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树军:作为制度的国家:亨廷顿政治视野的整体性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8 次 更新时间:2019-11-13 07: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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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树军  

   内容提要:现代政治学是世界时势巨变的产物,如果说“国家中心论”是英美霸权更迭之际的理论反映,那么,亨廷顿的“作为制度的国家理论”也可以说是英美霸权更迭之后、美国先是对西方世界后是对非西方世界的支配地位的理论反映。对他来说,国家就是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不变的政治要素,国家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治乱兴衰的关键所在,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二元对立而是彼此之间紧密关联、相互影响,因此,重要的不是国家是否“现代”,而是国家的实然构成。

   关 键 词:政治制度  有效性  正当性  政治秩序  亨廷顿

  

   大约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在塞缪尔·亨廷顿的学术墓志铭上这样写道:“亨廷顿堪称美国世纪的最伟大政治学者。”①亨廷顿浸淫美国政治六十余年,见证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中崛起又在冷战终结后渐显衰颓的全过程,其论著覆盖政治学的所有关键领域,还培养了整整一代在政治学各个分支领域各有建树的政治学者,比如华盛顿大学的乔尔·米格达尔(Joel S.Migdal)、哈佛大学的斯蒂芬·罗森(Stephen Rosen)、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和斯科特·萨根(Scott Sagan)、普林斯顿大学的阿伦·弗雷德伯格(Aaron Freidberg)、美国《外交事务》主编吉迪恩·罗斯(Gideon Rose)等。②这个盖棺定论,对他来说或许并非过誉。

   但是,亨廷顿在身后备享哀荣,生前却又充满争议。他既是政治上的新政自由主义者,又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学术作品大都散发着浓郁的保守主义气息;他既坚持思想学术上的保守主义,又主张保守主义并没有自己的乌托邦,保守主义在冷战情境中必须保守自由主义。③亨廷顿思想中的这些冲突对立是否不可调和?亨廷顿不同时期的政治理论有没有一条纵贯线?亨廷顿的学术影响力究竟来自其多变还是其不变?亨廷顿一生致力于关注政治世界的重大问题,作为政治学理论中枢的“现代”国家问题不仅当然在其视野之内,甚至可以视为其政治理论图景的门户所在。进而,由于亨廷顿的学术生涯贯穿了美国的兴衰全程,厘清亨廷顿如何在现代政治世界中安放国家,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其思想的变化与不变,也有助于更真切地探索大国的治乱兴衰之源。

  

   一、国家的出场

  

   “现代”国家问题贯穿了亨廷顿的主要学术论著,使其政治理论具有了一致性和整体性。亨廷顿学术生涯的第一个十年(1946-1956)主要处理了政党政治④、官僚政治⑤和军政关系⑥三个主题,1957年的《军人与国家:美国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下文简称《军人与国家》)是这个阶段的集大成之作,也使之成为美国军政关系研究的主要开创者。1968年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是其学术生涯第二个十年的代表作,他主张区分政治体系的差异与政体的差异、“政府的形”与“政府的度”、“在统治”和“不在统治”,进而区分国家的有效性与正当性,最终区分国家与“现代”国家。在亨廷顿的政治思想图景中,政党制度、官僚制度、军政制度都是国家的顶梁柱。

   五十年前,在写作《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之际,亨廷顿正是沿着这条清晰的国家问题意识展开的。他批评并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治学也即现代政治学流行的、简单化的直线性现代化理论,他主张政治现代化并非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产物,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或曰变化社会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实现政治稳定,因此,政治学者应该像经济学者分析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聚散那样,讨论政治发展和政治权力的集中、扩大与分散,探索通过政治制度的发展走向政治秩序的方式方法,而不论人们对于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和可取性有什么样的分歧。⑦正是在某种“权力的物理学”的基础上,“作为制度的国家”出场了。

   《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的首章首节首段首句堪称亨廷顿国家观的凝练表达,即“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不在于政府的形(form of government)而在于政府的度(degree of government)”。⑧亨廷顿在这里把“政府”用作双关语,在“政府的形”中作名词用,指静态的、形式化的权力结构;在“政府的度”中作动词用,指动态的统治水平、例行化的制度过程。三联书店的中译本将这句话中的“政府的度”译为“政府的有效程度”,从而把亨廷顿定位为流行的社会意见所认为的“国家主义者”。或许也正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回归国家范式”的主要开拓者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认为,亨廷顿、莫里斯·贾诺威茨(Morris Janowitz)、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uinn Wilson)等人突破了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所坚持的“社会中心论”,延续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期间反映英美霸权更迭的“国家中心论”,后者的代表作包括哈罗德·拉斯韦尔的《卫戍国家》和卡尔·波兰尼《大转型》。⑨而乔尔·米格达尔(Joel S.Migdal)更是把亨廷顿和卡尔·波兰尼并称为“回归国家范式”的真正开创者。⑩但是,问题在于,“有效程度”这个译法本身其实缩减了亨廷顿的国家思考。

   亨廷顿区分了两对重要的学术概念,一对是“政府的形”与“政府的度”,一对是“政体的差异”与“政治体系的差异”。亨廷顿强调的是后者,即不同国家间的“政府的度”和“政治体系”的差异,而非“政府的形”和“政体”的差异。亨廷顿认为,不同国家在下述政治品质上的差异大于其“政府的形”的差异:共识、共同体、正当性、组织、效率、稳定,这就是说,“政府的度”意味着一个国家是否具备这些积极的、正面的政治品质,这些政治品质决定了“政府的度”也即统治水平。这六大政治品质分别指向“正当性”与“有效性”,由共识、共同体、认同所构成的“正当性”,不同于由组织、效率和稳定所构成的“有效性”。尽管冷战时代的美国、英国、苏联的政府形式不同,但它们的政治体系都具有这些政治品质,从而都是强大而非无能的,它们的政府都“在统治”。

