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价值生态:普适价值的存在论视域与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1 次 更新时间:2009-01-21 14: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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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普适价值问题之引来诸多争论,甚至怀疑或否定,源于现代价值理论不能为其提供最终的解释依据与理由。因为现代一切价值理论都是效用理论,这种效用理论局限于生存论平台而考量“一物对一物的需要和一物对一物之需要的满足的使用价值”。而普适价值得以成立的最终解释依据与理由,只能是存在论的。在存在论平台上,凡价值,其自身具有普遍指涉性,这种普遍指涉性根源于生命存在本身:生命存在本身才是最高价值,才是一切价值之源,才是一切普适价值之根本,才还赋予了生命价值以生态品质,才为“价值生态”概念诞生提供了土壤。价值生态乃价值之一般规定,一般特性,一般要求,并由其自身之生成性与关联性、过程性与整体性、历史性与未来性的境遇性整合,构成了普适价值诠释的基本视域与方法。

  关键词: 生命存在 普适价值 价值的普遍指涉性 价值生态 价值生成 

  

  人类进入21世纪,过去那种绝对地缘化的政治、经济格局迅速瓦解,与此同时,得到迅速重建的,是政治、经济的全球生态化。在这样一种现实与发展前景中,普适价值意识有了萌生的土壤,普适价值追求,获得了光明灿烂的前景。然而,对普适价值的反对之声,也每浪高涨。因而,普适价值何以可能的问题,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要解决此一时代性的价值观念问题,则须首先考察普适价值的自身依据,由此,价值生态被突现了出来,普适价值的存在论视域与方法得到彰显。

  

  1、普适价值何以可能?

  

  今天,讨论价值,不得不涉及普适价值;一涉及普适价值,就争论不休,赞成者反对者,其实都在信念层面展开。如果能自觉意识到这种信念,则会发现,这种赞同或反对普适价值的信念,最终不过是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本能护卫。因而,对普适价值的追踪与探讨,最好是超越意识形态指控而达向认知之一般领域,方可有客观与理性。

  “理性”一词,今天似乎已成为无用的奢侈语,但人的实际生存却无时不承受理性的指引,因为人活着,不仅要接受感觉的张本,还需要经验的导航,更需要行动的规训和对结果或原因的追问。对普适价值的认识亦是如此,感觉、经验、理性的审视与反思,此三者构成了普适价值认知的三步阶梯。在感觉的层面,描述什么是普适价值;在经验的层面,判断普适价值存不存在;在理性审视与反思层面,给出普适价值存在或不存在的理由与依据。下面不妨以刚发生不久的汶川地震中几幕情节为例,做一简要分析:

  5•12汶川大地震的当天晚上10点,温家宝总理来到都江堰市聚源镇中学广场,看望遇难群众的遗体,心情十分沉重地说,“我给遗体三鞠躬”。然后,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这位十三亿人民的总理,给素不相识的遇难平民的遗体,深深的鞠躬,鞠躬,再鞠躬。

  5月24日,在北川中学的废墟上,烛光悲泣,丧失爱子和妻子之痛的校长刘亚春,跪在地上,哭着祭奠遇难的学生。几天之内突生白发的这位悲怆中年男人,双手合十,默默地祈祷,然后给在地震中遇难的800多名学生磕了三个重重的响头。

  5月16日,秘鲁政府颁布最高政令,宣布5月19日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中国在汶川地震中的遇难者。

  5月18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公告: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定于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首先,从感觉描述,上面这些行为体现了普适价值;接下来,以经验判断,普适价值是存在的;最后,进入理性审视和反思层面,平等的生命之爱、同情与怜悯,这些人间最高贵的情感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之所以超越国界、阶级、地位、权力而达向平等之域,就在于人的存在、生存、生活需要,就在于人的本性的释放,没有人的需要,没有人的本性的释放,决不会有普适价值存在。

  校长与学生,总理与平民,外国人与本国人,首先都是人,而人,却是由肉体、精神、心灵铸成: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每个生命,都是上苍的恩赐;每个生命,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都同等的重要,都有同等的价值,都享有同等的尊严,都需要同等的庄重、关爱与敬畏。这就是活着的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要为死难的学生祭奠磕头的人性理由,这也是年近七旬的总理为死难者遗体三鞠躬的根本价值表现。

