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民国初年的学风与我学哲学的经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3 次 更新时间:2019-07-30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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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  


今天我讲的题目,就假定说是我个人学哲学的经过吧。最初,我想是随便的谈谈,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同学。我想这样,专门说我个人学哲学经过,也有点不好,因为这太带一点主观性,所以我想把这个题目稍为扩大一点,就来讲一讲大概我在你们这个年龄时,中国的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学术情形,或者说是民国初年的学风吧。现在是民国六十三年,我离开大学大概是民国二十年、二十一年,假如说民国二十一年以前算是民国初年吧,那个时候的学风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呢?在当时,也不可以说我完全了解,过後,慢慢的反省,知识多一点,当然了解多一点。


人生活在那个时代,不一定了解那时代,现在我对民国初年的情形了解多一点,是根据我当年的经验配上後来的,现在的知识。我想这样子来讲,对诸位多少也有一点好处。好多年来我有一个感觉,比如现在同大家同学谈话,这里面有两个距离,一个距离是年龄的距离,譬如今年我六十五岁了,你们同学可能是二十岁左右,差四十多年,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老师与我相差至多十年、二十年。年龄距离大,人的心情就不大同,另外一个是由年龄的距离,产生时代的距离,时代的距离就不只从个人的生命上说,时代是这样的变化,中国这几十年来的时代变化很大,很可以说我不一定能了解你们的时代,你们也不一定了解我们那个时代。这里面需要一个工夫,譬如我也在学习,我学习了解你们的时代,以至你们青年人的心理;反过来我也希望你们同学也要学习了解以前的时代。譬如说了解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以至於假定你们现在已经五六十岁了,五六十岁的人他的心境又是怎样呢?青年人也该了解的。岁数大的想法子了解青年,青年想法子了解岁数大的人,这一个时代想法子了解前一代,沟通不同年龄的人的心境,才能够使我们的思想学问更进一步。


所以,从这个意思,今天的题目,我稍为把它扩大一点,就是说我讲民国初年思想界、教育界、学术界的情形,一部份配上我自己那时求学的一段,後来我个人思想学术上也有一些发展,有些进步。我想不必一定要讲得很多。而且我还有一个意思,我的反省是这样,大概一个人的学问思想,方向大体在年青的时候就定了,二十多岁便定了,如果迟的话三十几岁便定了,有很多人大概在三十六、七岁是个关键,从前有很多古代学者三十六、七岁他就定了,西方的叔本华也说过一句话二十六以前是人生的本位,三十六以後是人生的补足。通常人不过七十岁吧,从前面一半,学问的方向做人的态度大概就定了,现在我反省起来,大概在大学以前一段所想很多的问题,和我现在所想的是差不多,说进步、当然也有些进步,是客观知识的进步,但对思想的根本问题、方向,在我个人进步是很少的,我就讲这一段,连到我个人之事,就当时的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的情形讲一讲,当然不是很系统性的,而是带一点故事性的。



大概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中国历史文化是一大变局的时候,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变成民国,我是很正视这事情二这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时候,思想的情形要从两面看,一面是西方的,一面是中国原来的。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究竟什么思想的影响力最大呢?西方的进化论,影响其实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从清朝讲今文学下来的,如广东康南海是这一条路的思想,在思想界影响最大。另一是清朝的很多古文学家,刘师培、章太炎影响下来的。当然一般的看法,这两条路的人都同时讲中国从前的学问文化,都是很保守的。但这个话不对的。最近我有一看法,这两个思想流,实际上和我在开始读中学时的很多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是我上个月写一篇文章时想到的。意思是不是完全对,我也不敢说,现在先把意思说一说。


从康南海先生的思想说,表面上看,他是极端的保守中国文化的,他推崇孔子推崇得不得了,他到欧洲、美洲各处看了以后,回到中国来,要建立大的孔教,他所著的书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影响非常大,都是极推崇孔子的,但他的推崇孔子,产生另一个影响,恰恰后来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思想正是由康南海的思想出来。这也很奇怪,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一个根本观念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所有的六经都是孔子一个人伪造的,是托古改制,托尧舜文武周公之古。他同时说当时诸子的思想没有不托古的。墨子是托古,他讲的是尧舜;韩非李斯也是托古,他们所讲的也是尧舜;孔子也是托古,孔子讲的是尧舜文武周公。这些话最初看起来也未尝不可以说,但这个说法假如真正成立,可以涵有一个意思,即中国古代的文化未有一个东西是真实的,都是孔子造出来的。


