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一代宗师和他的政治学遗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0 次 更新时间:2009-01-21 0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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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进入专栏)  

  

   题记 这篇文章有新写的,也有过去的。有片段在其他地方发表过。

  

   美国杰出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不久前溘然逝世,随着他的逝世,已由颠峰落下的现实主义政治学的光彩也将渐行褪去。亨廷顿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身后留下了丰富的政治学遗产,政治学家们将长时间地翻检这些遗产,不会简单地将他忘却。

  

   横亘在政治学领域的一座高山

   亨廷顿的学术生涯堪称辉煌,其几部著作风行于世界政治学界,以至几十年来言必称亨廷顿。他的著作大多在中国有译本出版,对中国思想界影响颇大。就难把亨廷顿的政治学冠以某种“主义”,但出于归类的必要,我还是愿意接受国外学术界的一般说法,把亨廷顿看作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学家。从马基雅弗里以后的各政治学流派都有现实主义的特性,甚至可以说越是注重逻辑演绎的政治学,才越具有现实主义的特性,但亨廷顿的现实主义更像写实主义。曾有留美政治学学者告诉我,在美国,狭义的政治学有两个流派,一个是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政治学流派,另一个则是以奥斯特罗姆现代政治学。前者的光环正在暗淡下去,后者显示出持续的生命力。更广义地看,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已经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的基础,政治学正在超越现实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走向科学体系建设的新时期。亨廷顿逝世以后,不可能再有人用现实经验主义的方法实现对亨廷顿的超越。亨廷顿是一座山,但也是一座政治学家身后的山。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其理论的奠基之作(本文的引语如没有注明出处,均引自这本书)。除此之外,亨廷顿的主要著作还有《难以抉择》、《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国政治》、《现代社会中的权威政治》、《民主的危机》等。他的后续著作在方法上和思想水平上没有超越《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部著作,尽管它们给他带来更多的荣誉。

  

   解释社会冲突的一个范式

   亨廷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解释社会冲突的范式,但他运用这个范式来预测国际政治走向却可以说一败涂地。

   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是一代又一代善良人士的理想,但是,在以往时代,特别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前,和平理想大多是百姓的朴素愿望或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渗透了自己价值观的道德说教,而鲜见进行实证性分析的科学著作。从马基亚弗里、卢梭等近世学者开始,社会稳定或冲突问题进入了科学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开始对社会发展产生真正的影响。二战以后,在政治学领域,亨廷顿关于社会冲突问题的研究颇受人们关注,并特别对中国学者产生很大的影响。《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凝聚了他关于社会发展与冲突的重要学术见解,读来让人颇受启示。这部著作出版已经跨越30年,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者的基本思想在时间老人面前显示出破绽。

  

  

   亨廷顿的著作给我们明确提出了一个关于政治体制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关性的理论解释模型,这个模型的基本要点是:

   1·一个社会的政治成熟程度与其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密切相关。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这些理论指标越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2·政治体系或政体可以根据其政治制度化程度、政治参与程度(亨廷顿对这一概念没有作明确讨论)及其二者比率的高低加以区别。

   3·一般而论,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政治参与程度高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与此相反,若政治制度化水平高,而百姓的政治参与程度低,则政治比较稳定。

   亨廷顿的上述理论无疑具有启发性,至少有提出问题的好处。但是,这一理论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从世界政治的发展看,在亨廷顿的著作出版以后,一系列的实际变化没有支持亨廷顿的论点。亨廷顿在本书的写作时曾把埃塞俄比亚归于政体稳定的一类,但埃塞俄比亚的局势在亨廷顿的著作出版不久即陷于剧烈的社会动乱之中,至今仍不平静。他还认为原苏联社会应该是稳定的,但众所周知的事实却不是这样。他判断埃及、阿根廷的社会是不稳定的,但事实上却比较稳定。一个理论如此不能解释和预测社会实际,甚至连短时期的预测也不可能,不能不让人对它的正确性发生怀疑。

   亨廷顿相关模型失败原因之一恐怕在于使用了“政治参与”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什么叫政治参与?亨廷顿没有作认真交代。从其行文中可以看出,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指公民介入政治活动。亨廷顿没有使用经济学的方法了分析政治参与,他事实上把政治参与看成是一种无差异的活动。如果仔细观察当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不难发现民主国家(仅就政体而言,并非指“真正”的民主)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其他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是两回事,性质上有显著差异。民主国家的公民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表达一种政治意愿,而专业的政治活动由政治家去搞,政治活动事实上具有专业分工的性质,一般公民事实上远离政治,对政治活动比较淡漠。一些国家在大选中投票率下降便是证明。专制独裁国家的情况不同,在那里没有形成一种公民表达政治意愿的游戏规则,几乎一切有文化的公民都关心政治,没有形成政治活动的社会分工。这种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社会的政治分裂就越严重。这种局势下的政治参与本身就是政治不稳定的同义语。一定意义上说,古代社会也有下层百姓的政治参与,不过,有时候程度高,有时候程度低;高的时候是起义、造反,低的时候是做顺民;高的时候社会危机严重,低的时候是所谓“昌明盛世”。当然,古代社会的政治参与也是政治不稳定的同义语。按照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亨廷顿的理论分析模型实际上堆砌了一些同义反复的判断。政治制度化水平低,意味着政治结构的脆弱,而(在不发达国家)政治参与本身便是政治不稳定,那么,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比率低,当然是政治不稳定了。

  

   农民和工人没有天然的政治袖标?

