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西方哲学研究的思想风险及其规避可能

——2009年1月5日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讲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9 次 更新时间:2009-05-10 13:10:05

进入专题: 西方哲学研究   思想风险  

童世骏  

  

  (童世骏,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先解释一下这个题目。这里说的“西方哲学研究”,是指中国人用汉语进行的西方哲学研究,也就是说不包括西方人的西方哲学研究,也不包括其他非西方地区的人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这些人们的西方哲学研究估计也有思想风险,但那不是我这里讨论的对象。这里说的“思想风险”,不同于技术风险—西方哲学不管怎么研究,估计也不会发生触电事故、压塌事故,除非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说。这里说的“思想风险”也不同于社会风险或政治风险。在意识形态领域“折腾”得厉害的时候,在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得过紧的时候,西方哲学研究确实是有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的。但我这里所说的西方哲学研究的思想风险,不是指那种会直接导致社会危害或政治惩罚的作用,而是指西方哲学研究带来思想上谬误和混乱的可能性。我今天讲演的主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西方哲学研究比较容易导致这种谬误和混乱,我们有没有办法来避免这种谬误和混乱。

  

  

  一、单纯依赖西方哲学的中文译本,常常会使思想误入歧途

  

  西方哲学研究产生思想风险的第一种情况最简单,那就是你只用西方哲学著作的中文译本或中文引文,而这个译本或引文当中有不少毛病,甚至有严重差错,而你却不知道,稀里糊涂读下去,一点疑惑也没有。久而久之,你就适应了这种糊里糊涂的思维。好一点的,你发现这句子不怎么通,这思路不怎么顺,但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是一个总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的人。于是你就死劲想啊想,结果“想通”了,但其实麻烦当然更大了。

  

  西方哲学研究的这种类型的风险,应该说相当普遍。我们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在回顾过去三十年的学术研究和哲学研究的时候,也可以回顾一下这三十年间,我国出版了多少西方哲学的译本,这些译本的质量如何。总体上说,情况不容乐观。许多明显不具备翻译学术著作条件的译者,不具备出版学术译作的出版社,使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尤其是年轻人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假如完全依赖于这些译本的话,成为一件有高度风险的活动。

  

  由劣质译本而导致的西方哲学研究的思想风险虽然非常严重,但也容易规避:只要译者们有起码的学术良知,只要出版社有起码的学术标准,只要读者有起码的学术眼光,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所以由译者的翻译水平或专业水平导致的思想风险及其规避可能,不是我这次讲演的重点。

  

  重要的是,问题常常不只是出在译者的翻译水平或专业水平上。有时候,水平不错的译者也会出现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更值得持久的重视。也就是说在学术翻译及其出版普遍比较规范以后,仍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以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一篇文章题为“作为较大忠诚的正义”的文章的翻译为例。通常人们把“正义”与“忠诚”区分开来,正义是普遍的、一视同仁的,忠诚是特殊的,有特定对象的,但罗蒂认为,其实两者之间并没有质的差别,只是一个范围大些,一个范围小些:忠诚的范围扩大些,就成了正义,所以说正义不过是范围较大的忠诚而已。在这篇文章的中译文(见张国清译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中,我读到这样一个句子:“我们大多数人现在至少对如下见解将信将疑:植物是有观点的,动物具有某种权利。”如果我是一个前面所说那种特别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人,我就会设法去理解这个句子:有许多人是主张动物有权利的,这一点我本来就知道;看来,还有人主张植物有观点啊!但我对自己的要求并没有那么严,我觉得问题可能不在我这边,而可能在译文当中。查了一下原文,发现罗蒂的原话是:“Most of us are at least half convinced that the vegetarians have a point that animals do have some sort of rights.”(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2)正确的译法是:“我们中的多数人至少是半信半疑地承认,素食者们主张动物有某种权利,是有点道理的。”罗蒂的意思是说,要说“正义”是普遍的,你还可以把范围扩大到动物身上呢!所谓animal rights,就是这个意思。但接下去他说,但一旦发现某地的奶牛和大袋鼠身上带着对它们无害、但对人类致命的病毒,人们就会顾不得被人指责为“物种主义”,恨不得马上将它们斩尽杀绝,可见看上去普遍主义的“正义”观念,其实也是有特殊指向的。在上述那句译文中,译者显然是把“vegetarians”错看成“vegetables”了。

  

