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晖:西方近代早期哲学史研究范式的转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 次 更新时间:2015-12-09 00: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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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晖  

   按照通常的理解,西方近代早期哲学居于文艺复兴哲学与启蒙哲学之间,在时间上以17世纪为中心,上追溯至16世纪开始学术活动的培根、笛卡尔,甚至可以到库萨的尼古拉,下延伸至18世纪,止于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之前。这一时期的哲学被一种教条式的二分法简化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右边是理性主义,屹立着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三位大人物;左边是经验主义,洛克、贝克莱、休谟一脉相承。而其他小人物只具有某些方面的重要性,更多的小小人物则湮没在对大人物的关注背后。这种简化的二分法虽有叙述上的便利,却不足以囊括这一时期气象万千的理智生活和哲学成就,其流弊远大于便利。

   当代哲学史家突破了这种简化框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语境诠释和偏见澄清上都有长足进展。就专业文献而言,典型的成果体现在《剑桥17世纪哲学史》(1998)和《剑桥18世纪哲学史》(2006)上,就普及著作而言,可见于《剑桥近代哲学指南》(2006)和《布莱克威尔近代哲学指南》(2002)中。

   在《剑桥近代哲学指南》的导言中,主编卢瑟福德指出近代早期哲学研究的四个进展,这四个进展都强调对实际哲学活动及其产生的知识的语境化理解,大致可概括如下。

   质疑“核心著作史观”。“核心著作史观”认为,从最为著名的几位哲学家的主要哲学著作出发就可以充分把握近代早期哲学。但是,通信、草稿、不同的修订版本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证据来源,不与某位哲学家的前人和同时代人相联系、不与其他文本证据相互印证,对哲学著作的理解就不可能充分。

   质疑“大人物史观”。“大人物史观”认为,近代早期哲学的传统标准是由某些哲学家组成和塑造的,因此他们享有特权地位。质疑这一观点的结果就像在《剑桥17世纪哲学史》中那样,一大批次要哲学家同样作为主角登上了哲学史舞台,许多当时名重一时的人物在近代早期哲学话语中的地位被挖掘出来,例如蒙田、苏阿雷斯、格老秀斯、培根、伽桑狄、霍布斯、托马斯·莫尔、古德沃斯、阿尔诺等。

   质疑“二分法教条”。日渐怀疑传统的诠释范式(如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二分法),认为这种二分法非但不足以理解各种观点之间的联系,而且存在专注于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远离伦理学、政治哲学和神学的偏见。

   重视“语境史观”。哲学史家认识到近代早期哲学的发展与理智和文化变迁的宏大背景不可分割,因为唯有在特定的理智语境中,抽象的哲学问题才能获得确定的内容。这些语境既包括近代自然科学的出现、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以及新教内部的神学冲突、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运动,也涉及近代早期哲学与此前的古代、中世纪哲学和此后的近代后期哲学的连续性。

   上述研究范式的转变极大地推进了近代早期哲学的研究;同时,也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有三个,一是“大人物”与“小人物”的关系;二是语境史观的适应范围与界限;三是更一般性的老问题:哲学与哲学史、哲学史与哲学史编纂学、哲学史与一般思想史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这三个问题彼此勾连。

   在哲学史编纂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大人物与小人物、主要哲学家与次要哲学家之间的界限不是判然分明的,企图一劳永逸地描画出哲学史的“真实面貌”既不符合哲学诠释学的原则,在实践中也容易陷入独断论。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与语境史观的适用范围问题紧密相联,因为恰恰是这种力图从文本证据、理智语境、历史源流和社会背景出发复原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原貌的理路,质疑了许多人云亦云的界定和划分,模糊了大人物与小人物的传统界限。这种哲学史观所产生的结果,套用斯金纳的说法,是“具有真正历史性质的”哲学史。这样的哲学史思想魅力十分诱人,特别是厌倦了从文本到文本的爬疏、没完没了的概念分析和论证重构之后,令人耳目一新。

   也许不会有人反对历史语境对于哲学史编纂和建构的重要性,但是应当厘清语境史观的范围和界限。扎卡在《语境意识形态:哲学史编纂中语境的运用与滥用》一文中强调,语境的运用不应变成滥用,更不应上升到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三个预设:一是哲学与哲学史分离,哲学史仅源于历史学;二是将可发现文本意义的地方去中心化,即文本的意义或真假只能在文本的语境或上下文中找到;三是语境比文本更易理解,因为语境源于事实性材料,而文本总有待诠释。这种意识形态其实是历史主义哲学史的特殊形态。于是,如何在哲学史的哲学性质和历史性质之间取得平衡,哲学与哲学史、哲学史与哲学史编纂学、哲学史与一般思想史之间应当是怎样的关系,又成为需要深入讨论的根本性问题。

   在令人满意地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在哲学史编纂的实践中,不妨采取比较折衷的态度,毕竟好的哲学史著作应当在概念分析和语境阐释这两方面都取得进展,在哲学分析和历史考察上都更为深入——就像亚当斯在《莱布尼茨:决定论者、有神论者与观念论者》中说的那样:“我力求自始至终坚持严格的历史进路,尽可能精确地、以最好的证据确定莱布尼兹实际上说了什么,意指什么。但这并不是说我的进路是非哲学的。我相信,无论对于哲学史研究中的哲学价值还是历史价值,在历史证据上力求准确性、细致关注历史语境是重要的;反过来,哲学论证和批判对于哲学中的历史性理解来说也是重要的。”

  

   【作者简介】韩东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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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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