   一般认为,农民有保守的一面,也有激进的、易于引发社会动荡的一面。亨廷顿说:“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基础。如果它积极反对这个制度,它就会成为革命的载体”。亨廷顿的这个意见对我们有启示,这里不妨稍稍展开分析。

   究竟显示那一种作用,取决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决定农民是否反抗既定秩序,主要有三个因素,即土地的分配状况,农民的组织程度和乡村的开放程度。一般来说,土地占有的分化程度与农民的暴力反抗倾向成正比,即土地分配越平均,农民越安定,越不易显示暴力倾向;相反,土地分配越不公平,农民就越倾向于暴力反抗既定秩序。农民的组织程度与农民的暴力反抗倾向成反比,即农民的组织程度越高,农民越有可能通过谈判方式与既定秩序达成妥协,从而越有可能避免暴力反抗的出现。乡村较高的开放程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如同“拱猪”扑克游戏中的“加速器”,较高的开放程度与土地分配不公结合起来,会加剧社会不稳定;而与公平的土地占有制度结合起来,则会促进社会的稳定。乡村较低的开放程度对社会稳定有复杂的影响。开放程度低,特别是与城市交流的程度低,不易使农民强烈感受到社会的不平等,有利于降低农民的非法抗争的预期收益,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但是,乡村的闭塞往往会强化农民的宗教情感,并使农民处于严重的非组织状态,一旦出现诱发因素,农民便会揭竿而起,一发而不可收拾。同时,政府对闭塞乡村的控制能力不可能很强,农民一旦起来造反,政府必陷于政治上的窘境。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的非法(或暴力)抗争不仅可以出现在未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也可以出现在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

   在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政治转变和乡村土地改革的社会,上述影响农民政治行为的三个变量都取得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量值。土地分配是不公平的,农民不可能有稳定的组织形式,而乡村的封闭已开始被打破,农民可以说是蠢蠢欲动。一旦条件具备,比如说有出身于乡村的知识分子的号召,农民就会形成推翻既定秩序的强大力量。这种情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背景。农民的反抗主要表现为夺取地主的土地。当然,这种反抗也有可能采取政府和农民共同对付地主阶级的形式,但即使如此,一定程度的暴力也难以避免。在本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哥伦比亚,农民开始占领地主的土地,地主要求获得政府的保护,而政府却利用了农村暴力的压力,迫使议会通过土地改革的法令,承认农民所占土地的合法性,从而完成了一项大的社会变革。然而,并非所有国家有这样的运气(条件)。

   在那些完成了土地改革的社会,甚者是在发达国家,也可能出现农民与政府的剧烈对抗。这个时候的农民主要针对农产品价格、农业经营条件和农产品贸易保护等问题与政府的政策发生冲突。30年代的美国,甚者二战后的法国,都有过农民与政府间的激烈冲突。但是在发达国家,农民人数较少,政府有较大能力对农民进行补贴,特别是由于农民的组织程度较高,使政府与农民的谈判成本较低(如果组织程度低,政府就很难找到谈判对手),从而使政府与农民之间不可能发生持久的剧烈冲突。在发展中国家,即使经过土地改革,但因为农村人口多,加之农村经济的分化使一部分农民丧失土地,农村人口的游离速度赶不上工业吸收劳动力的速度,便会农村动乱的危机。

   亨廷顿还分析了工人在社会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早期工业化国家中的社会冲突和工人罢工的最根本的原因,或许就是不愿承认劳工有组织起来的权利,不愿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一个政府越是坚决拒绝承认工会组织的合法性,工会就变得越激进。”“较发达的工会组织带来了更大的工业太平和政治稳定,但却减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亨廷顿的后一评论是不恰当的。事实上,虽然工会力量使工人工资有了刚性,成为企业成本上涨的因素,但劳资关系的稳定增加了企业预期的稳定性,减少了罢工的工时损失,从而有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

   在现代工业社会,工会的作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曾经有过多种职业经历的美国学者Schrank对工会发展趋势作过研究,他认为,由于人本主义管理方法的引入,工作场所的合作意识日趋强烈;技术进步使劳动条件发生变化,过度剥削的概念已日益模糊;不断扩大的服务业更使传统工厂中的那种阶级界限趋于淡化。这些情形使工会在劳资关系问题上更容易采取合作态度。

   如果说工会的发达有利于工业社会的稳定,那么又如何解释有些产业部门没有工会或工会不发达的情形?亨廷顿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在美国,诸如Prudential、Polaroid、IBM和Texas Instrument这样一些大公司中没有工会,在这些公司中,管理部门为职工提供了较丰厚的报酬,还提供漂亮的咖啡厅,安静的工作场所,体操房和休息室。显然,工会的职能被管理部门替代了。不是任何公司都可以发生这种替代;只有那些白领工人较多、技术性质对工作环境要求较高的企业,才会降低人们对参加工会的兴趣,因为这种企业给职工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与其说是为了防止工会的产生,不如说是企业的技术性质使然。

  

   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政治活动中有没有建设性作用?

在政治活动中,特别是在制度转变时期的制度创新中,不同领袖所起的作用不同。亨廷顿注意到,在学生、宗教首脑和军人这三种人充当政治领袖时,前两者的局限性极大。“不管是学生还是宗教领袖,在政治制度的发展方面都不能起到建设性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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