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值得研究吗?——不下结论的艺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2 次 更新时间:2020-03-05 08: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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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伟  

  

   贝卡·罗斯菲尔德 著   吴万伟 译

  

   有个女生宣称,她已经决定选修哲学专业。男生回答说,“很好啊,因为他们刚刚在绿湾开办了一家哲学工厂。”这则笑话来自1999年的《70年代秀》的其中一集,不过,它仍然拥有我上大学时决定选修哲学时,朋友送给我的那种网络笑话再熟悉不过的调侃味道。这则笑话不仅是哲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往往找不到工作的问题(事实上其他任何专业都存在这一问题),而且是说哲学缺乏一种牢固性,我们觉得这种牢固性是整体上把握现实的基础。另外,这笑话也是在说无法在工厂生产出的东西不能为世界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如生物学家能开发新药,工程师能制造机器,经济学家也能兑换看得见的权力。但是,正如卡尔·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中(1845)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译注)

  

   当然,马克思是哲学具有现实世界影响力的最伟大代言人之一。有哲学学位在手,你所能做的就不仅仅是从事哲学研究了,但这种想法不过是一则神话。当我向学生保证,选修哲学的本科生平均来说在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和研究生入学考试(GRE)中语言部分的成绩最好时,我自己也总是有瘾君子的兴奋幻觉。在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GMAT)中,学哲学的人的成绩甚至比学经济学、电脑科学和化学的学生的成绩还好。虽然如此,哲学专业毕业生一窝蜂似地扑向利润更丰厚的职业的事实很难说是在鼓励学生去选修哲学啊。

  

   并不那么具有挑衅味道的无用性不是没有其吸引力。我的朋友要送我到哲学工厂的笑话当然是为了我好而提醒我的。当时,我们对同伴们都崇拜不已的东西如实用性的或者至少是能在市场上售卖的东西都十分厌恶,团结一致地坚决抵制。他们选修经济学课程,虽然在GMAT考试中成绩比我差,但将来仍然能成为投资银行家。朋友和我之所以选择法国理论课程和现象学课程,那是因为我们喜欢。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在乎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但我们的确知道我们喜去欢辩论这些东西。正如某些哲学家说的那样,我们希望我们能“在其关节处雕刻它”。

  

   现在我的朋友从事艺术史研究,我怀疑这个策略是防止她加入我的学科诋毁者大声合唱的唯一东西。攻读哲学博士的每个人都会在一些场合质疑其从事哲学研究的价值。本来可以孤身一人在实验室或者图书馆一点点铲掉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高墙的人却终日躺在床上纳闷为什么懒得做这些事或者思考如果她不做,谁会在乎。但在特殊的合理性论证重压下之,哲学家也步履蹒跚。如果你是哲学家,人人都会通过怀疑的黑色棱镜审视你的著作,研究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人会问你,哲学假说如何得到验证,或者哲学问题是否“得到解决”。研究文学和艺术史的人本来很可能成为哲学的天然盟友,出于令人吃惊的相似的理由也常常表达同样的疑虑。在方法论光谱的两端,是那些相信思想家的首要责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人。但是,政策制定者并没有时间去听人讲述海德格尔或者黑格尔典型的口头声明,虽然他们至少有时候还找经济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来咨询。果真如此,究竟是什么给了人们热爱哲学的理由呢?真有什么理由让哲学家每天从床上爬起来思考吗?

  

   攻读研究生对任何一门学科领域的人来说都是心理上的惩罚,不仅仅是对那些担忧自己的研究课题特别没有现实意义的人。读书越多,你就越发认识到应该读而自己没读的书也越来越多。哲学的那些令人绝望的主张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在《我们必须说话算数吗?》的绪论中所说,“哲学的特征是,它时不时呈现出与人们关注的内容没有任何关系的样子,就像它时不时地呈现出根本无法逃避的样子一样。”(11xStanley Cavell, Must We Mean What We Say?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xxxvii.)换句话说,并不是经济不稳定、人们缺乏安全感的当今状况使得哲学变得时而无关紧要时而无可逃避---或者更常见的情况是,使得哲学既无关紧要同时又无可逃避。大卫·休谟(David Hume)生活在学界就业市场的恐怖达到高度紧张的两个多世纪之前,但他同样也感到焦虑,自己的哲学思辨离现实生活实在太遥远了。在《人性论》第一卷的末尾,他暂停下来反思花费上百页的篇幅探讨的内容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旦他走进酒吧之后,一切都可能烟消云散。

  

   我就餐,我玩双六,我谈话,并和我的朋友们谈笑,在经过三、四个钟头的娱乐以后,我再返回来看这一类思辨时,就觉得这些思辨那样冷酷、牵强和、可笑,因而发现自己无心再继续进行这类思辨了。(22x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Mineola, NY: Dover Philosophical Classics, 2003), 269. First published in three volumes, 1738–40.)(引语借自:休谟著关文运译郑之骧校《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上册,第一卷,第四部,第300页。---译注)

  

   但是,他继续完成了《人性论》后两卷。究竟是什么促使他停止玩双六游戏而返回哲学研究呢?他承认,他之所以继续进行哲学思辨是因为不由自主。

  

