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记一次与“乌托邦终结”有关的多国之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2 次 更新时间:2018-11-12 15: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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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骏  

  

   每一个年度,我们都会有许多机会谈论许多“周年”,但在2018年,我觉得这样的机会不仅数量特别多,而且对我个人特别有意义。今年是与我的专业、岗位甚至人生关系特别密切的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是马克思主笔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今年也是我全程经历的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是文革后首批大学生进校40周年——我不仅也是七七级中的一员,我还是其中直到今年才踏进“花甲之年”的同学。

   花甲之年回顾人生,四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和大学生涯,无疑是最重要节点。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回顾以往,我在1988年8月去挪威开始为期一年访学(此后又攻读博士学位,直到1994年8月拿到学位),大概也可看作是过去四十年当中我最重要的人生节点——因为有这个节点,改革开放对我不仅意味着走进大学,而且意味着走出国门;不仅意味着可以放眼全球,而且意味着可以周游列国。

   一

   关于我在挪威那几年的生活,我的导师奎纳尔·希尔贝克在他的一本书里有这样的描述:“回首过往,人生许多事看似预料之外,亦非有意安排,而是在特定情形下或与他人遭遇之际不期然而至。1988年秋天发生的一件事正是这样一桩:一位年轻的中国哲学家突然出现在卑尔根大学研究所,他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在这里呆一年,研究哲学。这桩不期然的事件带来了我们之间的长期合作和终生友谊,我们的合作与友谊也延续到他的中国同事和我的挪威同事之间。他就是童世骏。”

   从他在书里的描述看,我从1988年到1994年这五年当中,以卑尔根为据点,在挪威乃至整个欧洲,“玩”得是相当的high:

   “1988年,童世骏来到卑尔根大学停留一年。离别之前,他决定在我们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我应邀成为他的导师。此后他累次来作短暂停留,及至1994年,为撰就博士论文而作长久停留。

   在此期间,往返卑尔根大学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之际,童世骏完全融入卑尔根的学术与社会生活。他作讲演、开讨论班,听讲演、参加讨论班,积极参与各种活动,从公共活动到滑雪、徒涉至挪威山顶小屋。在学术研究之外,他也熟谙本地的社会文化规则。因此,他成为本地学术圈的红人。

   以卑尔根为基地,他也四处游历,自北方的特罗姆瑟到南方的杜布劳维尼克,南下周游仍是共产政权的国家,北上游历西欧。此外,他也结识访问SVT(卑尔根大学科学论中心)的国际知名学者,诸如来自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库兹涅佐夫、来自芝加哥的托马斯·麦卡锡、尤尔根·哈贝马斯。童世骏最后一次留在卑尔根大学是在他完成博士论文之前,我们安排定期研讨班,SVT的成员——尼尔斯·吉列尔、哈拉德·格里门、我——就他的论文逐章探讨,从而在友好同行之间践行广博而严肃的论辩。”

   确实,挪威虽然是一个地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口不到500万的国家,但要了解当代西方哲学,这个北欧小国却能提供其他欧美大国难以提供的条件。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我在《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的译后记中曾这样写道:

   人们在把“西方哲学”分为“(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又把“大陆哲学”分为“德国哲学传统”和“法国哲学传统”等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北欧数国独具风格的哲学传统,而这个哲学传统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致力于克服现代西方哲学中上述几大传统之间的严重隔阂和分裂。……现象学和分析哲学,解释学和科学论,先验主义(客观主义)和情境主义(相对主义),逻辑经验主义、斯宾诺莎主义和皮浪主义(甚至印度哲学、中国哲学),自由主义和共同体主义,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哈贝马斯、阿佩尔和德里达、罗蒂等等,这些似乎截然对立的哲学立场和哲学传统,在北欧土地上却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对话和合作。对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作总体把握,有必要了解北欧哲学家已经完成的和正在从事的大量工作。