从这个意思再进一步,说孔子托古改制,是好的说法。不好的说法,则古代的中国文化,通通是孔子伪造。康有为是极力推崇孔子,尊重经的,然而这思想影响所及,反过来很多疑经、疑古的思想是由这里出来。


另外,章太炎先生讲古文学。太炎先生是近代国学大师,他的说法恰同康有为的说法相反,康有为说六经皆是孔子托古改制,章太炎说孔子是真正的信而好古,是真正的史家。康南海认为后来的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章太炎反过来说,刘歆所传的古文经都是真实的历史,孔子的地位与刘歆一样,他的文化的工作,就是保存信史,孔子地位,是保守学术,传到民间,对贵族平民平等看,於是把古代阶级的关系削平,这是章太炎先生的看法。这个看法比较说很达情理。但是章太炎先生有另外一面,他对於中国学术思想的看法,把孔子与刘歆平等来看。在清朝末年,他写了几本书:典论,国故论衡等,在这些书里面,他说要讲中国学问,如果做文章,就须有魏晋文学之名理之文做标准,如果论思想,就要以佛家作标准。以佛家作标准,他怎样看法呢?譬如对于孟子荀子,以佛家的标准来批评,孟子只知道“我爱”,荀子只知道“我慢”,至于孟子荀子讲性善性恶都是偏见,对於中庸、大学、易传,他说这个是像印度的梵天外道,他都看不起。再下来是宋儒,而在清朝末年,一般思想均与宋儒的根本思想相悬。因此一方面看起来章太炎先生相当之推重孔子,其实在清朝末年的时候,他这个思想并不真很尊重儒家学问的,在民国他又变了,他晚年讲中国的学问,有些名称都是他创造的,譬如诸子学,国故,他以孔子也是诸子之一。以前时代不把孔子看成为诸子之一,孔子是个圣人。国故这个名称,我怀疑也是章太炎这本国故论衡之后才流行的。国故这名称本来也很好,但假如用另一个意思,便变成这些都是过去的,是旧问题。可以说中国从前的学术传统,孔子以后的思想家,都没有一个人在章太炎先生的心目中,他自己当时很自负。


这两个人的思想影响到民国初年的学风,在我开始读中学的时候,那时讲什么整理国故,考据历史,说什么疑古,这些都是从章太炎先生的观念传下来的。我们细细看看,胡适之先生当时就是讲整理国故的,他的朋友钱玄同就是疑古的,陈独秀是批孔的,这些材料我都看过,初看起来好像是由新文化运动来的,其实都不是,是从清末章太炎、康有为来的,他们一方面推祟孔子,尊重中国从前的经书,另一方面是开始了后来的怀疑经书,反对孔子的思想。从这处我连上我个人读书的情形来讲,也可以多少反映这个时代。


