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松:现实主义国际法观的转变:对共生现实主义的一种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3 次 更新时间:2008-10-17 15: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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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松  

  

  [内容提要]作为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学科,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在二者发展过程中却渐行渐远,这是由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原因造成的。现实主义的“利益”、“权力”观与国际法的“权威”、“服从”理念无法调和,导致国际法受到冷落和排斥。但近年现实主义的全新发展形式“共生现实主义”的出现,开启了现实主义包容国际法的大门,其所主张的“双重本体论”、“多元化的行为体及治理结构”以及以共生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偏好”取向,是对国际法的全面接纳,体现了现实主义国际法观的重大转变,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的全面互动带来了新的曙光。

  [关键词]现实主义;国际法;共生现实主义

  

  国际法曾一度被看做是国际关系不可分割的基础学科之一,[1]但随着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却日益走向分离、相互排斥。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目前中国学术界主要从学科史角度梳理双方的整体互动,[2]实际上大量的实际问题领域还有待于学者进一步研究。例如,对于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分离的原因,学者在研究中似乎轻描淡写,忽视了长期统治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现实主义对国际法的排斥是两个学科分离的主因。而当前全新发展的“共生现实主义”以其丰富的包容性为现实主义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也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了对国际法的接纳。本文主要通过考察现实主义国际法观的转变,即从排斥国际法到接纳国际法的立场变化,来对共生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和内涵做一解读。

  

  一 传统现实主义排斥国际法

  

  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立不久[3]就开始迅速冷落国际法,这肇始于双方理论层面的认同缺乏。传统现实主义[4]在与理想主义的论战中逐渐确立主导地位后,开始日益受到国际关系学的排斥,二者渐行渐远。

  对国际法的排斥是从国际关系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开始的。首先,从现实角度来说,经典现实主义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确立主导地位,当时的战争局面让现实主义者对国际法的效能产生了怀疑。于是,经典现实主义者开始把矛头对准国联,认为这个国际法的试验品根本不能抑制国家战争行为,却恰好成为国际法一厢情愿的佐证,原因很简单,“由国家创立的国际法是强国控制弱国的工具,国家不可能创造法律来限制自己的利益,也不会遵从任何法律”。[5]

  早期的现实主义者一直质疑国际法的有效性,不接受它的法律性质。例如,现实主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尽管没有否定国际法的存在,但认为国际法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他指出,“国际法的缺点尽管很严重,但这并不剥夺它作为法律的头衔”。他为国际法的存在和效力设置了前提:“除非有一个各国接受的国际共同体,而且共同体的成员至少在一个共同谅解的基础上承认它具有约束性,否则国际法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国际法是国家政治共同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缺点不是因为任何技术缺陷,而是因为共同体的原始特点便是各自为政。”[6]可见,卡尔信奉国际法的政治性胜于其权威性,在他的概念中,国际体系是由国家主体支配,而不是由国际法唱主角。这等于否定了国际法效力的存在。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解释国际法,最清楚的论述莫过于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摩根索对国际法的理解带有强烈的实证主义色彩。他认为,国际法是建立在一致同意的条约和国家私利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国际法的大多数规则被所有国家普遍遵守,无需实际的强制措施。[7]由此可见,摩根索所理解的国际法不包含明确的“义务”,是一种只有当国家有利益需要时才会被遵循的附件。一旦因国家利益需要而采取某种与国际法规则相反的行动时,那么国家的唯一义务是根据自己的私利而采取行动。[8]

  摩根索的观点似乎成了后来现实主义者的参照标准,随后的经典现实主义者都反对国际法的合法身份。例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就不接受以“法制和道德”方法来处理国家间事务。在他看来,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宪章不可能抑制国际领域里的混乱和危险。他指出了法律途径在国际关系中的三个基本困境:第一,国家不可能隶属于一个国际司法机制,因为并非所有国家都对自己的地位和边界感到满意。第二,国际法把世界想象为由完全平等的主权国家组成。第三,国际法设想制裁可以限制国家的不良行为。在凯南看来,国际体系中各国的不平衡发展决定了国际体系的冲突特征,在这种环境下,国际法无异于一种幻想。[9]凯南的思想以及更早期的经典现实主义学者的著作从根本上影响了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法功能的看法。

  其次,从理论角度来说,国际法的“权威”思想与现实主义的“权力”思想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在国际法的“权威”与现实主义的“权力”关系上,经典现实主义者保持高度的一致。卡尔和摩根索都认为,国际法从产生开始就是某种附带现象,依赖于权力。[10]据摩根索的解释,国际法的分权属性(decentralized character)使得其定义、执行以及整个国际法律体系受制于主权国家,政府总是迫切摆脱国际法对其外交政策的约束。摩根索强烈批评国际法缺少有效的国际司法体系,认为这种与生俱来、带有争议的缺陷继续腐蚀了它的力量。[11]说到底,国际法所主张的“权威”触动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权力”这一核心概念,在摩根索看来,国家争夺权力的自然冲动不能受国际法所左右,因为国家是自私的行为体,无情地为权力而斗争,权力是国家控制或直接影响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12]像摩根索一样,另一位在德国受过训练的学者乔治·舒瓦曾伯格(George Schwarzenberger)也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权力是压倒一切的考虑,法律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在权力基础上建立至高无上的武力地位和等级,给予这种最优秀的体制以尊敬和法律授予的圣洁”。[13]

