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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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  

   第四章 民主化的特征

   第一节 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

   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方式各自不同。不过,若把它们的所有差异撇在一边,第三波中的变革、置换和移转倒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到1990年为止,已经出现或正在进行民主化五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即巴拿马和格林纳达,是外部入侵和强加的结果。其他所有的转型国家在它们所缺少的东西方面都很相似。除了尼加拉瓜这个有争议的例外,没有一个威权政权是被游击队的叛乱或内战搞垮的。只有在两个国家,即葡萄牙和罗马尼亚,发生了可以称之为革命性的动乱,但是葡萄牙的革命只涉及到很少量的暴力,而罗马尼亚的革命是一场受到武装部队支持的城市叛乱,而且历时短暂。只有在罗马尼亚、菲律宾、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军队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战斗。除了在菲律宾、罗马尼亚和东德外,愤怒的群众没有冲进总统府。

   那么,民主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呢?民主的国家是用民主的方法产生的:舍此无它。民主国家是通过谈判、妥协和协议而产生的。它们是通过示威、竞选和选举而产生的,是通过非暴力地解决分歧而产生的。它们是由政府和反对派中的政治领袖所缔造的,他们都有勇气向现状挑战,并使他们追随者的眼前利益服从于民主的长远需要。民主国家是由政府和反对派中的领导人,即那些抵制反对派激进分子和政府中保守派的武力挑衅行为的领导人所创设的。民主国家是由政府和反对派中那些有智慧承认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垄断真理或美德的那些领袖们所创设的。妥协、选举、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在不同程度上,这些也是这一波民主化中绝大多数变革、置换和移转的特征。

   第二节 妥协、参与与适度交易

   在政治精英中进行谈判和妥协是民主化进程的核心。在社会中关键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的领袖们相互进行公开或私下的交涉,而且找出可以接受的实现向民主转型的协定,哪怕这种协定尚不尽如人意。当然,改革派和温和派之间的谈判、妥协和协议是移转的中心因素。在移转过程中,这一进程常常是不公开的,因为政府中的改革派开放政治进程和反对派团体调整他们的要求并采取温和的策略来加入这一进程。在领导转型过程的改革派与反对派中的温和人士之间不时地也会达成公开的协议,因为他们愿意吸纳这些温和的反对派。在置换和移转的过程中,亲民主的反对团体在自己阵营内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一旦通过置换而掌权,以前反对派中的温和派通常就会采取一条中间的路线,并对改革派、保守派和激进派作出必要的让步。不论是政府一方,或反对派一方,还是双方首先发起民主化,这些关键性人物在某一时刻,就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和所要创立的新体制达成协议。

   建立民主所达成的协议有多种形式。在巴西、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转型过程中,其特点一般是“在反对派和试图实现从威权政权向民主转型的官方看守阵营之间达成暂时的谅解”。这些谅解通常只是就“一些程序,主要是在转型过程中的程序上(主要是选举)的基本规则的默契”。在其他例子中,政权的变革与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于1957年与1958年间在第二次浪潮中的转型相类似。在这两个国家,相关的各方之间通过谈判达成了公开的协议。在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和苏亚雷斯领导的政府控制了转型的过程,但是政府和反对派也搞了一场“妥协的政治”,以便在制宪会议中达成协议,协议的内容涉及新民主体制的宪法框架和就1977年11月所签订的蒙科洛协议(Pact

   of Moncloa)达到一致。在这一协定中所有相关的政党,包括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同意一项全面的经济纲领,其中包括限制工资、货币贬值、金融政策、增加公共投资、限制社会保障、税收改革、工会活动、管理国有企业和其他事项等等。在波兰,团结工会和共产党在圆桌会议中通过谈判在1989年3月和4月间签订了协议。在匈牙利,政府和反对派领导人通过谈判在1989年的夏天签订了“三方”协议。在那一年秋天的晚些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和反对党领导人也就向民主转型的安排达成了一致意见。在乌拉圭,军方和政党领导人在1984年8月签订了海军俱乐部协议。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主要的参加者都是政府和反对派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许多个案中,也会与社会中主要社会和组织力量的领导人物达成公开的协议,或是默契,这些领导人除来自军方外,还有来自商界、工会,必要的话,还来自教会。

