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什么才是大学精神?请记住“ECNU”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5 次 更新时间:2018-09-09 23: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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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骏  

   本文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借助于华东师大创校校长孟宪承概括的“大学三理想”,阐发了他个人对大学精神的理解。以下是他在“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第三季)系列讲座中的演讲。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后首批大学生进校40周年。作为当初的77级大学生,也作为如今的哲学工作者和大学党委书记,我想谈谈我在大学学习和工作40年以后,对大学精神的理解。

   我先从个人经历讲起。

   得知被华东师大录取的消息时,我正在崇明岛的水利工地(“开河工地”)上。作为农场职工“战天斗地”三年以后,我于1978年4月踏进了华东师大的校门,走入了中学时去长风公园春游途中站在卡车上曾看见过的那一大片浓浓的绿荫。

   初进华东师大时,我就知道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的第一所重点师范大学。但只是到了多年以后,在本世纪之初为一家杂志撰写讨论“大学理念”的文章时,我才知道,华东师大的创校校长孟宪承先生曾经是民国时期首批“部聘教授”中唯一的教育学专家;早在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教育》一书中,孟宪承曾对现代大学的精神作出过精辟而系统的阐述。书一开头,作者就写道:

   “大学是最高的学府,这不仅仅因为在教育的制度上,它达到了最高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因为在人类运用他的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这探求所获来谋文化和社会的向上发展,它代表了人们最高的努力了。大学的理想,实在就含孕着人们关于文化和社会的最高的理想。”

   随后,孟宪承仔细分析了现代大学的理想。在他看来,现代大学的理想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智慧的创获”;第二,“品性的陶熔”;第三,“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今天我们都知道,大学的任务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项,有时候还会加上“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这两项。这五项任务,其实都已经包含在孟宪承关于大学理想的阐述当中。下面我就借助于孟宪承概括的“大学三理想”,来表达我对大学精神的理解。

   第一条,关于智慧的创获。

   孟宪承讲的大学理想,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研究型大学的理想。研究型大学是把研究作为一项根本任务的大学。中国有两千多所高校,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只是其中少数。但是,可能是由于过分重视把科研表现当作是衡量学校水平的核心指标,也可能是因为哪怕教学型大学,也需要对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授有专门的研究,现在几乎所有大学都说要重视科研、把科研放到重要位置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宪承讲的“智慧的创获”,对于大学来说,可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孟宪承的这一想法来自于十九世纪的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后者是以他和他弟弟名字命名的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人。大学和中小学都是传授知识的,而知识不仅是现实的反映,而且是问题的解答。问题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有答案了的,一类是还没有现成答案的。洪堡从问题的这两种不同类型来区分大学和其他学校,他认为,大学作为高等学术机构,它的特点就是把学术始终看作是跟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打交道,而一般学校则只涉及已经解答了的、已经有明确答案了的问题。孟宪承说,由于洪堡的倡导和柏林大学的引领, “到现在,没有哪一国的大学,教师不竞于所谓‘创造的学问’(creative scholarship),学生不勉于所谓‘独创的研究’(original research)。”

   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把教学和研究的统一作为大学的最重要特点。雅斯贝斯说,“按照我们的大学理想,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只有这样的研究者才能带领人们接触真正的求知过程,乃至于科学的精神。只有他才是或学问的本身,跟他来往之后,科学的本来面目才得以呈现。”

   这样一种大学理念在中国的现代大学史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在中国说起大学校长,最有名的是蔡元培。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发表了演讲,演讲中对学生们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点希望,在阐述“抱定宗旨”时强调说的一句话,在谈论大学理念或大学精神时,人们引用得最多,那就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第二条是“品性的陶熔”。

   在讲“品性的陶熔”时,孟宪承讲到了另外一种对于大学的理解。根据这种理解,大学最重要的任务不是研究而是教学,不是创造智慧,而是获得智慧或者传播智慧。

   现代大学中重视“品性的陶熔”的传统,主要来自英国。对“大学”这个“理念”也进行过著名论述的,是十九世纪英国大学者约翰·亨利·纽曼,但纽曼的观点与洪堡的很不一样。纽曼认为,大学中的教授和科学院中的研究员的才能和职责是很不一样的;研究员的最重要才能是去发现,而教授们的最重要才能是去讲授。在纽曼看来,“发现和讲授是截然不同的职能;它们也是不同的天赋,很少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时找到。如果整天从事将他现有知识传播给所有前来求教的人们,一个人是不可能有闲暇或精力去获取新的知识的。”孟宪承未必同意纽曼对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研究员之间的这种区分,但他非常赞同纽曼所说的教授们要承担起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书育人的职能,非常赞同通过教授们与学生们组成的师生共同体的面对面交流,来实现“品性的陶熔”的效果。

   在下面这段话当中,纽曼用诗一般的语言来强调在大学校园里面,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互动性有多么重要:

   “……书本主题的那种特殊的精神和微妙的细节,要迅速地、确定地传达,只有靠心灵与心灵的沟通,只有靠目光、表情、音调和姿态,靠即兴而发的随意表达,靠熟人谈话的意外转折。…任何学问的普遍原则,你都可以在家里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细节,那色彩,那语调,那气韵,那使之活在我们身上的生命,这些东西,你只能从它已经生活于其身上的那些人那里捕捉到。你必须模仿那法语学生或德语学生,他不满足于其语法,而到巴黎或德累斯顿去;你必须以那年轻艺术家为榜样,他渴望到佛罗伦萨和罗马去拜访艺术大师。”