  对国际法的进一步排挤来自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和后来出现的进攻现实主义。在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中,体系中的不平等国家彼此接触,其中一个决定性结构因素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顾名思义是与法律不相容的。[14]华尔兹出于国际体系结构原因排斥国际法,进一步远离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两门学科调和的可能性。[15]而作为现实主义最新的一支,进攻现实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因此,国际法的指令与其权力最大化的特征是完全冲突的。例如,该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认为,“如果国际法并非一种强制命令,那它至少是一种合作事业,其目的在于确定共同利益、规范和规则。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是可能的,但只有直接针对维持或者增加一个国家对世界权力的分配时才有可能。”因此,他认为,国家会加入能够最大化地扩大本国权力基础的条约,但不可能接受一种减少其权力分配的条约的限制。[16]因此,与之前的现实主义流派一样,进攻现实主义者并没有否定国际法的存在,但认为国际法缺乏独立的因果力量。[17]

  总之,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并非天然的敌手,而是由于现实主义理论垄断了国际关系的话语权,其思想中的权力和利益等核心价值与国际法的思想内核发生了冲突。不过,这种对立局面随着共生现实主义的出现逐渐发生了转变。

  

  二 共生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传统现实主义占据国际关系理论领域话语权长达数十年。20世纪70年代末期自由主义和90年代建构主义的兴起,使得现实主义的不老神话开始受到挑战。在诸流派论战过程中,现实主义者一度固守阵地,不言退让。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其他范式的轮番攻击不断加剧,现实主义内部也开始反思。例如,新现实主义之后出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等分支,都试图寻求现实主义的新发展。到90年代冷战结束后,现实主义学派内部的改良派开始新的尝试,试图“开放”该范式中的核心观点,但这些尝试在受到内部的抵制之后放慢了步伐。

  最近兴起的共生现实主义,进一步推进了这一尝试。所谓共生现实主义,是指最近两年出现的一种现实主义流派,[18]作为一种新的理解全球政治的框架,它出现的背景是全球化国际体系,因此它被描述为一种在迅即联动和相互依赖的全球无政府世界里的国际关系理论。它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主义,整合被现实主义范式低估或者忽视的行为体,同时试图通过确定四种连锁的动因(即人性偏好、全球无政府状态、相互依赖以及迅即互联)来为全球体系的运作提供更为全面的解读。

  一般认为,在现实主义大家族中,各个流派拥有三个共同的理论内核和假定:一是在行为体属性方面,认为国家是无政府状态下理性、单一的政治单元;二是在国际结构方面,认为物质能力排在第一位;三是在国家偏好的性质方面,认为国家一律具有固定不变的冲突性目标。[19]这三点可称为现实主义的“原教旨”,即现实主义者不能背叛或颠覆的东西。但是,共生现实主义通过提出“双重本体论”和“多元化的行为体及治理结构”两个核心观点,对现实主义的这些“核心假定”进行了大胆改良。

  首先,共生现实主义提出的“双重本体论”对现实主义的第二、第三个假定进行了改良,使之更具包容性。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取向分两类: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现实主义的硬核是“物质本体论”,认为物质主义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点的基础。而在以理想主义为本体论的理论中,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在国家关系模式中起关键性作用。共生现实主义的重要特点则是双重本体论:一方面继续保留物质主义本体论,其物质因素包括自然资源是自然界所赋予的;另一方面增加“理想主义”本体论成分,淡化传统现实主义的唯物质主义色彩,表现为共生现实主义提出的“权威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说,其认为物质权力必须通过人类的主观认知才能上升到权威资源,亦即对世界的理解尽管建立在物质层面,但只有通过人类知觉意图的构建才有意义。权威资源决定自然资源的分配及与人类的互动。[20]

  双重本体论的确立,体现了在高度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中,现实主义被迫接受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二维度,以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双重本体论的提出,使共生现实主义对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有了新的诠释,它告诉人们,知觉与物质能力一样是国家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由于国际各个行为体日益相互依赖,国家可以参与共生关系,即它们可以参与到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因此,这种关系允许一国获得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权力而不至于产生破坏性后果。它还告诉我们,人性是多元的,存在善恶两方面的欲望,因此,建立在人的欲望基础上的国家不只是争夺相对权力,也可能追求绝对权力,国际关系的“博弈”既有竞争,也有合作。[21]

  其次,共生现实主义提出“多元化的行为体及治理结构”的乐观构想,对现实主义的第一个假定进行了改良。在共生现实主义看来,只考虑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全球体系是不精确的,全球体系还包括更多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体,包括个人、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环境、自然资源以及信息与通讯技术等。

  在共生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只是行为体之一。虽然国家仍是全球体系概念中的核心行为体,但是它并不是牢不可破的实体,其利益和偏好也不完全是理性算计的结果。共生现实主义者把国家看成受无数行为体影响的实体,其中一些行为体具有跨国性质。利益和偏好不单源自国家的理性盘算,也是在不断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国家生存的威胁也来源于国家内部,而不只是另一国家追求权力的自动结果。因此,共生现实主义为“国家”设计的治理结构是:由于相互依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完全存在可能,一国通过相互依赖而获得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利益,并不会伤害那些获利少的国家,即在不对任何有关国家带来消极后果的同时,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是可以存在的。[22]

  “个人”是共生现实主义视野中的另一个重要行为体。共生现实主义也是以理解人性为前提的,在共生现实主义者看来,人类既受本能驱使又具有较高尚的抱负,只有当人们的生存遇到危险时,他们才会受本能支配。一旦他们的基本需求得到照顾,他们会以一种“道义”的方式行动。共生现实主义为个人设计的治理结构是:安全、自由、所有权、伦理。全球化使得许多国家放弃了它们的社会责任,从福利国家变成了竞争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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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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