》的严重错误的契机,直到这个时候,维特根斯坦才真正为哲学活动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深入阐释了《逻辑哲学论》欲言又止的哲学的治疗性目的,不仅清除了曾经困扰他的践言冲突,而且利用践言冲突去揭示各种各样的“肿块”,防止以语言为手段使我们的理智受到蛊惑。

   然而,这种践言冲突的理解方式并没有完全挖掘出践言活动和践言意义在《逻辑哲学论》中的重要价值。接下来我们将从阐释性活动和规范性活动两个角度深入思考其深刻的哲学意蕴。

  

   三、践言意义:从阐释性活动的角度看

  

   从表面上看,《逻辑哲学论》在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哲学并正确地做哲学;二是如何正确地理解逻辑并正确地处理逻辑。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有影响的著名观点:

   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澄清。

   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

   一部哲学著作本质上是由阐释构成的。

   哲学的结果不是得到“哲学的命题”,而是对命题的澄清。

   哲学应当把不加以澄清似乎就暗昧而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且给它们划出明确的界限。(TLP,4.112)

在这段耳熟能详的格言中,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对哲学的正确理解,是将哲学理解为“活动”(activity),活动的目的是在逻辑上澄清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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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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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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