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亮: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变迁与基层治理转型新趋势

——基于若干地方经验的一个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0 次 更新时间:2016-04-08 09: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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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亮  

   摘要:在对全国多个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实践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分析指出,当前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新形势:乡土社会的现代性变迁;乡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个人权利意识的崛起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利益纠纷的集中爆发与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为应对这些方面的深刻变迁、推进乡村治理转型,各地进行大量各具特色的实践,总体上呈现以下几种趋势:通过“法律下乡”推进乡村秩序重建;通过“服务下乡”推进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构建;通过“信息下乡”推进产业转型;通过开发利用传统资源激发社会自身活力。本文分析指出,未来我国乡村治理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合作共治的复合治理体系;通过农村社区建设实现基层政权重塑;积极培育经济、社会组织,拓宽农民社区参与渠道;将网络等新型技术手段应用于乡村治理创新。

   关键词:社会变迁;乡村治理;新趋势;复合治理;技术治理

  

   如何认识和把握当下我国农村社会所经历的历史性变迁,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转型,是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命题。近年来,全国各地围绕这一命题开展了丰富的实践探索,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但学术界往往习惯于从西方理论出发来讨论乡村治理的现状和未来,而对我们自身实践中的经验重视不够。从2006年起,笔者所在的学术团队围绕着社会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等主题在全国多个地方开展了深入系统的实地调查,形成了“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和“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两套丛书。笔者曾从社会管理、社区治理、社区建设等角度对该系列调查进行过总结[1]。本文试图结合我们在广东省中山市、佛山市南海区、浙江省临安市等地农村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和实践中所呈现的一些新趋势进行一个初步的总结。

  

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变迁与基层治理所面临的新形势

   当前乡村社会的变迁是全方位的,从深层次来看,主要包括乡村秩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三个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还带来了乡村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和利益纠纷的复杂化。这些都是开展乡村治理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乡土社会的现代性变迁

   对我国农村社会性质最为经典的描述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概念。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这种“乡土性”可以归纳为如下特征:从外在形式上看,包括对于土地的依赖性、低流动性或者叫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熟人社会等;从内在方面上看,传统乡土社会有一套独特的内在秩序,包括礼治秩序、长老统治、对绅权和族权等民间权威的强调、追求无讼、伦理本位等。与乡土社会相对应的是“现代社会”。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农村与上世纪40年代费孝通所处的那个时期相比,无论是在外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在逻辑上,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农民生计上不再仅仅依赖土地耕作、也不再按安土重迁、熟人社会逐渐陌生化、传统的“礼治”基本失去作用、宗族家族等传统力量对个人的制约微乎其微等等。[3]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这一论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是适于中国社会的”,但“1978年拉开序幕的改革开放大潮,从根本上动摇了乡土文明的根基——大量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经济生产不再仅仅依赖于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告别乡土社会是中国社会变迁转型的一个缩影”。[4]但是否可以说当前农村社会就变成了“现代社会”呢?很显然,即使是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做出这一结论也还为时过早,正如周大鸣所分析的那样,“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广东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乡村社会经历的快速而剧烈的变革并未结束,而是仍然在持续进行。传统上完整而封闭的乡村社会被打破了,新的稳定的社会规范还未确立,仍在进一步地探索尝试之中。”[5]

   但是,“乡土社会”的变迁对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所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传统的那一套占据主导地位的内生权威和秩序形态逐渐式微了,而新的一套秩序正在形成过程中,还没有确立起来,这往往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处于“悬浮”状态。 这必然会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个人行为的无序化和社会秩序的缺失,人们之间纷争的增多而无法得到有效的化解。

   (二)乡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势头迅猛,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但城镇化发展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发展不均衡特征,如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大量农村人口涌入东部沿海地区,最终形成了中西部农村人口“过疏化”和东部农村人口“过密化”的格局。这对当前中国的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

   首先,对那些输出农民工的村落而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造成了这些村落的衰败,即学界常说的“空心化”问题。乡村“空心化”直接制约了农村的发展,有学者将“空心村”的特征可概括为:人力资本空心化、土地抛荒化、村庄空心化、家庭空巢化、集体空壳化、科技空心化以及公共服务空心化[6]。这对乡村治理的直接挑战表现为,乡村能人和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致使村落已无法组织起正常的公共生活,乡村公共事务面临无人问津的危机。此外,还会造成农村公共服务的困境。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无论是源于市场的商业服务,还是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公共服务,抑或是居民间的“自我服务”,其顺利展开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都是必要的人口密度[7]。一般而言,农村社区的人口密度比城市社区低,公共服务的规模效益本身就难以体现,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投入普遍面临投入大,收益小的问题。村落的空心化无疑又进一步降低了农村公共服务的规模效益。