   不论是否通过谈判签订明确的协议,但是,若主要的参加者中间在权力资源上不存在重大的差异,如果各方的领导人能够有效地控制其追随者,那么,达成某种公开的协定或默契,则更为容易。如果谈判是在人数较少的领导人中秘密进行的,也更容易达成协议。在西班牙,即使在制宪会议中,正如西班牙人所说的,一些关键的安排仍然是“在幕后”通过谈判而达成的。在波兰,圆桌会议的谈判是相对公开的。但是,最重要的许多问题却是在“秘密的、对等的和远离大众传播媒介的”华沙郊外马格达伦卡(Magdalenka)的一幢别墅里讨论的。“参加秘密会谈的人比参加公开会谈的人要少得多。”谈判双方的领袖,基斯查克(Czeslaw Kiszczak)将军和雷克·瓦文萨,偶然只是在公开的场合露面,就“迅速地前往马格达伦卡,然后在那里进行私下的会谈”。在有关私下会谈方面只“发布一些含糊其辞的和充满外交辞令的公报,就像是直到最近一直还在交战的两国大使之间所发表的公报那样”。正是在这种会议上,共产党和团结工会才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协议。

   如果谈判中所达成的妥协“令各自的追随者不能接受”,那么,这种妥协常常会为政治领袖制造一些难题,在西班牙就是如此。苏亚雷斯强调,在西班牙有必要突破“少数西班牙人可以把一切强迫给大多数人”的那种旧格局,而且应该形成一种有容乃大的共识。不过,正如另一位政府领导人所指出的,“在不同政党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导致了西班牙社会对各政党的不满,因为那时的西班牙各政党没有能够充分地履行利益代表的功能。”一家共产党的杂志评论到,共产党因为“我们队伍内外出现的失望情绪”而深深困扰,因为“所有的政党都以一个调子说话”,而且“在共产党中也不再有明确的共产主义的特征。”在1980年的玻利维亚,基层的工会会员“普遍地批评”他们的领袖与军方和政治领袖就转型选举所签订的协约;在1990年的尼加拉瓜,反桑蒂诺派的工会会员同样因为被当选总统查莫罗(VioletaChamorro)意任命奥尔特加(Humberto ortega)为武装部队总司令而感到“被出卖”。在波兰,团结工会和共产党的长期支持者们因为这两个组织的领袖达成的妥协而与他们疏远。共产党中的保守分子攻击雅鲁泽尔斯基“向反对派让出了太多的权力”,攻击他放弃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团结工会在群众大会上攻击瓦文萨与政府进行谈判,而且,那些激进分子也抨击瓦文萨,嫌他“努力与左翼当权者达成妥协”。团结工会的支持者们特别反对工会领导支持雅鲁泽尔斯基担任波兰总统。团结工会的一位首席记者评论到,由于1989年就组成政府所进行的谈判,“双方都害怕他们各自的选民。……而且,事物的逻辑把共产党和反对派推入了密室,以躲过公众私下达成安排。”在匈牙利,有共产党和反对派圆桌会议在1989年9月所达成的协议的主要内容受到了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的挑战,并在两个月后举行的一次公民投票中遭到了否决。

   威权政权的垮台总是让人兴高彩烈;民主政权的创立则常常使人幻灭。那些通过妥协才创立这种政权的少数政治领袖们很少能够逃脱说他们“出卖了”其选民利益的指责。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不满的程度也是他们成功的标志。波兰学者拉门托维奇(Wojtek Lamentowicz)问到,“有两派被人为提合在一起,而且都是寡头式统治的政治力量,他们之间的配合怎么能使得在一个国家实现民主呢?”不过,这种方式也许是最有效的方式。在第三波中,民主制度常常是由那些愿意为了取得实现民主这一目标而不惜出卖其追随者的领袖们所缔造的。