我自己最初读书,与家庭的关系最大。我读书时代很早,我父亲是清朝的秀才,在四川教中学,后来教大学,他心目中最佩服的是章太炎,一谈便谈到章太炎。我最早读的书也就是章太炎与他一个朋友编的一本书,好像是「教育经」,是清朝末年的一本书,?里面有讲文字学的,有讲诸子学的,是白话文,我七八岁时我父亲就叫我看。其实用白话文最早的是章太炎编的《教育经》。在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并不真尊重孔子的。我读书的时候很早,可以说是两岁的时候,到我六岁的时候,父亲教我读的第一本书便是老子,在我父亲心目中,他认为道家比儒家高,清朝末年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当然后来我父亲思想也变了。章太炎先生喜欢讲文字学。我父亲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强迫我背说文。清朝末年一般的小孩子读书都是论语、孟子、礼记、诗经等四书五经,这个是根本。其实,我读中国的书,我所受父亲的教育,都不是正宗的,都不是中国从前教育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是先读四书五经。说文是小学,小孩子最不能了解,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的时代。我父亲后来变了,章太炎先生后来也变了,他在清朝末年很看不起中国传统的东西。这些老先生变化都很大,譬如梁任公先生,在清朝末年讲墨子,到后来在民国以后,也讲儒家。他们自己的思想在变,他自己变了以后,他们前期的思想的影响,仍留到后人,譬如章太炎先生到后来已不是他自己早年的思想,然而他早年的思想发生作用,影响到下一代。譬如说吧,在晚清梁任公时尊重墨子,后来很多尊重墨子的人变到去讲马克思主义,但那时粱任公不讲墨子了。他讲孔夫子,他也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章太炎也是如此,他到後来也不讲国故了,然而他把中国学问只当成一种国故的观念留下去了。他后来也不像以前一样鄙弃宋明儒,或者鄙弃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然而这个鄙弃宋明儒、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的思想留下去了。对他们自己而言,是进步,晚年比早年进步。但是他们早年的思想影响到下一代的时候,下一代的人承继他们的早年思想来发展,反过来??他们的晚年。在北平的时候,我是听过梁任公讲演,当时我们的年轻人都是??梁启超的,说他是退步了。对章太炎也没有好感,骂他的人就是受他早年思想影响的人。胡适之,其实也是受章太炎早年思想的影响。我年轻的时候都受章氏思想的影响。这中间的关系很值得注意的。


我们最初读书就在这个时代,我读中学时,是五四时代,读大学时,已是民国十四年十五年。那时学术界的人,譬如梁任公在北平讲中国文化史,我也旁听了;另一个胡适之先生也在,他在北京大学,我也考取了北京大学,我那时读预科,也没有当他的学生,只旁听了一次,他讲中国哲学史。除了他们两个以外,鲁迅在办语丝,章士剑在办甲寅杂志,此外还有吴稚晖都在那里。



在这里,我说说我个人的反应。年轻人都喜欢看新的。但是,做学问有一部份也不完全是从时代来的,而是由个人性格生活出来的。由自己性格来的东西,它不管时代的倾向。在这一点,我无妨讲讲个人生命里的几个经验,这些经验对我个人思想的影响很大。大概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带我时,向我讲一个故事,听这个故事到今六十年了,我总摆在心中。故事是小说,讲的是世界末日记,说在地球上有一天,太阳的光变成暗淡,太阳热力慢慢减少。当然这在科学上是承认的。最后人都死光了,只剩一个人带着一条狗。这个故事使我总想到地球是有一天要毁灭的,小的时侯,我尝见天上下雨,太阳晒後地面裂开,当时我就想,恐怕地球要破裂了,世界要毁坏了。世界会毁坏的思想常常在我心中。世界会毁坏,我个人也会毁坏,是不是有一个可以不会毁坏的东西。照我个人的哲学来讲,我是相信世界是有不会毁坏的东西的,当然,你们同学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个就很难说了,可是,这个问题是从很小的时候间起的。我相信这个世界是应该有一个不会毁坏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经验。


第二个东西就是根据我的家庭而来,由於父母亲的关系,我大概从十六七岁的时候,中学毕业读大学,就开始到北平读书,父亲送我上船,与父亲一齐睡在囤船上,天亮的时候,我就上船了,父亲便要离开。当然,在这个时候,小孩子会有一种离别的感情,一下子觉得很悲哀,而这个一下子的悲哀突然间变成不只是属於我个人的,也不是由读书来的,忽然想到古往今来可能有无数的人在这个地方离别,也有无数的人有这种离别的悲哀,一下子我个人的悲哀没有了,个人离开家里的悲哀没有了。这个普遍的悲哀充塞在我的心灵里面,这个古往今来离别的悲哀也不知有多少,这个是无穷无尽的,不只是过去有人离别,将来也有人离别,甚至中国有,外国有,这个时候,这个情感变成了普遍的情感。这两个经历,一个是小的时候从我的父亲听来而想到的,一个是从我的经验而来的。


