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晖:人是规范性的动物

———种规范性哲学的说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7 次 更新时间:2019-07-23 0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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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晖  

   内容提要:人之所以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动物,正是源于人类生活和概念活动的规范性特征,因为人能够运用概念并用于经验,创制规则并遵守规则,做出判断并做出承诺,展开推理并承担责任,一言以蔽之,是因为人是规范性的动物。规范性转向自康德哲学开始,在当代哲学中规范性研究在多个领域蓬勃发展,以规范性为中心的视角转换和理论定向会使哲学研究的重心乃至基础发生转向。

   关 键 词:规范性  理由空间  康德  布兰顿  normativity  space of reasons  Kant  Brandom

  

   在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中,人被定义为“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海德格尔认为,这虽然不“错”,却遮蔽了“人表现为会言谈的存在者”这个现象的根基。①罗素则讥讽说,我走遍许多国家,不辞辛苦,为这个论断寻找证据,不仅徒劳无功,却只见到不断陷入疯狂的世界。②这或许是因为罗素没有注意到被归于亚里士多德的另一个论断,即人是政治的(或城邦的)动物。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人是规范性的动物”似乎能够容纳“人是理性的(会言谈的)动物”与“人是政治的(社会的)动物”这两个观点,将理性(言说、推理、计算)与社会性(生产、交往、政治)结合在一起,从与规范、规则、标准相关联的活动和行为出发,可以回答“人是什么”和“人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这种以活动和行动为思考对象的规范性区别于以往对人的本质的静态描述。规范性活动(包括语言活动和非语言活动)是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也是解开哲学本性之谜的锁钥。

  

   一、规范性的重要性

  

   “在我们的生活中,规范性无处不在。我们不只是拥有信念,我们和他人还应当坚持某些信念;我们不只是拥有欲求,我们和他人还应当按照这些而不是那些欲求而行动。我们假定,某个人之所信、之所为,可以被判定为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对的或错的,好的或坏的,即符合标准或规范……我们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各种规范,而规范的来源和根据却众说纷纭,令我们茫然不知所措。”④这是英国学者奥尼尔在《规范性的来源》导言中开宗明义的一段话。规范性(normativity)是极其重要但又极其模糊的概念,因为我们通常使用规范性概念做出的区分,不是好与坏、对与错、善与恶的区分,而是一方面是好坏、对错、善恶……另一方面是现实的、可能的、通常的……举凡伦理学、美学、认识论、价值论、语义学、法理学等等,均涉及规范性的本质,体现出人之为人的规范性维度。

   不过,尽管规范性问题由来已久,但在哲学中将其作为核心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具体而言是被休谟引发,由康德点燃,最终在20世纪后半叶才在哲学内部顽强生长起来,成为跨领域的规范性研究。从当代分析哲学界来看,规范性研究的热潮源于克里普克关于维特根斯坦与遵守规则悖论的讨论(1985年),但塞拉斯关于“理由空间”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抓住了规范性的核心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麦克道尔和布兰顿的影响力,使规范性问题成为重要的哲学生长点,在北欧、英国、美国等地出现了规范性问题的研究重镇。可以说,当代的规范性研究源于语言哲学,但规范性问题并不局限于语言哲学。从意义与内容的规范性到认知规范性,从意向规范性到行动规范性,规范性这一概念或问题已经深入到语言哲学之外的心灵哲学、行动哲学、科学哲学、认知科学、伦理学和法学等学科之中。关于规范性的本质、规范性的来源、规范性的效力、规范性的先验论证、规范性与自然主义和因果主义之间的争论等是规范性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规范性问题研究中,元伦理学、法哲学和社会哲学是最为突出的三个领域。在元伦理学领域,对道德语句的核心语汇“应当”的深入研究,对休谟问题即“是”与“应当”裂隙的反复讨论,关于道德领域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拉锯战,无不使规范性问题的争论日益激烈。在法哲学领域,凯尔森(Hans Kelsen)的纯粹法律理论与制度法学之间的争论,法律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的交锋,使不同类型的事实与规范之间的问题日益凸显:描述性事实作为决定法律内容的实践,是不是法律内容的唯一决定者?抑或法律内容也依赖于规范性或评价性事实即价值事实?⑤在社会哲学领域,约翰·塞尔提出的制度事实与原初事实之区别,以及与之相关的地位功能和集体意向性理论,使规范性事实、合理性等问题成为争论的中心,甚至引发了行为科学和认知心理学对逻辑主义与规范主义的关注。⑥

   在笔者看来,规范性问题固然涉及方方面面,但规范性哲学的重要性不止于此,因为以规范性为中心的视角转换和理论定向会使哲学研究的重心乃至基础发生转向。这就是说,人之所以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动物,正是源于人类生活和概念活动的规范性特征,因为人能够运用概念并用于经验,创制规则并遵守规则,做出判断并做出承诺,展开推理并承担责任,一言以蔽之,因为人是规范性的动物。布兰顿概括道:“我们是受理由约束的,是服从于更好的理由所具有的特殊力量的人。这种力量就是一种规范性力量,一种理性的‘应当’。理性之为理性,就在于受这些规范所约束或辖制,就在于服从于理由的权威。”⑦简言之,人不是未经教化、脱离规范且沉湎于个别性的动物,而是能够运用公共理性、通过规范性而获得自由的行动者。