   从个人叙事的角度说,“这个北欧小国却能提供其他欧美大国难以提供的条件”,尤其表现这一点上:柏林墙倒塌几个月前,我在欧洲进行了将近五周的多国之旅。

   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去当时还属于南斯拉夫联邦的克罗地亚古城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在设在那里的一个叫做“大学间研习中心”(Inter-University Center for postgraduate studies)的学术平台参加两个学术会议,一个是社会政治哲学方面,一个是科学哲学方面的。科学哲学会议的主题我忘记了,在3月27日到4月7日召开的社会政治哲学会议的主题,我还记得很清楚:“哲学和社会科学:乌托邦的终结?”(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The End of Utopia?)。

   在这两个会上我遇到了不少哲学名人,如阿佩尔(Karl-Otto Apel),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lcovic)、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等(对创办这个学术平台以及举办相关学术活动具有关键意义的尤根·哈贝马斯那次倒没有来),会上的报告、讨论和会后的讨论收获不少,但与杜布罗夫尼克的20天相比至少同样收获很大的,是到达该城之前和离开该城之后的二十天旅行。

   在1988年10月30日我给系里赵修义老师的信里,第一次提到这次欧洲之行: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现在还没有定,那就是:明年4月将在南斯拉夫召开一次以《实践》杂志(现在是一份国际性刊物,Skirbekk是编委之一)为中心的国际会议,Skirbekk已向校方提出申请,带我一起去参加。他可能向两个学院提出了申请,其中一个已经答应给我一半经费。看来,此行成功的可能性不小。这样,我就可以冲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老家去进行“侦察”了。我现在担心的是南斯拉夫明年不要打起内战或搞起政变来。我还从来没有替一个中国以外的国家的局势担过心呢。

   在1989年1月10日的信中,我提到这次会议的经费落实了:

   下午把那份稿子完成之后,觉得松了一口气,加上确实感到有些疲劳,就打算回住处睡上一觉再说。走到半路上,碰到Skirbekk教授,他告诉我:上面已口头通知他,我去南斯拉夫开会的钱已经批了。他因为四月份要接待两位法国教授,只能由我一个人去那儿。随后,他就和我一起商量,怎么去法。沿途经过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西德和奥地利各一个城市(我还未确定),我打算在这几个地方各呆一天(坐火车)。随后,他又往一个个国家的领事馆或大使馆打电话,了解申请visa的手续、时间、地点等等,每打完一个电话就写一张小条子交给我,办事利索极了,也周到极了。简直像一位挪威的赵老师。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我明天上午将去丹麦、瑞典、西德和奥地利驻卑尔根领事馆申请签证。南斯拉夫在卑尔根没有领事馆,我得上奥斯陆去办理——下星期我恰好要去,据说可以在那里“立等可取”。Skirbekk还将为我安排去挪威中部的Tromheim和最北部的Troemsoe,我让他尽量安排得晚一些,这样我可以到那里看“白夜”。您看,我把国内的“公费旅游”的坏风气带到这里来了。不过,到挪威这两个城市,我可能得讲一两次课,以换取我的旅费。

   在1989年1月30日的信中,提到为这次旅行做的准备工作:

   我上周六刚回来。(1月)18日晚上坐火车去奥斯陆,呆了三天,22日上午去挪威中部山区Vinstra in Wadhal旅馆,过了6天既奢侈又激动人心的生活。学了一些滑雪的基本动作(由4名专业教练上课),摔了数不清的跤。27日回奥斯陆,28日回卑尔根。已经办了南斯拉夫和奥地利的签证,西德、丹麦和瑞典过几天可以办成。我刚才查了一下地图,发现回来的路上还可以经过捷克、东德和匈牙利。不知旅费够不够。要够的话,我也想去转一下。经费的具体数额也有了,一个地方是4725克朗,另一个地方是1000多克朗。这两笔钱加起来还没有我这次滑雪周用去的钱多,可见上一星期我过得多么奢侈。不过据说南斯拉夫的住和吃相当便宜,这点钱还是可以过像样的生活的。明天我将去旅行社办理订票(火车和旅馆)。