后来我到北平念书的时候,听到梁任公先生讲演,听到胡适之先生讲演,我觉得很不对,根本没有答覆到我心中的问题。我当时又听到胡适之先生的另一讲演「我们对於西方文化的态度」,这个讲演是他後来认为最得意的一篇文章,你们可以找胡适先生的全集看看。他说东方文化是知足的,保守的,西方文化是不知足的,进步的。我觉得他是站在西方的文化来看,我听他讲演以後,觉得完全不对,他说进步究竟进步到什么地方?进步到最后,也不过是地球那一天毁灭的时候,进步在那里呢?而且人是不是一定要不知足才是好的呢?知足为什么不好呢?当时,我的想法是人愈知足愈好,愈是不要求外面的东西愈好。当时,我的生活也是与一般人不大(133)同,一般人要求物质方面好,我当时觉得人是愈知足愈好。而且最理想的人,我觉得都应该没有欲望,你有欲望而你不知足,这不是好的。所以我觉得胡适之先生不对,他那时才不过三十三岁,我才十七岁,我对他不佩服。後来在十多年前,我在夏威夷开会,与他住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我觉得这个人很HUMAN,很SOCIAL,但对於他的东西完全接不上,他说他自己没有任何的MYSTICAL的情调,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怪人。为什么一个人会完全没有这种情调?从宗教的到形而上的,他也完全没有,他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他的头脑是科学的。我与他也有些交往,不过,我後来也不管他,只是当时我觉得胡先生对我来说很不入。


至於梁任公先生,他讲中国文化史。梁先生这个人,他很诚,不过我没有直接的与他接触,因为我们年纪还少。那个时候,他在北平,大概是在民国十四五年的情形,一般的青年因见他研究军阀史,就替他加上一个罪名叫做「军阀的变相的走狗」,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是骂他的。他那个时候,写了篇文章讲王阳明的致良知,青年都说他讲的是过时的,说他所讲的东西都是带点欺骗性。当时青年人对老一代的人,对梁任公批评之外,对胡适之先生则骂他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当时,我的一些朋友同学也是跟着这样讲。後来我在东方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胡愈之先生写的,现在这个人还留在中国大陆。他说世界上有两个大阵营,一是资本主义的,一是社会主义的。他称赞俄国很多地方,我当时觉得也不错,人与人之间应该在政治上经济上平等。我们有许多同学,他们是直接地参加共·产·党,讲共·产·党·的哲学,讲唯物史观,讲唯物论,我那个时候为甚么没有参加?当时有一个同学,我对他说这?里面有些根本的问题。我说:在希望这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平等方面,我可以赞成,但我们希望所有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的平等的这个心理,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心理,是不是可以用唯物观念来解释?这是一个心灵的要求,要求一切人类都平等。这个要求,是超出了我自己的身体,你不能说从我的身体的那些物质来发出这个要求,我这个要求超出我的身体的,你又怎能说这个要求是从我身体内的物质发出的呢?我说这个要求是心理的要求,如果讲唯物论就不能解释这个要求,如果讲唯物论则我们人的要求只限於我自己的身体。


我把这个问题,提给我许多年轻朋友,但这些朋友把我大骂一顿,说我完全是反动的,完全是唯心论的,像你这个思想永远不能革命。那时,我左派的年轻朋友都骂我。一个姓游的与我关系最深,後来他正式参加共·产·党·,他当时就说,你这个思想不成。那时我是孤立的人,社会上之思想及朋友的思想一致,但我的观念不能改,唯物论我不能接受,骂我最厉害的朋友就是那姓游的。这个姓游的朋友,约在民国十五六年,国民革命的时候,他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另外有两三个同学一起参加武汉政府,就是徐谦那一派。徐谦是当时武汉政府主席,其实徐谦就是中俄大学校长,後来同共·产·党·拖在一起,他们去革命。後来汪精卫开始反·共·,把我另两个同学枪毙了。姓游的朋友後来跑到南京,那时我已从北京到南京,南京正在清共,我就让他住在我的家——其实也无所谓家了,就是在外面租一间房子。最後这个朋友很感谢我对他的友谊,其实我的友谊,并不完全是一种物质的东西,他後来脱离了共·产·党·,不久也死了。以前他骂我,後来没有骂我,这事情对我个人可以说是胜利了。



