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 黄家亮:论现代社会中人民调解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重塑

——基于深圳市城市社区实地调查的社会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1 次 更新时间:2008-12-26 15: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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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人民调解制度是传统中国社会纠纷化解的一种重要机制,也是中国法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代社会中传统人民调解制度的社会基础和作用对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导致了该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在新的市场经济和陌生人社会中重塑人民调解的合法性,是一个时代性难题。深圳市的实践探索表明,拓展调解领域、创新调解载体、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以及推进人民调解的规范化、专业化是新时期重新激活人民调解制度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人民调解 市场转型 陌生人社会 合法性 制度创新

  

  注重调解的理念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是实体主义的传统中华法系的重要表征,其与西方形式主义法律中“以法律为准绳”、“捍卫每一寸权利”的理念是截然不同的[ii]。但自清末以来历次以法律移植为主要特征的 “变法”中,调解都顽强的存活下来并得到了新的发展;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古老的传统竟然在法治主义一统天下的西方社会能够勃然兴起,并逐渐形成为一种ADR(Alternative of Dispute Resolution,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运动。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90年代,人民调解制度在中国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人们纷纷将解决纠纷的希望寄托于“法律的武器”而抛弃传统的调解。有学者描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在西方社会寻找可供替代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为社区司法的价值而欢呼的时候,中国正通过将大众司法制度化和将公众参与形式化而遵循西方法律秩序的老路。”[iii] 这种种看似悖谬的现象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换句话说,人民调解制度在中国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一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法律制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iv]的悠久传统是否就只能坐以待毙呢?

  

  一、人民调解:从传统到现代

  

  调解作为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悠久的传统,是中华民族亘贯古今、最具活力的法律传统。据考证,周礼地官中即有“调人”之设,“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周礼.地官.调人》);秦汉大一统以后,皇权不下县,地方治安、微罪处罚、民事争执等,大都由地方自治或“调处”解决[v]。此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给调解以极大的关注,将“调处”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大明律”甚至明文规定民间调处的法律地位,一旦未经调处而先上诉即以“越诉”处置;清朝著名的康熙“圣谕十六条”也大力鼓吹“和乡党以息争讼”、“明礼让以厚风俗”、“息诬告以全良善”等教条[vi]。瞿同组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vii]。传统中国社会之所以如此重视调解正是与儒家伦理中“和谐为贵”、“讼则终凶”,主张“无讼”、“息诉”的“法律意识”相关的[viii]。

  晚清以降,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包括法律文化在内儒家思想体系逐渐瓦解,韦伯笔下的欧陆“形式的-理性的”(formal-rational)法律体系[ix]快速地被移植进来。然而,法条可以一夜间完成移植,传统却没有那么容易应声而倒,而且往往会在新的环境下成长为具有现代性的新事物,这正体现了“传统是被发明的、现代是成长的”这一经典的论述[x]。人民调解制度就是在传统民间调解思想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次制度创新。该制度最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实行,既吸纳了传统调解制度讲究说服教育、化解矛盾、提高效率、节约成本等优势,又赋予了其群众动员、政治教育、甚至社会再组织等新的社会治理功能[xi]。西方学者习惯于将从苏区到改革开放前的人民调解称为“毛泽东时代的调解”,并认为这个时期的人民调解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包涵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即“共产党已经将调解纳入了他们重新安排中国社会并动员群众支持执行党的政策的努力之中”[xii]。该制度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冶、加强社会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东方经验”和“东方一枝花”的美誉。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调解制度逐渐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附着其上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剥离;另一方面,“法治”前所未有成为社会的中心话语。在一些人看来,强调“调和”、“情理”的传统调解已成为与现代法治观念格格不入的、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必将被更具现代理性精神的民事审判制度所取代[xiii]。

  在实践中,这一制度也确实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民调解所受理纠纷的总数与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受案数的比例逐年下降。根据司法部副部长胡泽君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3年,二者的比例已从17:1下降到1:1[xiv]。我们将1986年以来人民调解和民事一审受案数以及二者的比例列举如下:

  

  

  资料来源:《中国法律年鉴》(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律年鉴社,1987年创刊)1987-2004。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受案数量来看,在1992年前,人民调解的受案数虽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但还偶有回升;1992年后,这一数字则是直线下降;从1986年到2003年,受案数下降接近4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事一审受案数则是大幅度的直线上升,从1986年到2003年,受案数上升4.5倍。而人民调解和民事一审受案数的比例更是直线下滑,从1986年的7.38:1下降到2003年的1.02:1。我们完全可以预言,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创新,人民调解制度的地位会进一步下降。而要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必先清楚这一困境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二、现代社会中人民调解的合法性危机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人民调解制度所面临的这一尴尬局面是有深刻的结构性背景的,甚至可以说是“现代性全球之旅”[xv]的必然产物。简单地说这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首先,中国社会从传统的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次,中国基层的社会关系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正是这两方面的结构性巨变,使得这一制度立足的社会基础[xvi]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继而面临着继续存在的正当性诘难,也即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性危机[xvii]。

  (一)市场经济对传统人民调解制度合法性的挑战

  市场经济对于人民调解制度的冲击最直接的表现为使社区纠纷的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说呈现以下新的特点:

  首先,纠纷形态的多样化。当前的社区纠纷既包括传统的家庭纠纷、邻里纠纷,也包括一些新的纠纷,如劳资纠纷、物业纠纷、“三失”带来的纠纷[xviii]。而且,即使是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等传统纠纷也不像过去那么单一。以邻里纠纷为例,当前新型社区的居住形态与传统单位型社区(家属院)已大不一样。一方面,熟人社会的解体。居住在同一社区里的人职业、身份都比较复杂,彼此互动较少,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另一方面,房产权的私有化和权利意识的增强。计划经济时代,小区居民大多只拥有住房以及小区内公共设施的使用权,并无所有权。现在则是产权私有化,“他我”观念非常明确,自己买来的权利是丝毫不容侵犯的。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导致了邻里纠纷一旦发生就可能尖锐化。

  其次,纠纷主体的复杂化。随着现代社会利益的多元化,社区纠纷的主体也日趋复杂化。传统的社区纠纷的主体主要是家庭内部成员、社区内部成员,而现在的社区纠纷除此之外,还包括大量的其它主体。单就物业纠纷来说,业主、开发商、物业公司、房产主、租赁者、业主委员会、居委会等等各个行为主体之间都有可能发生错综复杂的矛盾。此外,本地居民与外地居民、常住居民与流动人口、居民与地方政府、劳方与资方等都可能成为纠纷的主体。

  再次,纠纷诉求的理性化。传统调解面对纠纷的态度主要是“息事宁人”,给双方各自一个“说法”,而现代社区纠纷越的诉求越来越趋于理性化,即越来越诉求于维护自己实实在在的权利。而且,现代社区居民都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在调解的过程中总是会与诉讼相对照,只有当调解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时,他们才会选择这种方式。

  传统人民调解的制度设计主要是针对传统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下简单的纠纷形态,是可以通过不具备各种专业知识的社区权威就能够平息的。而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这些新的纠纷形态使这一制度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二)陌生人社会对传统人民调解制度合法性的挑战

  社区关系的陌生化是传统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的又一挑战。传统社区基本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大多是因为一定的关联(或是单位同事、或是世代比邻而居)而居住在一起,而且流动性很小,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久的、多方面的。这种传统的熟人社区中,社区秩序的维系的机制是“礼俗”而非规范性的法律[xix],或用埃里克森的话来说是“无需法律的秩序”[xx]。所以,梁漱溟说:“社会秩序所以维持,在西洋为法律,在中国则倚重习俗。近代法律之本在权利,中国礼俗之本则情与义也。”[xxi] 在这种文化中,“闹上法庭”对于当事人双方来说是恩断义绝的表现,而对于外人来说则是丢面子的事,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被人们所选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学者说“传统社会的核心(家庭、家族、村落、行会)的结合为法外调解创造了压力和制度”[xxii]。而另一方面,调解在传统熟人社会中能够被广为接受还在于社区权威的存在并被广泛认同。传统的社区权威通常是由具有一定阅历的族长、乡绅、长老等人担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维持礼的是传统,而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xxiii],正是这些具有丰富人生和社会经验者被认为是传统的化身而被大家所认同。换句话说,只有他们拥有足够的知识和威信使纠纷双方心服口服。

  而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熟人社会的解体,社区关系陌生化。正如郑杭生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结构转型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流动加快、社会分化加剧,经济体制转轨则不可阻挡地引发人际关系疏松,传统联系减弱——所有这些都从各个方面促进市场经济下陌生人世界的形成。‘熟人社会’的分量渐次减少,‘生人世界’的成分快速增长。”[xxiv]陌生人社会使得传统的人情、面子等机制在抑止诉讼上失去了作用,同时,传统的社区权威也一去不复返了。这对于传统人民调解制度的合法性来说是颇具颠覆性的。因为“基层调解最大的特点是利用地方资源,包括人际关系、公共道德、习惯和乡规民约等规则,以及特定的人际关系及环境等条件促成和解的氛围,一旦这些因素对当事人失去了约束力,基层调解自然会随之受到冷落。”[xxv]

  传统的调解制度正是建立在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以及由此带来的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因此,这些变迁必然会使调解制度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然而,正如庞德所言,“中国在寻找‘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xxvi]是否能够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重新赋予其新的合法性,是决定其这一制度能否“起死回生”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深圳市的实践探索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深圳市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占到总口数的70%以上,在绝大多数社区中,外来人口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深圳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也是处于中国的前列。也就是说,我们所分析的导致人民调解制度合法性危机的两大结构性因素在深圳表现的尤为突出。因此,深圳的经验对于全国今后人民调解制度的合法性重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制度创新与合法性重塑(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调解探索

  

  要破解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行人民调解制度的难题,就不得不通过制度创新使该制度适应社区纠纷的新变化。纠纷形态的多样化要求调解领域的拓展,不能再仅仅将调解局限在传统的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矛盾等方面,而应该探索如何在物业纠纷等新领域中推行人民调解制度,做到“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纠纷主体的复杂化,就意味着调解主体的多元化,单纯依靠传统的居委会调解及其附设的调委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应该将党、政府、司法机关、社会机构等部门的力量都整合起来,形成“党政领导,综治牵头,司法主办,部门参与,联合调处”的大调解格局;纠纷诉求的理性化就要求调解方式的创新,传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调解方式固然重要,但调解员的法律专业知识不能不提上议事日程了,也即调解必然会走向规范化和专业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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