   其次,对那些人口输入农村地区而言,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造成村落人口的“过密化”,也使人口的异质性增强,从而打乱了原有的建立在集体经济组织基础上的乡村治理格局。改革开放后,在农村社会一直存在着两种性质的集体组织,一是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组织,一是由居住在村庄的所有居民组成的乡村自治组织。只不过,在传统封闭的环境下,这两类组织的成员具有高度的重叠性。因此,在实践层面,村民委员会往往成为这两类组织的共同代表。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村落因为快速的工业化,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以农民工为主),集体经济也得到了迅速的壮大,随之引发了一些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

   如由于集体经济的发达,一些地区出现了“城乡逆二元结构”、“城乡内二元结构”、“城乡三元结构”等新的特征。所谓“城乡逆二元结构”,是指农村户口比城市户口更“值钱”,出现了“宁要农村一户口,不要城市一栋楼”、“城里人哭着喊着要去农村”的现象。所谓“城乡内二元结构”,是指无论是城市和农村内部,都包括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两部分,它们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利益诉求、经济水平、福利保障等方方面面都有较大的区别。指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不少城市中,外来人口都占有很大的比例,甚至超过户籍人口,如我们调查过的佛山市南海区,2014年,户籍人口大约120万,外来人口大约136万。而且,不仅城市中,外来人口占据很大的比例,在农村同样如此。所谓“城乡三元结构”,是指从整体上看,相对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除本地农民和本地市民外,还有一个庞大的外来人员群体。当前,在一些发达地区,“城乡逆二元结构”和“城乡内二元结构”、“三元结构”同时存在,相互叠加,使得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更加纷繁复杂,使得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局面。

   (三)个人权利意识的崛起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无论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文化,还是1949年以后,新中国所倡导的价值准则,强调的都是“义务本位”、集体主义观念,如“集体利益至上”、“舍小家顾大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一轮的思想启蒙和经济领域改革的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取向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一个最重要的转变就是个人权利意识的崛起,甚至可以说在短短几十年中,人们权利意识急剧膨胀,整个行为的取向逐渐从“义务本位”逐渐向“权利本位”转变。[8]与这种“个体化”趋势相伴随的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这种转变有积极的一面,也带来了消极的后果。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人们更加注重自己权益的维护,更能张扬自己的个性;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则是造成大量阎云翔所说的“无公德的个人”,人们私性膨胀而集体意识淡薄、只注重个人权益而忽视公共权益,只倾向于因个人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而不再为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农民“自私性”和“原子化”的一面得到了强化,越来越难以形成共识,利益的争夺变得赤裸裸,这是当前我国农村发生的最为深刻的变化之一。

   (四)利益纠纷的集中爆发与社会矛盾的复杂化

   社会的急剧变迁,必然会带来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社会规范的松动,而这又必然会导致利益纠纷的集中爆发,并呈现复杂化、尖锐化等趋势,大大增加了乡村社会治理的难度。当前,我国乡村利益纠纷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纠纷形式的多样化,而且发展本身带来的新问题尤为尖锐。通常认为农村社会矛盾是由于经济落后和生活贫困引起的,只要经济搞上去了,社会就和谐了。事实表明,“发展起来的问题并不比没有发展起来的问题少,富裕起来的问题并不比贫困引发的问题少。”[9]当前发达农村地区的社会矛盾形式多种多样,几乎涉及到所有人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最为尖锐的都是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如集体资产管理纠纷、征地拆迁纠纷、因经济经济组织成员权争议而引发的“外嫁女”等群体的权分红纠纷、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纠纷、福利分配纠纷、土地纠纷,等等。[10]

   第二,纠纷主体的复杂化、组织化。传统的利益纠纷的主体主要是家庭内部成员、社区内部成员,而现在的纠纷除此之外,还包括大量的其它主体,如本地居民与外地居民,常住居民与流动人口,居民与地方政府,劳方与资方,业主与开发商、业主与业委会、甚至业主与居委会。而且,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利益纠纷群体化,“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尤其是新产生的利益群体之间的一致与摩擦、相同和相异,形成了不同利益要求的相互博弈;社会的不和谐突出地表现为新利益群体因利益差别所引发的新矛盾。”[11]利益纠纷的群体化,使得集体维权成为可能,也使得利益纠纷往往以比较激烈的群体性事件的形式爆发出来。

   第三、纠纷诉求的复杂化。当前,群众的纠纷诉求也呈现复杂化趋势。首先,越来越趋于理性化,即越来越诉求于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仅仅是“讨个说法”。而且,人们的法律知识和专业知识越来越丰富,甚至出现了一批专业的维权组织,他们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戳到对方的软肋、引起社会的关注,从而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期望值越来越高,动不动就要求巨额赔偿,稍有不满,就会诉诸上访、聚众“闹事”等手段。再次,合理诉求与不合理诉求交织在一起。但也有一些群众利用政府害怕越级上访、特别是进京上访的“软肋”,提出一些不合理要求,甚至出现了以牟利为目的“牟利型上访群体”[12]。

第四,利益纷争的“去道德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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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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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建设》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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