  在翻译的时候,眼神出错,把这个字错看成另一个字,经常会有。我们在用这样的译本进行西方哲学研究的时候,可不能对自己要求过于严格,总苛责自己,而也要想想,很可能是译本有错。在刚才那个例子中,发现问题本应该不难。但在有些情况下,译者看错了字,读者还不容易发现。比方说,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中谈到two conceptions of rationality,也就是对合理性的两种看法,一种是criterial conception of rationality,一种是non-criterial rationality。普特南写道:“I shall call any conception according to which there are institutionalized norms which define what is and is not rationally acceptable a criterial conception of rationality.”(Hilary Putnam: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13) “Kuhn has rejected t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SR (即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引者), and has since introduced a notion of ‘non-paradigmatic rationality’ which may be closely related to if not the same as what I just called ‘non-criterial rationality’.” (同上) 普特南在这里所表述的观点,一位作者是这样概括的:“普特南把逻辑实证主义的这种观点称为‘批判的合理性概念’,并对之进行批驳。他认为并不存在任何固定不变的规范,我们可以据以确定什么是合理的或者什么是不合理的。”(涂纪亮的《美国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1页)显然,这位作者是把“criterial”误读作“critical”了。

  

  我再说一边,我这里并不是要对用中文翻译或引用西方哲学著作的学者吹毛求疵。事实上,英文和专业都很好的学者,也可能出这样的差错。甚至普特南自己,在其35年哈佛教书结束的时候,在他的最后一堂课中,也出了一个洋相,一个大洋相。在2000年5月4日的题为“To Think with Integrity”的告别演讲(发表在(The Harvard Review of Philosophy VIII [2000]: 4-13)中,普特南讨论了John Searle在Minds, Brains, and Science当中的一个命题:“the smell of the rose is a rate of neural firings.”普特南说:“There you have the whole ‘Cartesian-cum-materialist’ picture in one sentence: the small of the rose is a rate of neural firings.”在The Harvard Review of Philosophy IX 2001,塞尔用事实表明,普特南所批评的观点,其实根本不是他的观点;普特南所引用的话,他根本就没有讲过。塞尔说他不认为普特南是有意编造,但认为普特南确实失之疏忽大意,而不疏忽大意也是普特南这个告别演讲中所说的integrity的组成部分。在同一期的《哈佛哲学评论》中,普特南发表了道歉:“My heartfelt apologies to you, John.”他也做了一些辩解,说这个讲稿在发表时他看得不仔细,因此把间接引语变成了直接引语,但这仍然没有改变他搞错了Searle的意思这个事实。他之所以搞错了Searle,并非是误解了Searle的Minds, Brains, and Science,而是因为他没有读Searle的其他著作:“My error, as I see it, stemmed not from an un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f Minds, Brains, and Science but rather from having failed to read the other writings that Searle refers to. I will certainly read them now, John, and I will certainly discuss them with greater care in the future. Again my sincere apologies.”

  

  还有一种情况,西文中的不同语词,在中文译本中用同一个词翻译,而我们如果只凭中文译本进行研究的话,很可能研究洋洋洒洒写出其实并没有文本依据的论文甚至专著出来。比方说,许多人曾经写文章对马克思的“交往”观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观进行比较。查一下期刊网,发现有几十篇论文是做这方面题目的。如孙淑红:“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交往理论之比较”(《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英文题目是Analysis of Marxist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on);忻鸿:“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交往理论之比较”(《理论界2007年第3期》),郑召利“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交往范畴的意义域及其相互关联”(《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8期)(英文题目:Relevant Field and Correl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Category of Interaction Raised by Marx and by Habermas)。郑文倒是引用了马克思在1846 年12 月28 日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写道:“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 ]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象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 一词那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7 卷,478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 作者随即写道:“而‘commerce’ 或‘Verkehr’最广泛的意义不仅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由所有制和分工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而且还涵盖贸易、商业、交通、运输、两性关系和社交,甚至战争也是交往的一种形式。而哈贝马斯的“交往"基本上是局限于精神交往的范畴。”欧力同的“交往的理论: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4期)和刘怀玉的“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中州学刊》,1994年第4期)与上面那些文章一样,也都没有引用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德文与英文著作。

  

  但其实,中文版马克思著作中的“交往”,德语原文大多是“Verkehr ”(艾思奇的译文把这个词译成“往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西方哲学研究   思想风险  

本文责编:lit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外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7084.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