  过去,我们总是以种族、阶级、意识形态为最高准则,来进行利害取舍。面对世界上罕见的四川汶川地震灾难,秘鲁政府发布最高政令,为中国四川地震遇难者设立“全国哀悼日”,秘鲁政府和秘鲁人民的这一行动,告诉了我们,在人类世界里,可能会有许多阻碍、隔离、隔阂的方面,也可能有许多不可通约的东西,但所有这一切, 都可以通过生命本身而达向通融:生命重于一切,不仅指生命具有最高价值,也不仅在于生命创造一切,生命实现一切,还因为生命永远平等。生命的庄重与敬畏,生命的同情与怜悯,生命的广阔博爱与全面慈善,均因为生命的平等存在。在生命的平等面前,在平等的生命面前,真诚的人道关怀,是完全可以并绝对可行地超越国家、种族、意识形态,而达向对苦难生命的共同守护,都可以实现对生命悲剧的共同哀悼。

  过去,在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官本位传统的国度里,官位与权力,是衡量一切的绝对尺度,国殇、国祭,只能是已逝的帝王或特许的功勋卓著者,平民百姓的生命如草芥。哪怕就是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24万人遇难,都没有举国之哀,何也?我们没有学会对人对生命的普适价值关怀。而今天,在又一次举国同悲的巨大地震灾难面前,在成千上万的无辜生命蒙难面前,我们开始学会对生命的平等善待,开始学会了对每个人、每个平凡的生命的关爱、敬畏,开始学会了对生命不幸的深深悲悯与同情。为四川汶川地震遇难者举行国祭,这就是大众生命伦理之普适价值社会化教育、普及与践行的真实体现。

  

  2、普适价值之价值依据何在?

  

  在人所存在的世界里,普适价值既客观存在,也普遍需要。客观存在和普遍需要,此二者本身就构成为普适价值之合法性的依据。但这两个因素之于普适价值而言,始终是外在的,除此,普适价值是否存在其自身依据呢?只有当普适价值寻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依据时,它才能在理论上获得完全的合法性。

  普适价值的自身价值依据,是指价值本身的普适性。在这里,价值本身的普适性与普适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普适价值是指那种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即普适价值是价值之一种,而不是指价值之全部;而价值本身的普适性,是指价值自身就具有普适的内在品质,这种普适的内在品质,不是存在于某种价值之中,而是存在于所有类型的价值之中,因而,凡价值,就具有普适的指涉性。

  当我们提出“价值具有其普适的指涉性”这一命题时,其首要的问题是:这一命题能成立吗?如果能成立,如何来证明它的成立?为此,我们不妨先看一个实例: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拯救生命的行动全面拉开。5月18日上午10时许,来自台湾的红十字欧晋德救援队,在四川绵竹汉旺镇一处塌陷的楼房废墟下探测到生命迹象,立即展开了救援,陆续挖出土石、水泥板块后,听到受困的狗儿叫声。生还的狗主人马云松表示,他的女儿与小狗形影不离,可能与狗同在一起。这时周围有人建议,救人更重要,不要管小狗,但欧晋德表示,“狗儿也是生命,救人的同时应该一起救狗,而且小狗的存活也表明废墟下可能仍有幸存者”。小狗被救出后,生命探测仪显示废墟下仍有生命迹象。救援人员再次投入救援,又救出一条小狗。..........

