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7 次 更新时间:2020-08-06 22: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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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文明冲突论"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巨大争论,但它却预见性地绘制了21世纪头20年世界政治变迁的路线图,这无疑是社会科学的一大谜团,因为社会科学旨在解释经验而非预言未来。亨廷顿本人的回答是因为他建构了"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即文明范式。文明关系形成于古老的过去,影响着当下,塑造着未来,因而文明范式经典地体现着历史政治学的时间进程概念;在时间进程中,财富权力的转移带动了作为文明表现形式的政治思潮,政治思潮直接刺激着古老的文明关系和世界政治走向。历史政治学路径下的"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事实上是以文明范式为核心的世界政治学,这可以看作是传统国际关系学的转型升级学科。不同学科的不同范式,意味着研究路径甚至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关键词:亨廷顿 世界政治 文明范式 历史政治学

  

   引 言“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

   亨廷顿是中国学者最为熟悉的国外社会科学家之一,他的很多观点,大家都能够信手拈来,对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以下称《文明的冲突》) 中所做的很多判断更是耳熟能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正认识了亨廷顿的思想贡献。《文明的冲突》几乎精准地绘制出 21 世纪头 20 年世界政治变迁的路线图。问题来了: 亨廷顿为什么能准确地预测了世界政治走向? 要知道,社会科学主要是研究过去,即基于过去的经验而发现理论,很少有人敢预言未来,即使预言了,也如同中彩票一样不靠谱。但是,《文明的冲突》确实绘制了 21 世纪头 20 年的世界政治路线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在 1997 年写给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亨廷顿这样自问自答: “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多的讨论,为什么我的著作至今已经被翻译成 22 种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 我认为,答案是,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这是一种不同于长期以来以大国关系研究为主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亨廷顿的这段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它意味着,“文明的冲突”是一种替代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当然,文明范式只是一种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沃列斯坦的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单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则是另一种影响巨大的思维框架。

  

   “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其实就是世界政治学科问题,《文明的冲突》是世界政治学科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转型与升级提供了一个范本。思想进步应该是基于学科规范上的研究,在现代社会,没有学科规范意义上的思想争论,很多时候是没有头绪的,不会给人明确的方向感。因此,本文主要是发掘亨廷顿的学科建设贡献,梳理作为“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是如何形成的。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在方法论上,亨廷顿秉承的是典型的时间进程之维,即,关键时刻形成的重大事件( 诸如文明) 具有当下乃至未来的作用,理解当下和未来的世界秩序需要在历史连续性的时间进程中寻找,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种连续性存在; 在时间进程中,历史不但给人们观念上的启示即分析问题的情景性,还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性存在乃至实践。在学科范畴上,这是典型的历史政治学之维。本文将在历史政治学的视野下发掘作为“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及其学科意义。

  

   观察世界政治的文明范式

   在抛出替代性的文明范式之前,亨廷顿首先梳理了几种流行的解释国际关系的理论,以论述为什么不存在“普世文明”和“普世价值”,否则就不存在“文明的冲突”了,并阐述了文明冲突的内涵以及文明冲突的样式。

  

   1. 观察世界政治走向的范式之争

   以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为标志,冷战结束了。如何看待冷战后的世界? 世界向何处去? 亨廷顿指出,需要新的观察范式以厘清变动中的世界秩序。在亨廷顿看来,理论或范式会歪曲或模糊一些事物,但是,如果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要的。但是,具有竞争性的、相对有效的范式必须具有以下功能: 理顺和总结现实; 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预期,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预测未来的发展; 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 弄清楚我们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所以,对于亨廷顿来说,建立范式是为了预测,而对于世界政治研究而言,范式具有战略规划功能,即: 世界政治向何处去? 美国怎么办? 对于未来走向的“预测”,亨廷顿信心满满,范式能导出预测,“对一个范式的有效性和有用性的决定性检验应当达到这样的高度: 从这个范式导出的预测结果证明比其他可供选择的范式更精确”。

  