   在多数实现民主化的国家,最重要的妥协或许是所谓的“民主交易”,即在参与与节制之间的交易。在导致民主化的或明或暗的谈判过程中参与的范围被扩大了,而且更多的政治人物和团体有机会竞争权力,并根据明确的或私下的谅解而赢得权力,在这一谅解中,他们答应在策略和政策上持温和态度。在这种意义上,第三波重复了欧洲第一波民主化中的经验,那时,工人阶级和社会党放弃了他们对暴力革命的信条,使他们的政策变得温和,这样使他们获得了选举权。在十九世纪末的意大利,乔安尼·基奥里蒂(Giovanni Giolitti)劝说人们采取一条“通过加盟而实现非激进化”的政策。在二十世纪后期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节制是“权力的代价”,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赢得了他们的胜利,并通过非激进化实现了对曾经与之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宽容。”

   根据定义,威权政权会严厉限制政治参与。在威权体制中的统治集团常常认为某些反对派的领袖和政党特别讨厌。民主化则要求认可这些集团为政治生活中合法的参与者。数十年来秘鲁和阿根廷的军方一直用武力压制阿布里斯派和庇隆派,以防他们获得或运用权力。在八十年代,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军方不仅认可他们那些旧的对手参与政治,而且最终认可他们获得权力。在希腊的转型过程中卡拉曼里斯在就职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就使希腊的共产党合法化。由于面临更为困难的局势和右翼政变的严重威胁,苏亚雷斯也在1977年4月使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胡安·卡洛斯在确保武装部队“勉强认可”共产党的合法化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在乌拉圭,海军俱乐部协议使得左翼的广泛阵线(the Broad Front)合法化。在巴西的转型过程中,对1964年以前的那些老政治领袖的禁令在1979年被废除,而且,立法机关在1985年也使得以前曾被宣布为非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合法化,并赋予文盲以投票权。在1989年,智利选民投票修正了他们的宪法,以使共产党合法化。在1987年的土耳其,先是议会,后是全体选民废除了军方的法令,这些法令禁止100位政治家参与政治。在1990年,南非解除了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令,被囚禁的政治领袖也获得了自由,流亡人士也被允许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

   民主交易的另一面是那些参加交涉的领袖和团体在战略和策略上的节制。这常常要求他们同意放弃暴力或任何主张革命的信念,接受现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基本制度(如私有财产、市场体制、军方自治和天主教会的特权),通过选举和议会程序来获得权力和推行其政策。在西班牙的转型过程中,军队认可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为西班牙政治的参与者,社会党人认可了资本主义,共产党人也放弃了他们的共和主张,并接受了君主制和为天主教会所作的特殊安排。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通过在1979年说服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放弃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效忠,从而为三年后选举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在西班牙,马里奥·苏亚雷斯也同样领导社会党人进入了权力中心。他在1983年作为包括保守党在内的执政同盟的首脑重新掌权之后认可了“放弃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国家主义倾向的必要性,而他们政党中的一个重要派别特别坚持这些倾向,”冈萨雷斯还实施了一个非常严厉的紧缩政策。在希腊,帕潘德里欧抛弃了那些“更为激进的和更加富有正义的立场”,而他在过去一直采纳这一立场,而且他在就职之后行动也很节制。在秘鲁,秘鲁人民革命同盟采取了中间的立场;在阿根廷,庇隆派转向了右翼;在波兰,团结工会先是走中间道路,然后又转向偏右。在巴西,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与政府的政治游戏进行配合……而且反对派也极其温和。甚至在选举(cassacoes)成功之后,巴西民主运动仍然有效地劝说其更加激进的成员保持温和。”在1988年的智利,就皮诺切特举行的全民公决的运动中,反对派联盟同样的采取了一条有意而且公开的温和路线。

这样,新的参与者和以前的左派的非激进化大大地有助于向民主的转型。如果那些在新政权中第一次掌权的人不是在政治上与以前的威权统治者十分疏远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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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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