在我心裹面,我觉得真正的人物,有两个人,都是在我十九岁以前认识的,到现在我一直没有改变对他们的崇敬。一个是在北京时的梁漱溟先生。他在北京大学,他没有教书,他为什么没有教书呢?他看不惯当时的学风,身体也不好。当时我曾经去看过他一次,也听过他一次讲演。他当时说学问有八个阶段,我大约达到他所讲前面的四五个阶段。他说做学问,第一步是有问题,第二步是有主见,第三步是拿自己的主见同其他人的主见发生接触的关系,由接触里修改自己的主见,或评论其他人的主见。后面我不完全记得了。他心目中看不起当时很多人的思想,他是一个对学问真诚的人。在北京大学他也没有教书,只是一个人。但是,对於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我亦有不能接受的,当然,我影响到我後来一直所想的许多东西。他喜欢讲东西文化,他讲中国文化是直觉的。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很不能接受,我觉得直觉的东西最靠不住,直觉完全是主观的。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民国十年出版,我全部看了几次。对於他其他的思想我也不很懂,当时我十五岁,我觉得理性是靠得住的,直觉靠不住,我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的东西,我仍然把问题摆在心中,後来岁数越大了,我把直觉的地位一步一步的摆得越高。民国十五年以後,我从北京到南京。我父亲在南京,是欧阳竞无先生的学生。欧阳先生这个人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当然和他谈学问我没有半点资格,他已六七十岁了,我只是十七八岁,他研究佛学,对於佛学,我连发问的资格也没有。当时他的姐姐死了,我父亲照样去看他,看他时,他说他姐姐死了,不能见客。当然,後来也见过他几次。他姐姐死了,他的悲哀的情感,就表现在他的态度上。欧阳先生这个人有真切的情感,这个人有使你直接感动的地方,至於他的学问,我当时不懂。


梁先生、欧阳先生这两个人,是几十年来都摆在我心中的。梁先生後来我还有机会见过他,也发生了关系。欧阳先生也和他发生关系。这两个先生,在我个人来说,做人方面我都有佩服他们的地方。我随便举一些小事情,譬如在北平,梁漱溟先生,他白天不教课,也没有钱。他开了一串讲演——「人心与人生」,他说要收一点钱,收听讲的人一块钱,但是他又说恐怕学生没有钱,没有钱的可以写信给他,可以要一张听讲的券子,这是报上载的。我当时没有去听。为什么没有去听呢?其实我当时思想不是唯物论,我年轻的朋友都是前进的,要社会改革,政府改革,都是骂梁先生,说他是唯心论的思想,没有一点进步。我当时十七八岁,是受一种精神的威胁不敢去听,周围的朋友都说你不能去听,他是唯心论。後来,梁先生——以前我已见过他一次——有一天晚上请一个姓潘的先生,带了五块钱给我,转达梁先生的意思,说怀疑我在北京读书没有钱,所以未能去听。其实我根本不是,我说这些钱我不能收,我也说不出个理由为什么我不去听,我是受了年轻朋友精神上的威胁,不敢去听。这可以说是我个人精神上脆弱的地方,其实我该去听。这个事情,是我对不起梁先生的地方。到现在,梁先生仍在大陆,前些时候,我接到他一封信,另外他还告诉一个朋友,他现在还在写这本书《人心与人生》,隔现在已经是四十五六年,这本书写成功写不成功,不晓得,写出来,在大陆也一定不会出版。


对于欧阳竟无先生,我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後来,一段时候,我在中央大学教书,他叫我放弃了教书的事情,专门跟他学佛学。欧阳先生对我很不错,他说我父亲是他的学生,我父亲可以当曾皙,我可以当曾子。当时我不肯,我想我怎能一辈子搞佛学。不过,对这事情我觉得是个终身的遗憾。对於这位老先生,我心里面一直都不能忘记他,他讲学问,一方面同他的生命连在一起,他对於後学的希望都是真诚的。同这两个人比,老实来说,民国以来,像胡适之先生之名流,像梁任公这些,在我看来都及不上他们。当然我的观念不同呀。一般人看来,梁任公胡适之在学术界的名气大,欧阳先生,梁漱溟先生在学术界的名气小,但我尊敬他们,多於一般有名誉的人。这个性格,我年轻的时候是有的。有些地方受一般同学朋友的精神威胁还是很大的,如果完全不受威胁,完全特立独行使好,但是我是不够的,这点牟先生比我强,牟先生比我特立独行。但是我也不是完全的跟着一般人走,最低限度,我当时尊重欧阳竟无先生、梁漱溟先生,便和一般人的观念不同。