   根据亨廷顿的总结,冷战之后,不同的范式给出了不同的图景。第一种看法,也是最有影响的,便是“历史终结论”。1989 年,敏锐而大胆的福山一鸣惊人: 历史终结了,人类已经发现了最终的也是最好的制度模式——美国式代议制民主,全世界都要走向美国的政治制度。大胜利给美国人带来了大狂欢。围绕“历史终结论”而出现了一系列“家族概念”: “软权力”,即美国的制度和文化有吸引力; “民主和平论”,即世界上民主国家越多越和平; “自由制度主义”,即一种名义上“相互依存”但实质上是以美式自由民主为支点的国际制度在“接触中改变”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都是大胜利之后的“理论大狂欢”,持这一理论者无不认为将出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因此,他们致力于改造其他国家为美式民主——哪怕以战争手段。这就是冷战后美国人的乐观主义战略设计,其理论范式可以与自由制度主义关联起来。

  

   第二种看法相当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出现了“两个世界”——我们和他们; 这是发达与不发达、穷国与富国或者文化上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国际关系。亨廷顿认为这种看法没有现实性意义,它们是现实,但不会改变世界秩序的走向,因为穷国缺乏向富国挑战的手段,文化的非西方其实是无所不包的概念,非西方不会团结起来。

  

   第三种看法就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认为世界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实力政治”依然是各国政治的出发点,假设所有的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利益,并以同样的方式行动,权力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唯一出发点。当时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流行就是明证。在亨廷顿看来,现实主义不能用以深入理解国家行为。国家固然要根据权力去界定利益,但除此之外,还要根据许多其他东西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如果出于均势考虑,40 年代末欧洲国家应该与苏联而不是美国联手,但是欧洲国家看到来自苏联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威胁,也就是说,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利益的界定,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总之,现实主义理论用以观察冷战可能是有效的,但是无助于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时期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

  

   在否定了上述图景后亨廷顿明确提出了“文明范式”: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同具有与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公众和政治家认为威胁不太可能产生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体制和文化。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 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对之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

  

   文明、文化的不同类型很多,果真如此,世界岂不是要回到原始部落状态? 作为战略家,作为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设计师的亨廷顿,“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秉承他一贯一针见血的文风,指出“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其中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尤为显著,“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拓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2. 为什么不存在“普世价值”?

   坚信了“文明的冲突”,在理论上必须首先清理大胜利带来的大狂欢式观念——作为“历史终结论”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指“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在亨廷顿看来,“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深刻但不恰当,恰当但不深刻,以及既不恰当又不深刻的事情”。

  

   存在“普世价值”吗? 其实,早在《国家间政治》中,摩根索就直言所谓的普世主义就是民族主义甚至帝国主义,即,将自己民族的价值观论述成普世主义的。亨廷顿关于普世主义的看法与摩根索如出一辙,认为“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宣扬西方文化的普世主义是错误的、不道德的,而且还是危险的。

  

   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这种假设根本不是事实,亨廷顿在该书的一开始论证说,公正、善良等价值固然是全人类都追求的,但这些价值本身不构成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或者说公正、善良等道德层面的价值不会当作政治价值去推广而引发人类的政治斗争; 苏联的失败也只是其信奉的意识形态即苏联模式出了问题,这种政治思潮之外还有其他思潮,诸如那些试图改变人们观念和信仰的宗教。全球化看上去让大家说着同样的话语,甚至连中东地区的年轻人也在喝可乐吃汉堡包,但西方文化的精神实质不是“巨无霸”汉堡包( MagnaMac) 而是“大宪章”( Magna Carta) 。更重要的事实是,通讯发展所推动的全球化,不是生活方式和信仰的一体化,而是刺激了本土文化的复兴和宗教复兴更有助于反西方。这就是亨廷顿看到的多元文明的现实性图景。

  

   之所以是不道德的,是因为假设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这必然是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文化的传播依赖权力的扩大,英国和美国对于世界的主导地位都在先后撤退,倘若重新鼓吹普世主义,那就意味着非西方文化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为此只能助长了西方的霸权。

  

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普世主义事实上的帝国主义性质,即扩张性侵略性,可能会导致核心国家之间,也就是重大文明间的战争,进而导致西方的失败。因此,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亨廷顿列举了八大要素所共同构成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竭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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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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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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