   接下来,亨廷顿进一步解释了所谓“在统治”意味着什么。首先,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政治共同体,其人民对政治体系的正当性有压倒性的共识,这个论断包含了三个重要的政治品质:“共识性”“共同性”与“正当性”。随后,亨廷顿再度强调了共识的重要性,即每个国家的公民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政治共同体赖以建立的诸传统和原则,秉持基本相同的判断、想象、视野或愿景。这三个国家之所以拥有正当性,又是因为它们都拥有强大的、有适应性的、有凝聚力的、自主的和复杂的“政治制度”。这是“政治制度”这个词在全书中第一次出现,而且是复数形式的,对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的制度包括:有效的官僚机构、组织完善的政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文官对军队的有效控制体系、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广泛活动,以及规制政治继承和控制政治冲突的、合理有效的程序。此外,这三个政府还都能谋求、要求、拥有、赢得公民的忠诚,进而有效地征税、征兵、征役以及创制并执行政策。如果政治局、内阁、总统做出了决策,通过政府机构付诸实施的可能性都很大。在这里,亨廷顿将指向正当性的谋求公民忠诚的能力,视为指向有效性的政治能力的前提。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为止,亨廷顿所讨论的都是国家而非“现代”国家,在亨廷顿看来,在这九种重要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能力中,只有政党才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只有政党制度才是“现代的”,官僚制、代表大会和议会、选举制度、宪法法律和法院以及内阁和行政委员会都不是现代政治体系所特有的。更重要的是,政党不是现代政治的辅助组织,而是现代政治正当性和权威的根源所在,是国家主权、人民意志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体现。政党最重要的政治功能就是组织,组织政治权力的过程就是创造政治权力、走向政治稳定和政治自由的过程。进而,“在进行现代化的世界里,谁组织政治,谁就控制了未来,在现代化世界中,谁组织政治,谁就控制了当下”。(11)因此,正是政党让国家像个国家,也是政党让国家变得“现代”了。亨廷顿认为,美国、英国、苏联都拥有现代的政党制度,都堪称现代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往往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缺乏很多东西,但它们更缺乏的是享有共识性认同的政治共同体以及从中获得正当性的有权威的强大政府,左右这些国家的政治局势的,是“政治衰败”而非“政治发展”。(12)总之,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统治能力,根本不在统治,它算不上是“现代”国家。

  

   二、“现代”国家的非现代性与“政治变化理论”

  

   亨廷顿致力于分析重大问题并提出不流俗的可能方案,这让“现代”国家问题在其思想谱系中的出场与众不同。在1971年的《求变之变》长文中(13),亨廷顿阐明了自己这种反主流问题意识的论辩对手,他把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理论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理论重心:第一个阶段的重心是现代化理论,第二个是政治发展理论,第三个是他针锋相对所提出的“政治变化理论”,集中体现在《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

   现代化理论与政治发展理论存在内在的关联,现代化理论用传统-现代的社会二分法来解释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差异,认为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唯一方向,政治发展理论也接受了这个方向并把自己建立在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之上。对此,亨廷顿表达了不同意见。在他看来,“政治现代化”的绝大多数定义都是围绕现代政体与传统政体的差异建立起来的,“政治现代化”被视为包含权威的理性化、职能的分化和参政的扩大三大方面的政体转变。但是,权威理性化、职能分化和参政扩大化并不等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虽然涉及传统政治体系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带来的往往是崩溃,而不一定走向政治秩序。(14)亨廷顿认为,只有典型的“韦伯主义者”,才会把政治体系的最终目标的特性等同于政治体系的变化过程和功能的特性。他认为,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民在大规模政治组织中的参政和受政治影响的程度都扩大了。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目标、模式和道路上都非常不同,前者在现代化的起始阶段,就面临中央集权、国家整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和社会福利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它们希望学习西方国家的现代经验,但在思想和实践层面都遭遇巨大挫折。它们所面临的全局性挑战在于,经济发展加剧了不平等,社会动员又降低了经济不平等的正当性,二者叠加导致了政治失序。(15)所以,亨廷顿强调不能把现代化等同于现代性,不能把过程等同于结果,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排斥现代性,但现代化往往增加传统群体与现代群体彼此之间和各自内部的冲突,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向现代性变化的速度越快,政治的不稳定性也就越大。因此,每个希望追求现代性的国家都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能力,需要在不同的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之间做出权衡抉择(16),调节、控制现代化的速度,以提高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平等程度为要务,而不是丢弃自主性去盲目追求西方化的现代化。

正是在意识到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无法涵盖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的政治变化、无法处理更复杂的变量及其彼此之间的广泛关系之后,亨廷顿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变化理论”,将焦点放在各种政治因素及其相关性上,充分灵活、高度包容地囊括政治体系在国内外环境下的变化根源和模式。(17)在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理论中,重要的不是国家而是现代,而要成为现代国家,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和社会因素;重要的不是过程,而是西方化的现代化这个方向;重要的不是在不同发展目标之间进行选择、排序、权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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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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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2018, 50(9): 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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