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我是怎样喜欢起哲学来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7 次 更新时间:2019-12-07 23: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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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山 (进入专栏)  


   这几年常感到有不少事需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可是《社会科学评论》编辑部来信让谈一点总结经验性的问题,把我的思想引向了“过去”。“过去”有什么可谈的呢?也许借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只要我“尚在”(Dasein),“过去”就不是已不再存在的事,而是曾经存在的事,是“曾在”(Gewesene)。“曾在”统一于“现在”之中,并设计着“将在”。所以,谈一点经验性的体会,不是缅怀过去,而是面对未来。

  

   几十年来,“哲学”和我的关系,由一种偶然的,外在的职业关系,变成内在的,不可分的我的一部分,像冯(友兰)先生常说的,成为“安息立命之处”,所以我想说的,就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题目:我怎样喜欢起哲学来了。

  

   我的“智力”“开化”得很晚,在学校时一直也不是个用功的学生。小时候父亲对我的学习只抓两件事,英语和写字,但我都没有学好。我初中毕业时正是上海快解放的时候。解放前夕国民党仓皇脱逃,上海各中学人心浮动,纪律松弛,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倒是钻了空子整天瞎混,不好好读书,至今还深感我的中学基础太差,就像一幢房子,盖了好几层楼了,但下面的基础还要时常修补才好。

  

   高中二年级起,大概因为这个学校办得不好,学生纷纷转学,本来好几个班的同学,一下子只剩下十几个人了。人一少,同学之间的关系反倒接近起来了。班里有几个大一点的同学喜欢写作,发表过文章,我受了他们的影响,也想写点什么。可是我向来不用功读书,脑子空空,哪里去找“好词”“好句子”?那时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在报上连载的《语法修辞讲话》出了单行本,我就认认真真地学了起来,读的时候每个例句都要跟前后讲的道理联系起来想通了,弄懂了。这本书对我的好处可真大,我不但学会了遣词用字,而且培养了一种对语言、对逻辑的兴趣,通过它,我学会了“动脑筋”。这本书大概可以说我“智力”上“开窍”的第一步。就写作来说,我认为也还有另一种好处:我不是从背古书、范文入手,而是由实例学一种“方法”,根据这种方法,写我自己的意思,“成语”是后来积累起来的,所以我的文章不够典雅,但少陈词。

  

   总之,我开始重视语文、写作,开始想问题,用脑子了。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引起了当时一位老师的注意。这位刘檀贵老师是在德国学哲学的,但却在我们学校教“解析几何”。他教的课我没有学好,但觉得“哲学”是要人动脑子的,所以就愿意接近他。那时学校老师组织学习《矛盾论》,刘先生就叫我去听他们的讨论,大概这是我最初正式接触哲学。但我报考哲学系却有点偶然性。

  

   我原是爱写作的,觉得新闻的报道、评论最快,所以我常想当个新闻记者。有时也写点学校的小新闻、小评论,有的居然登了,一个暑期还在报馆勤工俭学,每天闻着新鲜的油墨味道,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

  

   我在一九五二年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正赶上院系调整。当时我选好两个志愿:哲学和新闻。主管填表格的老师说,现在院系调整,哲学和新闻全国只有一个大学有,不能同时报,并发表他自己的意见说,哲学很玄,不好学,又在北方,新闻设在复旦,是本区,会照顾的,不如报了新闻。他老先生不让同时报两个系,我心里就老大不快,后面那番建议,更听不进去,偏偏就报了哲学。

  

   于是我就在一九五二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那位主管报名的老师说得不错,果然院系调整后把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几乎全都集中在那里。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虽然仍不是好学生,但总是打下了一点基础。我们入学时,北大的老师刚经过思想改造,有一些知名的老教授不开课了,而课程设置上也强调了马列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等课程都由当时比较年轻的老师担当。这些老师理论上都是很强的,我得他们的益处很多。

  

   记得当时的辩证唯物主义课是从人民大学请来萧前先生主讲的,当时萧先生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而且风度翩翩,给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位王雨田先生主讲马列原著选读,指导我们读了《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对培养读原著的习惯是很有帮助的。

  

   “逻辑”也是我喜欢上的课,开课的晏成书先生讲得很清楚,她在黑板上写的字非常秀气,学生们都很尊敬她,但有一次考试她给了我一个“良”,我觉得很丧气,就不想在逻辑上下功夫了。

  

   有一学期,张岱年先生给我们开“中国哲学史”,我当时一点也不喜欢“中国哲学史”,但他的课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发现张先生的讲稿上在每位哲学家的名下只有几段原话,根据这几句话,张先生要发挥自己的意思,分析得清清楚楚。这几段话就是那位哲学家的较要害部分,张先生的分析也就是“切中要害”。这样的课,给学生的印象极其深刻。发下的讲稿也是那样,在几段话下,有张先生“画龙点睛”式的扼要分析。这份讲稿,对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来说,简直是“至宝”,因为只要记下那几段要害的话,加上张先生的基本分析,自己也可以发挥一通,考试就不怕了;所以别看我不喜欢“中国哲学史”,但考试成绩却都是“优”,张先生当时说“叶秀山会背”。

  

   当然,这门课对我的帮助绝不只是应付考试,我对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有一点轮廓性的知识,全是张先生那门课的基础,而张先生要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摄取那样要害的内容,得有多少功力,这是我后来才慢慢体会出来的。

  

