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大问题和小细节之间的“反思平衡”——从“行动”和“行为”的概念区分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1 次 更新时间:2013-04-14 20:55:54

进入专题: 行动   行为   概念区分   二分法   反思平衡  

童世骏  

  

  提要:一些哲学译本和论著中出现的“行动”和“行为”之间的概念混淆,是我们在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许多概念混淆之一。澄清这些概念混淆,提出新的概念区分,守护对概念区分的敏感性,是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这不仅意味着要对西方哲学文本做更确切的翻译,而且意味着要对“二分法”作积极克服而不是简单摒弃,要把概念分析和丰富想象结合起来,也意味着不仅要用新的概念区分来代替或补充旧的概念区分,而且要设法寻找分析开来的几个方面之间的“中项”,并通过进一步概念分析而展开新的研究。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要在哲学研究中力求达到大问题与小细节之间的“反思平衡”。

  关键词:行动,行为,概念区分,二分法,反思平衡

  

  西诺帕的第欧根尼是古希腊著名的犬儒派哲学家,食常人不食之物,行常人不行之事。在一幅描绘其生活的油画中,我们看到他衣着褴褛,栖身木桶,擦拭着一盏他用来大白天“寻找诚实人”的油灯,身边有数犬相伴。这些犬不仅是第欧根尼的生活伙伴,而且是他的生活榜样。说第欧根尼是“犬儒”(Cynic),就是说他是一个有意“像狗一样生活的人”。说“第欧根尼有意像狗一样生活”,就是说“第欧根尼的行为模仿狗的行为”。

  这里用了“行为”一词。我们可以设想把“行为”这个词换成“行动”这个词,把“第欧根尼的行为模仿狗的行为”这个说法与“第欧根尼的行动模仿狗的行动”这个说法做一个比较。或许有人会觉得两种说法没有区别,但很多人会觉得两者有些不同。如果我们确实感到两者有些不同、如果我们觉得后一说法有些奇怪的话,那么,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一般只说“狗的行为”或“动物行为”,而不大说“狗的行动”或“动物行动”。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在日常语言中已经对“行动”和“行为”作了区分,尽管我们不一定知道两者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本文从“行动”和“行为”这两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区别出发,对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通过对西方哲学文本中的概念区分的研究来推进哲学研究—进行讨论。

  

  1.“行动”和“行为”之间的概念区分

  

  现代西方哲学有一个专门领域,叫做“行动哲学”(philosophy of action),而“行动”和“行为”之间的区分,被认为是“行动哲学”的基本前提。行动哲学是在后期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影响下形成起来的一个哲学分支;研究这个分支的学者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认为“行动”(action)和“行为”(behavior)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意向性”(intentionality)。1行动当然是行为,而行为,如果没有意向性的话,就不是行动。课堂上学生打喷嚏,通常只是一种行为;但课堂上学生吹口哨,通常就是一种行动。当然,有同学会假装打喷嚏,也有同学会不自觉地发出口哨声音出来。但我们都知道假装打喷嚏不等于真的打喷嚏,不自觉发出口哨声音,也不等于吹口哨。行动的意向性和行为的非意向性的区别,在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

  “意向性”在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中都是重要概念,两者都把“意向性”理解为“心智指向某物的能力”2,但分析哲学把意向性与行动而不仅仅是意识联系起来。当我有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心智所指向的,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我正在施行的行动。我有意做一件事情,表明我知道我正在做的是什么事情。我知道我做的是什么事情,意味着这件事情如果是别人做的,我也知道他与我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如果我下次做这件事情,我知道下次我做的也是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意向性与我对某件事是否属于“同一类”事情的知识有关。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行动的意向性问题涉及意义的“同一性”问题。那么,我凭什么说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所发生的不同事件或行动是同一类事情或同一类行动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依据客观的观察。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人站在街上仰着头一动不动,周围人以为他正在看天上什么有趣的东西,就纷纷驻足,也仰首往天上同一方向仔细观看。人越围越多,但谁也没有看见有趣的东西,就问第一个抬头仰望的人:你到底看到了什么?那个人回答说:我出鼻血了。可见,看上去同样的动作,实际上完全可能是不同的行动。到底一个人在做什么样的行动,不能仅仅依靠外在的观察。要知道一个人在做什么,我们要问这个人自己,问问他在干什么。用哲学的语言来说,也就是要看看行动者自己的“理解”是什么。但仅仅行动者自己的理解,也不够。因为,否则的话,一个人以为自己在实施同样的行动,就会等同于他实际上是在实施同样的行动了。金岳霖曾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

  “美国曾经有一个人有神经病,他自以为他是拿破仑。他知道别人不相信,为敷衍别人起见,他有时承认他不是拿破仑。但是把侦查说谎底机器引用到他身上去,这机器发现当他说他不是拿破仑的时候,他实在在说谎。”3