我现在说到此地,就说我个人年轻时的思想吧。我觉得欧阳先生这个人了不得,但他的哲学怎么样呢?他讲唯识论。唯识论这个理论,最初我完全不能接受。唯识论说境由识变,其实这就是西方的唯心论。知识论上的唯心论,开始的对象不能离开心。当时我看唯识论是这样:如果唯识论成立的话,外面世界都是心——境由识变的话,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法解决,那么别人的心怎么办,怎样认识他心,如果说境是我心所变现的,别人的身体当然是我心所变现的,别人的心灵那便不能存在。当然西方很多人拿这个理由来批评唯心论,说唯心论最後变成唯我论。我最初想这个思想的时候,不是由西方来的,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当时想,一切东西、他人,都是我心变出来的,都变成像我心中的东西,他人便没有心,父母亲都是我心中变出来的东西,这个不行。再其次我还有一个道理,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如果一切都是离不开我当下的心的话,我过去怎样,过去小孩的我是否有呢?我过去时候的心怎么样,我怎晓得它有呢?我现在的心能想到过去,说过去的心是有的,是根据现在的心;但也可能过去的心是没有的,只有现在的心。我开始作哲学思辨,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想了几天,如果说过去的心灵也是我现在心灵变的话,我便只有现在的我,过去的我根本没有。再进一步,现在的我如果不被反省的话,现在的我也没有了。如果被我反省的话,现在的我便是过去的我,那么这个我就没有了。


当时我是在南京一个铁路的旁边,我忽然想到这里,我想这个世界毁灭了,没有了;过去的我没有了,现在的我也没有了。这个唯识论想到极端,一切都不能建立,最後归到虚无主义。如果是虚无主义,这个唯识论也不能建立。那时欧阳先生有一个学生,王恩洋先生,我就拿这个理论同他谈,他说你这个问题,完全不是佛学,你根本不了解,佛学讲到唯识论,先要承认我的心外,尚有别人的心,这有许多的心同时成立,并没有你这个说法。但我对开始就有许多的心同时成立的说法还有一个问题,即我有什么资格说有其他心成立呢?我只知道我的心,我怎样能承认别人的心。这从唯识论不能建立,一定要先承认我认识的对象自己存在,然後你可以说这个桌子存在,别人的身体存在,别人的心灵存在。我如果开始讲唯识论的话,先就有许多心,但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心。而且如果讲唯识论的话,先就要否认客观的物的独立存在,以至否定他人身体之独立存在,以至最後不能建立很多的心的存在。当时我就是这样想。可以说,我在大学念哲学,我喜欢实在论,不喜欢唯心论,实在论认为我认识一个东西,是个关系,它自己独立存在。别人的身体也是独立存在,别人身体的活动和我是差不多的,所以我才可以知道别人的心,也是独立存在,父亲母亲朋友也是独立存在,然後我才能同他们讲道德关系、伦理关系。如果不讲实在论,便通通不能讲。


当时,我不赞成唯识论,我举这个事情就是说,大概接触一个人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他人的本身,一个是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我可以不接受,无碍於我对他的尊重。譬如欧阳先生,当时他的唯识论我不能接受,但他的人我尊重;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讲的直觉之理论,其实我也不能接受,但他的人我尊重。就从这一点上,後来我十分讨厌·马·列·主·义的理论,因为它不承认人格的本身有一独立的价值。这就决定了我後来的思想方向。大约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年,马·列·主·义·的书,当时出版得最多,尤其是在上海,这些书,我差不多全看了,俄国人的我也看了,但对这些思想我感到厌恶。它把人的价值纯粹从阶级背景社会关系说明,这个不对,我觉得这伤害了我的心。譬如当时人批评梁任公、胡适之、梁漱溟、欧阳竟无诸先生,通通从他们思想的、社会的、政治的结果处批评,这个不对。人的本身有一独立价值,以至我不赞成一个人的思想,并无碍佩服他的为人。我从这个地方出发,於是当时我看唯物论的东西,越看我越不赞成,後来我更不赞成以唯物史观解释历史。我的想法如果要追求根源,最初不完全是知识的,而是生命的。我生命上觉得有很多东西不能拿这个理论来解释,就不能接受。譬如说,讲到政治经济平等的要求,其实我这个要求很强,并不在所有社会主义者之下。但我反省这个要求从那里来的,我总不能承认唯物论的说法,也不能承认生理主义的说法,更不能承认阶级背景的说法。我这个要求不是从阶级斗争中出来的,是从我的良心出来的,是从仁心出来的。如果你不肯定良心仁心的话,你所讲的通通是假的,你所谓社会主义公平、人类公平,你的根据在那里?这根据只能在我的良心仁心中;这个道理不需要很高的智慧便可以懂得。我在跟你们相同的年龄时,便这样决定了,以後完全不变,可以说一点不动摇。