   纽曼对于大学的描绘,我们今天读来,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激励。我们要反省,是不是把大学建设成为这样:“在这个地方,年轻人因为它的名声而为之倾倒,中年人因为它的美而心中点燃激情,老年人因为它引起的联想而加固忠诚……”

   纽曼在论述大学理念时,心里想到的可能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学型大学;但它完全也应该成为所有大学的追求目标。孟宪承曾引用过代表英美大学传统的哲学家A.N.怀特海的一段话,说“大学的存在,就是为结合老成和少壮,而谋成熟的知识与生命的热情的融合”,而我认为这种融合既可以发生在教室里、校园中、咖啡馆内,也完全可以发生在实验室里、讨论班中、科学报告厅内。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师生交往,如果不通过这种交往而追求“品性的陶熔”的目标,一所大学的哪怕科研再强,也不是一所完整意义上的大学,甚至就不再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了。

   相反,如果一所大学真正在“品性的陶熔”上取得优异成绩,那么它即使是一所教学型大学,其中的教书育人者也一定是对“传道授业解惑”有深入的专门的研究的,而那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智慧的创获”。经常有人把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的区别看作是好大学和不那么好的大学之间的区别;但如果我们真正重视“品性的陶熔”的意义,重视“教书育人”或“立德树人”的重要性,那么,研究型大学也可能是很平庸的,而教学型大学也可以是很优秀的。

   孟宪承在论述“品性的陶熔”的大学理想时,也提到了中国的大学传统。他引用了《礼记·学记》中的这段话:“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能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在内的很多中国大学最近几年都设立了书院,通过住宿制书院的形式来加强师生同学的自由交流和日常互动,实际上也是继承发扬我们自己的高等教育优秀传统。

   第三点就是“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对大学来说,不仅要创获智慧、陶熔品性,而且要服务社会,贡献人类。

   关于这一方面的大学理想,孟宪承提到了欧洲诸国创建现代大学时的民族和社会需要的背景,尤其是提到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提到他在柏林大学初创时的名言“恢复民族的光荣,先从教育上奋斗!”。从高等教育的历史上说,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美国十九世纪的《赠地法案》传统,那是指19世纪下半期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这么一个做法:通过提供土地或提供出售土地得到的经费来资助建设一批大学,以适应当时美国工业化和民主化对知识和人才的需要。

   我们在今天理解“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这个大学理想,还应该关注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的相关传统。在现代中国,强调大学教育对于民族和社会的贡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鼓励师生在校园里专心研究和学习,把所得知识、所学本领报效祖国;一种是在形势紧迫、无处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情况下,走出校门捍卫民族尊严和人民利益。在履行新时代“建教育强国”和“以教育强国”这两大任务的今天,为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做贡献的大学理想的主要实现方式,是如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所要求的,“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

   上面,我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讲大学的理想。下面我想换一个角度,从理论的角度来谈谈大学的理想。在我看来,“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和“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这“大学三理想”,分别包含了一些具体的价值要求。

   与“智慧的创获”有关的价值要求,我概括为这样三点:规范、创新、交流。

   第一个是规范。你要创获智慧,首先要学会方法,学会标准、学会程序,而这就是我所谓的“规范”。在大学中学习和工作,重要的不再是记住一大堆事实、数据和结论,更重要的是学习和运用做学问的方法,学习和运用判断学问真假的标准,学习和运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程序。

   第二个是创新。知识进步不是只靠现有的方法、标准和程序就能够实现的。“创获”的意思既是“获”又是“创”,“创”是放在“获”之前的,这是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不一样的地方。大学教师真正成功的科研,是要解决别人还没有解决过的问题;大学生真正成功的学习,是要学会靠自己去找出问题的解答,最好是想办法借助于自己已有的知识去探寻出对自己尚属未知的那些答案来。

   第三个是交流。这也是“智慧的创获”的重要环节。在知识领域,有一个现象是非常重要的,但也是有点奇怪的,那就是,我们作为研究者提出的观点,既是要其他研究者还没有提出过的,同时又必须是其他研究者最后能够同意的,也就是既要有独创性,又要有共识性。这样一种知识,怎么让它产生出来?非常重要的就是交流。这个交流既包括面对面的交流,参加学术会议的交流,也包括通过发表论文在期刊上进行讨论。如果想在大学有一个卓有成效的大学生活,如果想通过卓有成效的大学生活而有一个卓有成效的未来人生,那么,旨在于与同伴们分享成果、更新共识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与“品性的陶熔”有关的价值要求,我也归纳为三个:正直、向上和健全。

   首先是正直。这一点我想不用做过多解释,一个人知识再多、财富再多,如果不是正直的人,那么对社会是一种伤害,对家庭是一种损失,对个人更是一种最大的遗憾:“成事”虽多,“成人”已败。

其次是向上。在这一点上大学和其他学校也没有区别,但也可以说要求更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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