   这种规范性导向不再继续坚持事实与价值、描述性与规范性、实然与应然的截然二分,一切理智活动、理性思维都是行动,都要在不同程度上遵循逻辑的、概念的、语言的规范性。描述性语句实际上预设规范性语句,正如斯坦利·卡维尔所言:如果语言不提供给我们规范性的描述方式,也就不可能有去描述这样一回事。⑧同样,正如康德把物自身作为显象的感觉和意义的界限一样,规范性事实不把自身还原为因果性事实,但承认未被阐释的原初事实(brute facts)的界限。我们不仅受到因果性力量的制约、物理事实的约束,更活动在规范性的领域,而规范性就是自由之所在。因此,被视为偶然的经验性知识并不与必然的知识截然二分,自然因果性并不与自由因果性界限分明,规范性转向会让我们调整思考问题的视角。

   这种规范性导向不再让哲学坚持科学式的使命和责任,不以各种类型的确定性知识为鹄的,包括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哲学心理学等传统哲学领域中的绝对主义的、客观主义的知识,而是致力于理解性、阐释性、治疗性的实践学(praxiology)。这种实践学的工作是把各门科学和各种活动类型中隐含的(implicit)规范转变为公共的、清晰的(explicit)的表达,因为表达之为表达就在于清晰阐释,清晰阐释在根本意义上就是使表达具有命题性内容(即断言、判断或信念的内容),并成为予求理由(giving and asking for reasons)的语言游戏中的基本步骤。⑨于是,概念的作用就是针对在实践中正确的形式推理或实质推理,清晰阐明隐含其中的概念性内容和规范性承诺。用赖尔关于实际操作能力和命题知识的区分来表达⑩,就是把隐含的“知道如何做”(knowing how)的经验加以编码,使之成为“知道如此说”(know that)的清晰表达,把实践能力付诸理论表述,依据规则或原则说出孰是孰非。(11)

   这种规范性导向不再被抽象的纯粹理性或超越的绝对理性所诱惑,而是聚焦于社会性、历史性、概念性的言语推论性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放弃无前提的“我思”、无语境的“主体”、无处不在的自然主义还原路向,转而关注各种抽象规则的历史形成和认同过程,关注以语言共同体为语用学前提的言语实践能力,从自然的逻辑空间转向行动的理由空间,力求更清晰、更充分地理解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能力。

   这种规范性导向在哲学史中并不缺乏思想的闪光,但引发深刻的规范性转向的,则是被休谟从独断论迷梦中惊醒后的康德。维特根斯坦是当代哲学中规范性哲学的引擎,而塞拉斯和布兰顿则以独具特色的方式为规范性哲学奠基。

  

   二、从康德到布兰顿的规范性转向

  

   康德的哲学革命通常被称为“哥白尼式革命”,在认识论层面上倒转了认知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赋予直观与对象、概念与对象以崭新的关系。苗力田先生将这一思想称为“开普勒式改革”,即直观与概念是建构人类认识的椭圆轨道的不可分的两个焦点。(12)与上述革命和改革的思路一致,但更为有力的诠释方式是康德引发的规范性转向:人为自然立法,并为自身立法。

   规范性虽然不是康德所用的概念,但康德所大量使用的规范、法则、规则、客观性、有效性、合法性、有关权利问题(quid iuris)的先验演绎,都可以统一为规范性话语。因此,就康德哲学而言,对规范性话语的总体性考察和关于规范性语句的语义学就是极为必要的,但目前的研究又相对缺乏。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熟悉的分析框架或者专注于理性心理学的感性、知性、理性三分法,或者专注于先验统觉、自我意识及其反思,或者以认识论为中心、把认识论与道德哲学分为两截,没有把规范性贯彻在整个批判事业中。

   布兰顿精辟地概括了康德的规范性转向的基本精神:“从笛卡尔将自身作为思想的存在物的存在论(ontology)划界,转换为将自身作为责任的中心点的道义论(deontology)划界。”(13)这种概括打通了知性为自然立法和理性为自身立法这两个层次,无论是概念自主的知性活动,还是道德自律的理性活动,均将我们视为独具特色的由规则辖制的规范性的生物。在知性的概念活动和理性的道德实践这两个层面,判断和行为本质上包含着承诺,承诺了事情是怎样的或应当是怎样的。由于判断和行为可根据其正确性来评价,因此,我们也就要为我们的信念和行为负责任,对各种关系评价负有责任。

   所以,休谟问,在理论推理层面,从关于事实的规则性(regularities)的描述,前进到必然法则的表述,如何能够得到合理的辩护?在实践推理层面,从对事物情况如何的描述,前进到对事物应当如何的规定,有什么保证?用康德的术语说,这里有两种必然性:实践的(包含道德的)必然性和自然的必然性。而对康德来说,必然性就意味着“根据规则”(14)。因此,从模态方面说,康德认为休谟困境不是真正的困境。要理解日常规定性概念的描述性的、经验性的使用,至少也要隐含地理解用以清晰阐明法则的模态概念能够清晰阐释什么。因此,康德沿着规范性或实践必然性一侧踏上了对应的思想路线。规范性概念将隐含在任何概念使用中的承诺清晰阐释出来,无论是理论地隐含在判断中的概念,还是实践地隐含在意向性行为中的认可实践原理的概念,皆是如此。因此,判断和主动性(agency)是隐含的规范性现象,它们的完成就在于运用概念,而运用概念就是承担起承诺和责任,这些概念清晰阐明了承诺和责任中的内容。对康德来说,特定的道德规范性语汇,清晰阐释了承诺,这些承诺已然隐含在概念的实践使用中。这也正是后来塞拉斯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所表达的重要思想:“在刻画认知片段或状态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给出它们的经验性描述,而是我们将其置于理由的逻辑空间当中,也就是置于辩护和有能力辩护所言说内容的逻辑空间当中。”(15)

通常认为,维特根斯坦在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遵守规则”问题,深刻影响了规范性的问题域和研究路向。实际上,在《逻辑哲学论》中隐含的规范性思想已经奠定了其早期分析哲学的基本立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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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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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01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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