我时常说,年轻的时候,好些观念是从性格裹面出来的。这裹面有很多真经验,真经验是思想学问的背景。有时候,你的思想学问未必与你的真经验配合,但思想学问的发展,弯来弯去的发展了,最後还是要与你的真经验配合。我後来的许多思想,可以说是环绕自己的真经验。我思想中最高的那一部份都是环绕那些真经验。就是说,有些时候是个人的情感;譬如当时我父亲离开,离别当然是主观的情感,但是主观的情感也可以一下子普遍化的,就是我经验到这个东西,不是我推论出来的。当时我是觉得我一下子想到古往今来的人无数的离别,一下子个人的离别的悲哀变成了古往今来所有的离别的悲哀,当然这古往今来一切人我并不晓得是谁,而我这种情感有多大,我也不晓得。但这个是真的东西!一个既是情又是理的「东西」!我的哲学中,宇宙也好,人生也好,最後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个又是情又是理的东西,不是情、理两个,情的普遍化是理,理的具体化是情。


人年轻的时候纯洁,心地乾净,岁数大了,有时就赶不上年轻人。说心境的完全纯洁乾净,我三十岁以前那时最纯洁乾净,以後是不是一定就坏,当然不能这样说,但是没有这样纯洁,而且感情很弱,普遍的感情变得浅。我举个例,一次是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到了南京。天上月蚀,很多小孩在打鼓,说天狗把月亮食了。许多孩子在打鼓要救那月亮。我看了心裹难过得不得了。我想,这些孩子打鼓怎么可以救得了天上的月亮呢?一下子我有一个感觉:像每一个小孩的心灵都向着天上的月亮,情感都挂在天上的月亮,好像无数的小孩,无数关连天上月亮的情感充塞於天地之间!我那时心里难过悲哀感动得不得了。或者这些小孩只是由习惯传下来,随便打打,但最初想到打鼓的人,他鼓在这里打,心情是向着天上,是要救天上的月亮。这类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时时出现,这就成了後来学问的根本。这种经验好像过去之後就没有了。我後来的思想就是回顾这种我曾经自己亲自受过的经验,去说明这种经验。说这种经验完全是经验主义所说的个别的经验,我想也不是,我想是个情理合一的经验。


我思想就是要去说明这个东西,要说明这个东西就有很多麻烦。你怎么去说明?用什么理论去说明它呢?因为有人承认这个,有人不承认;不承认,你要批评他,他可以再提出疑问,你要答覆他。这样反反覆覆的去想,这样子逼我走上哲学的路。其实开始时我并不是一定要学哲学的。这点我要举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话。梁先生有很多话,也讲了很多的思想,有人觉得他的话、他的思想是哲学,但他自己心目中根本不作如此看,即不理会是不是哲学。我也可以说,最初我想这许多问题,我并没有一个意思学哲学,後来因为有这么多问题在,於是逼着我学上去,学上去後,许多学问的发展当然还有曲折,不必在这里特别说了。但思想的後面,有一个亲切的经验,经验後面是一个生命。这个我觉得还是个根本。生命的状态当然各人不完全相同;我想大概生命的状态在年轻时总是好的,岁数大了就不行。十年前我母亲过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心很好,心里一方面很悲哀,一方面觉得心里很乾净,很纯洁,也很真切。大概一个人遇到许多动人心弦的事情,你的生命之根、性情才显出来。当然这几年我亦有一些感受,有些时候我是感到一些又是情又是理的东西。