  一个人以为自己是拿破仑,不等于他就真的是拿破仑。金岳霖举的这个例子中,人们设法用测谎器来对这两方加以核对,但结果让人啼笑皆非。那么,这种核对该如何进行?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对“遵从规则”作了深入讨论,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对分析哲学成果非常感兴趣的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在他的行动理论或交往行动理论中,采用了维特根斯坦的有关论证。哈贝马斯于1971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了一个系列演讲,其中第一讲第一节的标题就是“行为与行动的区别”(Verhalten versus Handeln/Behavior versus action)。在哈贝马斯后来的许多著作中,行为与行动的区别也是一个根本的区别。哈贝马斯在肯定行动与行为的区别在于行动的意向性的同时,强调行动的意向性特点与行动的遵守规则的特点有密切联系,因为行为的意向性取决于“意义的同一性”,而意义的同一性则依赖于规则的主体间有效性。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有一条著名论证,说人们是不可能独自地遵守规则的:“以为[自己]在遵从规则并不是遵从规则。因此不可能‘私自’遵从规则;否则以为自己在遵从规则就同遵从规则成为同一回事了。”4这里且不论维特根斯坦的论证的细节,而只说这一点:哈贝马斯把这个论据拿过来,用来论证这样一个观点:既然行动的意向性特点与行动的遵守规则的特点有密切联系,既然遵守规则是不可能私下地遵守的,那么,人类行动从一开始就只有在一个主体间网络当中才有意义,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密切相关。

  在这里笔者并不是要解释和论证哈贝马斯对行动和行为所做的区分,也不是要解释和论证他用“意向性”、“意义的同一性”、“遵守规则”、“主体间性”等等概念对这种区别的阐释,而只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哈贝马斯—就像许多其他哲学家、尤其是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家一样—是非常强调行动和行为之间区别的,或者说Handeln与Verhalten 的区别,action与behavior的区别的。

  但我们可以问:那又怎么样?—重要的是行动和行为之间有没有区别,以及这种区别是不是重要,而不是某某人是不是强调行动与行为之间的区别!如果行动和行为之间确实有重要区别,谁否认也没有用;如果行动和行为之间没有什么重要区别,谁说有也无所谓。

  确实如此。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哲学;西方哲学研究只是哲学研究的一个手段。我们不能把手段当作目的;搞清楚某某西方哲学家怎么说怎么想,并不是我们做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但问题是,西方哲学家的文本和思想我们如果不认真搞清楚,西方哲学研究就无法成为达到哲学研究这个目的的手段。我们不得不承认,像行动的本质或特点、行动和行为之间的区别这样的问题,以及行动哲学、心智哲学、语言哲学、社会科学的哲学等等相关的哲学学科当中的许多问题,最初确实是在西方哲学当中才作为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明确提出来的。我们往往是通过对西方哲学家的文本的阅读和研究,才涉及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的。这种情况有些令人遗憾;我们希望,我们也努力争取,将来会有更多的哲学问题从我们自己的民族语境中、从中国哲学的语境中产生出来。但即便如此,甚至可以说恰恰因为如此,我们要重视研究西方哲学,重视西方哲学的问题,重视研究西方语境中哲学问题的产生方式。哲学问题是以哲学术语、概念和范畴来表达的。为此,从事西方哲学文本的翻译和研究的人们,对其中出现的术语、概念和范畴的种种区别,应该有足够的敏感,并尽力用汉语把这些区别表达出来。否则的话,我们不仅是不忠实于原著的文本和原作者的思想,而且是错过了一些重要的学习机会—更糟糕的是,不仅自己错过了,而且也使读我们的著作或译作的别人错过了重要的学习机会。

  这样说并不是无的放矢。上面提到哈贝马斯,他的理论的核心概念是“Kommunikativen Handeln”或“communicative action”,而国内不少译本和论著,都把它译成“交往行为”,而不是“交往行动”(或港台学界所说的“沟通行动”)。“交往行为”这种译法也自有其理由。一方面,“行为”的含义宽于“行动”、因而也包括“行动”。另一方面,在现代汉语中,“行为”似乎显得比“行动”更抽象一些、更像一个理论术语一些。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要用“行动”还是用“行为”来翻译action(Handeln)或者behavior(Verhalten),而首先在于我们是否要用中文来表达这两个术语所显示的那个概念区分,那个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非常基本的概念区分。其次,如果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显示这个概念区分,那么,这种方式是否要与现有的通常用法相一致—比方说,我们通常把behavorism译成“行为主义”;比方说—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通常只说“动物行为”,而不大说“动物行动”,等等。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把哈贝马斯的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的一个中译本中的一段话抄在下面:

  “在分析的行为理论范围内,经验主义所展现的还是过去的老一套;比如:什么精神与肉体的关系(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什么理由与原由(意志自由对决定论);什么态度与行为(客观主义的行为描述对非客观主义的行为描述);什么行为解释的逻辑学意义;以及因果性,意向性等等。”5

  这一段的德文原话是:

  Der Empirismus wiederholt auf dem Felde der analytischen Handlungstheorie laegst geschlagene Schlachten; wiederum geht es um Das Verhaeltnis von Geist und Koerper (Ideoalismus vs. Materialismus), um Gruende und Ursachen (Willensfreiheit vs. Determinismus),um Verhalten und Handlung (objektivistische vs. Nicht-objektivistische Handlungsbeschreibung), um den logischen Status von Handlungserklaerungen, um Kausalitaet, Intentionalitaet usw.6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这段话的英文译文也抄在这里:

  On the field of analytic action theory, empiricism is repeating battles long since fought. Once again there are debate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 of mind and body (idealism versus materialism), concerning behavior and action (objectivistic versus nonobjectivistic descriptions of action), concerning the logical status of explanations of action, concerning causality,(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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