   当我倦于娱乐和交游,而在我的房间中或在河边独自散步时恣意沉思,这时我又感到自己的心灵思集中内向,自然地倾向于把我的观点转到我在读书和谈话过程中所遇到的争论得很多的所有那些题材。对于道德上的善恶原则,对于政府的本性和基础,对于推动和支配我的那些情感和倾向的原因,我都不禁有一种乐意加以认识的好奇心。我如果不知道我是根据了什么原则,赞许一个对象,而不赞许另一个对象,称一个东西为美,称另一个东西为丑,判断其真实和虚妄,理性和愚蠢:那么我想起来便觉得不安。现在的学术界在这种种方面都是出于可怜的无知状态,我对此很感关切。我感觉自己雄心勃勃,要想对于人类的教导有所贡献,并借我的发明和发现获得声名。这些感想在我现在的心情中自然而然地涌现起来;我如果转到其他事情或娱乐上去,借以驱除这些感想,那么我觉得就快乐而论我将有所损失。这就是我的哲学的起源。”33xIbid., 193.(引语借自:休谟著关文运译郑之骧校《人性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上册,第一卷,第四部,301-302页。---译注)

  

   休谟或许发现哲学与现实生活无关,当他忙于西洋陆战棋游戏时,或许遭受忧郁和不快,这是他的医生常说的“学者的疾病”,但最终他得出了结论:这是他珍视的方法无可逃避的结果,这也是卡维尔多年后也得出的同样结论。或许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好辩护是多愁善感的传记。经过几个小时的论证砍杀就像是把南瓜里的瓤挖出去制作一个灯笼一样,把你脑子里的东西统统清理出来,的确如此。但,同样真实的是,将一个前提区分清楚就像往南瓜灯笼里放上蜡烛让它变得光明透亮一样。

  

   但是,恰恰是在哲学最惹人注目地毫不相干时,为什么它是最无可逃避的也是有原因的。休谟在一个章节的哲学研究后暂停休息一下的尝试后来证明是自暴自弃,这是因为反思哲学的潜在无用性本身就是哲学思辨练习。在质疑哲学的价值(或无价值)时,我们并不是在做任何先于我们表面上一直在探索的东西。在某种方式上,提出问题的形式已经给出了答案的轮廓。你甚至根本没有办法不用哲学思辨的方式来攻击哲学。即便是要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你也需要很多理论。

  

哲学家有存在的必要吗?

  

   但是,相关性问题不仅仅是哲学对有意进行哲学研究的个人是否有价值,我之前对哲学的定义是对并不承认存在纯粹实证性的或纯粹形式性的解决办法的问题的思考,这种对探索路线的思考是严肃的有时候是严厉无情的。问题是专业哲学家是否为社会做出了任何贡献,这些人有幸获得大学教职并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论文。

  

   如果哲学对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是有价值的,那它对讲授哲学的人来说也是有价值的。讲授哲学就是要引诱其他人从事哲学研究。那么,哲学教师的存在就至少有了一些理由。而且,这种论证思路还不能证实哲学研究生院存在的合理性,无论好坏,其存在并不是旨在把我们塑造成为教学大师。我们在研究生院学的东西是如何进行科学研究。要讲述我们的生活是否值得为之辩护,我们需要知道哲学是否值得我们去写作和研究。

  

   而且,如果你认同这样的论证,你就应该将你的直接社会政治影响最大化,将你影响社会政治变革的机会最大化,这样一来你可能就没有理由去讲授哲学了。即便不是拿着刀叉的治安维持会成员,你至少应该成为宣传家或政客。当然,这种批评同样适用于艺术史家、文学研究者、艺术家、为热衷某些意识形态的小众报刊杂志读者群撰写文章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样也适用于大部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

  

   基于最大化类论证而批评哲学的很多人倾向于以非正式的和不完整的方式表达其立场,我猜测这背后的理由可能是他们填补详细信息的方式。功利主义者和有效的利他主义者已经用高度的复杂性为邻近的观点辩护,他们的目标很少是哲学。他们倾向于认为你需要最大化的东西是积累更多福利或者满足你的偏爱---这或许能或许不能将结构性变革或者给你带来结构性变革的机会最大化。功利主义教义根本没有排除要求你煽动革命的可能性,因为革命可能是将你积累的福利最大化的手段。但是,利他主义者最终推荐的最有效手段不过是不再买太多的衣服,而是将你的部分收入捐出去以展现你对慈善活动的积极支持。我们都应该停止学习哲学和艺术史转而成为游击队战士,对此判断,功利主义是否认同至少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反对功利主义有一个熟悉的源头---比如,它将要求我们牺牲掉种族上的少数派,每当这样做时就会将种族主义者多数派的福利最大化,因而在整体上最大化地满足某些人的偏爱---在此,我不尝试评价其策略是否成功。就本文的目的而言,要点在两个方面:首先,单单依靠功利主义者教义并不意味着你不应该花费时间去撰写哲学论文,除非结果证明将积累的福利最大化的唯一办法或最佳办法是将激发你去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活动机会最大化:很多人(或许是绝大部分)坦率地公开承认功利主义者是哲学家,这就预设了有一些合理的理由,至少有些人花费其人生的宝贵时间在哲学期刊上论证功利主义的合理性(或许还包括其他活动,如在工作场合将工人联合起来,将多余的收入捐赠给英国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或坚持素食主义等)是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第二,实际上基于最大化之类理由批评哲学的很多人心里似乎在想着其他事情:他们似乎认为,要求我们实现最大化的东西是为摧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做出特别的贡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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