整个来说,三十岁以後不如三十岁以前。三十岁以後,学问当然是进步了,如果详细说,这中间当然有很多曲折,譬如刚才说我不喜欢唯心论,喜欢实在论,到我念大学的时侯,我就喜欢新实在论。那时方东美先生教过我,我念大学三年级,他也反对唯心论。那时老师里面有个汤锡予先生,他讲唯心论,我们攻击他,说唯心论不行。但後来离开学校,我读唯心论的书,那是我自己读的。最初读黑格尔和康德的东西。当时读这些书,大概是读到发现他们的思想与我不冲突为止。或者是同我的思想有矛盾的地方,我想法子能够有个解决就足够。以前我读西方哲学方面的书,英文翻译的康德、黑格尔全都念过,费希特、谢林也读过,但对这些未作专门研究。我发现这些东西同我的生命有许多距离。在近代的哲学家就是怀特海(WHITEHEAD),我觉得同他相近一点。现在人讲存在主义,我看存在主义的书,没有得很多益处。


我有篇文章讲海德格尔。我觉得他们所能够讲的,我也一样可以讲,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益处。另外的一些哲学,如分析哲学,这种专门的东西,我便不大下功夫。对於西方哲学,现在来说,我喜欢的还是黑格尔(HEGEL),近代的是怀特海(WHITEHEAD)。对於中国哲学,我的理解也是慢慢才进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喜欢中国哲学。其实我对哲学下的功夫,还是在西方哲学方面下得多。对中国哲学,小时候读了一些书,後来念了西方哲学以後,便没有读很多中国东西了。对中国的东西,大概在三十岁左右,才有那种热诚。後来我遇到熊十力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熊先生以前教过我。牟先生的思想路子,是由逻辑方面先下工夫,他很早就喜欢怀特海(WHITEHEAD),他不喜欢共·产·主·义·。我记得民国二十年左右,他,张东荪,还有其他几位写辩证唯物论批判,他们那时批评这东西是从逻辑的观点,我不喜欢唯物论,简单说就是因为一定要承认人的精神生活的存在。唯物论,我对它没有好感情,但是辩证法,我就并不反对。我同牟先生最初接触的时候,我同他谈,我说唯物的辩证法讲不通的,精神生活的辩证法可以讲。这个他承认,这样子我们便成了朋友。


熊先生这个人了不得,他很真。但如果就学问来说,我从熊先生处得到印证,但不像早年从梁漱溟先生欧阳竞无先生能引起我的问题、我的思想。我接触熊先生的时候,我的思想方向已经定了,所以熊先生所讲的,我没有什么阻碍。後来我便开始教大学,大概三十多岁思想方面就定了。当然写的文章後来便写多了。不过虽定,知识总是积累。现在我还是觉得,如果肯读书,肯用心,大概每天早上还有一点发明,早上总是清明,好像思想的力量还未完全衰,但是方向则没有改变。



大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哲学的问题,站在正面的,我的见解都已经决定的。现在我想的是什么东西呢?最近这一两年,我在想反面的东西。这两面,在形而上学上,我已经解决了,但在现实世界还未有解决的,就是罪恶的问题。罪恶的问题还要重新再想。罪恶的问题不完全可以就形而上的哲学理想讲,哲学理想上讲这个不成问题,但要配上现实的事实。对於罪恶的现象,在西方的哲学家,讲得都不很够,佛家对这问题比较深入,宋明儒学家有很多见解,以罪恶是消极性的。罪恶也不止在外面,也在我自己的身上,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罪恶。要把罪恶的东西认明白,才能够超出罪恶,只是认明白善还不行。宋明儒者较先秦儒家更能认识罪恶这个东西。佛学里天台宗对罪恶认识得比一般佛学深,一般的佛学比西方基督教深。要照见罪恶,不完全是客观的理解,还要带一点佛学的精神,要多一点悲悯的情感配上去来照,不然把罪恶的世界完全暴露出来,这个也不得了,会把人害了。如果悲悯情感不够,知道了罪恶,谈起来,就好像许多张牙舞爪的,会吃人的东西,所以要先学一个修养的工夫。假定我以後还有时间下工夫研究,可能在这方面下点功夫。


本文原载1979年2月12日《华侨日报·人文双周刊》,后收入《生命的奋进:五大师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编者略作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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