   二

   1989年3月26日,我终于到达了亚得里亚海边的这座古城。这是那天夜里给家人写的信:

   现在是3月26日晚上9点半,我正在南斯拉夫的Dubrovnik Hotel Lero的Room102里给你写信。这就是说,我已经顺利到达了这次旅行的最后目的地(名正言顺的“目的地”)。

   我是3月21日下午3点1刻的火车从卑尔根出发的。临行前,xx和xxx和我共进午餐,还喝了点酒,算是给我送行。……到晚上10点10分,火车到达奥斯陆。路上很长一段路还是跟上次一样,仍然风雪交加。但愿20天后回去时景观会有所不同。下车后很快就找到了去哥本哈根的火车。刚开始时火车较拥挤,但陆续下车者不少,后来每人可占2个位置,显得很空。

   第二天(22日)早晨醒来后不久,火车就被开进一艘大轮渡,前后用了1个多小时渡过对岸——丹麦。过岸后很快就到了哥本哈根(正点,8点24分)。哥本哈根我住的旅馆离火车站不远,按中国的标准,这旅馆的收费简直吓人——260.00丹麦克朗(币值与挪威克朗相差不大),可房间十分简陋,最多只有中国的15元的房间水平。(而且——这旅馆实际上是处于一个“风化区”,周围有许多家“Sex Shop”之类的场所,其内容不便在此写怕弄脏了我的信)。把行李放在旅馆后,我便出发游览,先到著名的Tivoli游乐场,见到人们在门口买票,我也去买票入场,可谁知里面只有一个自动机恐龙展览——游乐场5月1日以后才开放,十分扫兴。

   然后是穿过哥本哈根市内几条著名的行人专用街去看美人鱼雕像。因事先听人告诫过别抱太大希望,那只是一尊普通的雕像,到了那里后倒觉得感受颇美。随后,又去参观了一个美术馆,还专程去看了一个丹麦哲学家(索伦·基尔凯郭尔)的墓地。在丹麦的一天又下雨,又刮风,不太凑巧。好在哥本哈根可逛之处不多,没有太大的缺憾。

   第三天(23日)早晨,在旅馆喝了点咖啡,吃了点自备的干粮(旅馆早餐7点后才供应,而我6点半之前就要离开),便去赶7点15分去汉堡的火车。这趟火车上最有趣的是10点半左右火车又上了轮渡,用了1个多小时渡过对岸——西德。这轮渡很大、很漂亮,轮渡上的免税商店很大、品种很多。我因为考虑到买东西机会尚多,未作比较不敢贸然行事,加上有一段晕船(那时我正好不容易挤进买食物的免税店里,经“再三考虑”后决定买一瓶可口可乐在车上喝,结果没买成——头晕得想吐,赶紧逃出店来,找个位置坐下),所以什么也没买。但愿回城时仍会经过这条线。12点24分列车正点到达汉堡,离从汉堡到莫尼黑的火车开车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我便出去在汉堡市中心街上转了一圈。汉堡的街景你可以从明信片上看出,非常繁荣。到达慕尼黑的时间是晚上8点,我预定的旅馆也离火车站不远。房费比哥本哈根的要便宜,但要舒适、雅致得多。

   那天晚上对第二天的行程作了仔细研究,结果第二天确实玩得比较满意。以下便是我24日的活动:1)买一张24小时通用的车票;2)去1972年20届奥运会中心;3)回市中心,参观玛利安广场、圣彼得教堂、御所博物馆,以及慕尼黑一家最有名的酒馆Hofbrauhaus, 4)下午去近郊的一座王宫Schloss Nymphenburg参观。你一定还记得《茜茜公主》中女主人公的父亲爱喝啤酒、母亲叫“路德维希”吧!这些都同慕尼黑有关。

慕尼黑是巴伐利亚的首都,盛产啤酒,而巴伐利亚有一名以风流著称的国王便叫路德维希。Schloss Nymphenburg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夏季王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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