   与张先生“中国哲学史”相对照的,是“西方哲学史”这门课,当时是一位苏联专家开的。据说这位专家是很好的人,和我们很友好,回国后受到排挤,但他的这门课却绝不能说好。在课堂上他只是念讲稿,由王太庆先生翻译,而发下来的讲义又和课上念的一字不差。内容方面更是老一套,某某的“认识论”、“自然观”、“社会观”等,把一个哲学家完整思想分割得支离破碎。

  

   最烦人的是他讲了许多他们少数民族的哲学家,这在他当然是很有理由的,但却苦了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名字都记不住;幸好他不主持考试,主考老师是张世英先生,说这些哲学家不考了,算是救了我们。当然,我那时对外语没有兴趣,否则常听他用俄语讲课,又有王先生的翻译,对学俄语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苏联专家的“西方哲学史”既然引不起兴趣,但我以后又偏偏在哲学中选择了西方哲学史做专业,这里面当别有原因。

  

   大概因为我们是院系调整后第一届学生,系里比较重视,规定毕业生要写毕业论文,最后一年边上课,边写论文。论文选题发下来了,我一看,没有我喜欢的。原来我入学以来,仍旧保持着中学时代的兴趣,时而写点文学评论,虽然只有一篇登出来的,但总想学了哲学搞美学,也算是与文学艺术有了关系。可是论文选题中只有“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算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小题,而且声明没有老师指导。我们几个喜欢美学的同学向系里反映无效,只得在一大堆现成的题目中乱选。当时许多同学都有了对口选择,有选逻辑的,有选中国哲学史的,当然多数是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就是西方哲学史的题目没有人选,大半是那位苏联专家教课的结果。既然没人选我就来它一个。西方哲学史一共四道题,休谟、康德、黑格尔,还有一个不记得了。我选了一个“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为什么选这个题,已经说不清了,只觉得这四个题目对我都一个样的陌生,选哪个都一样。也许是选了最陌生的一个。接着陈启伟选了休谟,葛树先选了黑格尔,还有一个题目始终没人选。这一选择,真有点“定终身”的意味,至少对其中两个人是这样。陈启伟一直跟着洪谦先生研究逻辑经验主义方面的问题;我却通过康德,入了西哲史这一门。

  

   我的论文指导教师是郑昕先生。郑先生是研究康德哲学的大专家,学问是很深入的;但我在选这个题目时连康德哲学的ABC都闹不清。苏联专家只告诉我们这个哲学是二元论,先验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它还有一个“物自体”,给这个哲学制造了许多麻烦,诸如此类。郑先生知道我基础差,约我晚上到他家中补课。我是一个不懂事的学生,平时除过年随大家一起到老师家拜年外,没有单独去过教授家,所以去郑先生家个别听课对我是很新鲜的事。

  

   那时郑先生住在燕南园,郑师母是俄语系教员,身边有三个小孩都还小,二姑娘小时候很是活泼可爱,长得也漂亮,我去了她还帮助拿糖招待,有时她也在校园里玩,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可惜这三个孩子都因先天性的病早亡了。为给我补课,郑先生用一块小黑板,边讲边写,一连讲了三个晚上。

  

   可是我还是弄不清康德的主要思路。当然,在这同时我也自己读书。可是当时我的外语糟透了,只能看中文书。大家都知道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当时只有胡仁源的译本,他大概也不懂康德,译出来的中文没人懂。读原著没有希望了,就集中读郑先生自己的《康德学述》,可是郑先生自己不推荐这本书,说观点有问题;不过我还是认认真真读了,只是郑先生这本书对我说来还是太深了点,又有不少发挥自己意见的地方,而我的问题是要先弄清康德自己的问题和思路。正在这时,我从北大图书馆借到一本日本新康德主义者桑木严翼的《康德与现代哲学》,现在看这本书当然很浅了,但当时却解决了我的大问题,有一阵子,郑先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外考察了一个阶段,我就细细读了桑木严翼那本书,把平时模糊的地方弄清楚,把零零碎碎的想法串了起来,总算对康德哲学有一个能首尾一贯的主要轮廓了,我就在这个基础上,写了那篇毕业论文。

  

   这篇习作式的论文当然绝无可以称道的地方,但有一点现在记得还很清楚,就是当时我对康德的“先天性”问题作了一点肯定,认为指出“逻辑的条件”(逻辑在先)还是有点道理的,当时我估计郑先生一定不会同意这个看法,但他又视察在外,无从商量,就冒然写上了。论文答辩会前不久郑先生才回来审查我的文章,但论点上已无法改变了。

  

   答辩会很隆重,许多老教授都出席了,其中也有贺麟先生——我印象中似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贺先生。郑先生首先说,他很长时间外出,论文没有详细商量,有些论点他并不同意。接着我讲了论文的主要内容,其中也谈了我对“先天性”的看法,后来就记不得怎样讨论的了,似乎大多数老师不赞成我的意见。只记得任华先生问,你说,“先天性”是认识论范畴还是本体论范畴?我只得承认是认识论的,我知道任先生抓住了我论证中的问题,因为我在论证时曾以“存在”作为“认识”的条件,这当然是不对的,幸好任先生没有再追问下去。现在看,这个问题当然有另一种解决的方法,但在当时我的看法是漏洞百出的。

  

   我看得出来,郑先生不喜欢我那篇论文,果然,毕业以后我没有留在北大哲学系,被分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这是一九五五年新成立的单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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