  这是很平常的一幕,但这也是最感人的一幕,何也?就在于欧晋德救援队在“救人同时救狗”的行为,体现出一种尊重生命的普适价值。然而,尊重生命的行动何以体现了普适价值?因为尊重生命这一行动所体现的价值本身就具有普适性:尊重生命是一种价值实现,但这种价值实现之所以能从人身上扩张到动物身上,使营救队在救人的同时也把狗作为同等重要的生命来对待,也把处于生命垂危状态中的狗拯救出来,是因为营救队员们发现,对生命尊重之价值,本身就是普适的,即它不仅适合于人这种生命,也适合于狗这种生命,当然也适合于自然世界的所有生命。因而,尊重生命作为一种普适价值之所以存在,不仅在于人们需要它,也不仅在于它客观存在,而在于尊重生命之价值本身就是普适的,就能够指涉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命存在者。所以,尊重生命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普适价值,其根本前提是尊重生命之价值本身的普适性。

  价值判断是容易的,它可以凭借经验而完成,但价值证明却相对难,因为它必须借助于理性反思才可实现。求证“价值本身何以具有普遍指涉性”,首先涉及对“价值”的重新审查。

  一旦重新审查“价值”概念,首先应消除价值哲学领域对“价值”认识的那种畏怯之情:“‘价值’是一个极为含糊、暧昧、模棱两可的概念。”[1] “即使就全部概念来说,也几乎没有像价值概念这样难以界定的。”[2]然后须寻求确立一个相对具有包容性的“价值”定义来作为审查的出发点,由此我们选择了尼古拉斯.布宁在《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中对“价值”( Value)的定义:

  一般而言,价值意味着那使一件东西成为值得欲求的、有用的或成为兴趣的目标的性质。价值也被看成是主体的主观欣赏或是主体投射入客体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价值”等同于“被判定为有价值”。[3]

  由此定义可以看出,价值就是“使之成为.......”的东西,这几乎是价值论探讨中所不证自明的“公理”。

  在“使之成为.......”的价值构成中,人们最关心的是“谁使谁成为”和“什么使什么获得”的问题,由此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及其二者的关系被突显了出来。什么是价值呢?从“谁使谁成为.......”角度看,就是当主体与客体构成一种实际的关系时,主体使客体成为(的那种东西)就是价值;如果从“什么使什么获得.......”角度看,就是当主体与客体构成一种实际的关系时,客体实际赋予主体的某种东西就是价值。将二者统合起来看,所谓价值,就是当主体与客体构成实际的关系时,主体使客体成为使用对象而客体实际地赋予了主体以使用效能时,就产生了价值。由此可以概括,价值的生成实际地需要三个条件:一、价值必须发生于两者之间,且此两者必须构成一种现实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需要与满足需要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需要者是价值实现的主体,满足需要者是价值实现的客体。二、在这种关系结构中,需要者使自己成为了现实的需要者并使此一关系缔结的另一方面成为满足需要的给予者,这就是需要者必须使自己成为主体并使对方成为客体。三、在这种关系中,被规定为满足其需要的给予者----即客体----以其自身为代价而实现主体的需要,这一行为所达及的最终结果,就是客体对主体需要所产生的效用。概括如上三方面之规定,简言之,“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的效用性。”[4]

  由此不难看出,尼古拉斯.布宁对“价值”的经典定义中,关于价值就是“被判定为有价值”的本质规定,即价值乃客体对主体需要之效用。所以,效用观念,一直构成价值理论的思想基石。王海明在其修订版《新伦理学》中讨论价值时指出,一切所谓的关系价值论、意义价值论、属性价值论,其本质规定都是效用论。王海明所论确实如此,因为,关系价值论所关注的是主体与客体需要之间的关系构成:“所谓价值,就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肯定与否定)的关系。”[5]这种关系构成的前提,是主体之于客体的需要;而这种关系构成的绝对条件,是客体对于主体需要之满足。所以,在关系价值论中,其本质规定仍然是主体要求客体发挥效用和客体向主体实施(即实现)效用。如果说关系价值论所注重的是价值构成的条件(即价值形式),那么,意义价值论的关注重心却是价值的意义生成(即价值内容):价值的意义生成,就是价值的实现。价值的实现,意味着主体之于客体的需要和客体之于主体的效用,得到双重实现,所以,说到底,“价值关系是一种意义关系或一种效用关系,它们是等值的。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也就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效用。”[6]其实,按照价值效用论的观点,主体对客体的需要,这是主体意识到或发现客体具有能够满足其需要的属性或功能,“价值就是指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那些功能和属性。”[7]客体实现对主体需要的效用,这是客体对自身属性的释放,也即是客体向主体之效用功能的发挥。所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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