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给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带来了两点重大反思：一是如何对待美国力量?越 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美国霸权是一双刃剑”。(注：Christopher Layne,“Offshore　Balancing Revisited,”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 2002.)这一主题尤其在约 瑟夫•奈于“9•11”后推出的《美国力量的悖论》一书中有很好的阐述。(注：Joseph　S.Nye,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二是美国学者要求政府反思和矫 正美国对外政策的呼声愈来愈高。其最大体现在于，美国学者正开展一场关于美国“公 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大讨论，焦点是美国如何改变外部世界对它的“观念” ，特别是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民众对美国根深蒂固的看法。

　　　　公共外交的缘起和内涵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它的定义辨析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20世 纪60年代之前，公共外交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更没有以一门学科的面目出现，而一直 被视为一种“宣传”(propaganda)手段。例如，1955年，作家奥伦•斯蒂芬斯(Oren Stephens)在《坦诚世界的事实：美国在海外的信息情报项目》一书中，把美国面向海 外的信息和情报活动统称为“宣传”。他认为，《独立宣言》是“第一个，也是最好的 一个宣传册子”。(注：Oren Stephens,Facts to a Candid Worl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37.)但从60年代开始，主管公共事务的新闻署官员认为，美 国的公共外交并不等同于宣传，公共外交以公众熟知的事实为基础，而宣传活动存在虚 假信息成分，其真实性值得怀疑。1963年5月，当时的美国新闻署主任爱德华•默罗(Edward R.Murrow)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指出：“美国的传统和美国的道德规范要求我们 诚实，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诚实是最好的宣传，而撒谎是最糟糕透顶的事。我们要有说服 力，就必须令人信服；要令人信服就必须有诚信；而诚信的保证是诚实，就如此简单” 。(注：“What is Public Policy”,www.publicdiplomacy.org/1.htm.)

1965年，塔弗兹大学弗莱舍法学院系主任埃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最早使 用“公共外交”术语，并将其定义为：“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 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 的开发，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公共外交 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注：“What is Public Policy”,www.publicdiplomacy.org/1.htm.)至80年代，美国官方对公共外交也有了正式的定义。198 7年，美国国务院《国际关系术语词典》把公共外交定义为：“由政府发起交流项目， 利用电台等信息传播手段，了解、获悉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减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 众对美国产生错误观念，避免引起关系复杂化，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 ，进而增加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注：U.S.Department of State,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rms,1987,p.85.)

“公共外交”不同于“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1997年，美国新闻署计划科将 二者的内涵做了区别：“公共事务”主要通过与个别公民、其他团体机构以及国内和国 际媒体的对话，把美国的政策和活动信息提供给公众、新闻界和其他机构。公共事务的 最大任务是让国内民众获悉政府的政策和目的。因此，它主要属国内事务范畴。“公共 外交”也有别于“传统外交”。“传统外交”是指一国政府与另一国政府的外交互动， 直接表现为通过国家使馆开展外交活动。而“公共外交”的对象除了一国政府外，更主 要的是其他国家的民众和非政府组织。(注：“What is Public Policy”,www.publicdiplomacy.org/1.htm.)“公共外交”也不同于“民间外交”(或民际外交，civil diplomacy)，公共外交是以公众为受体的外交形式，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 交活动；而民间外交则是以公众为主体的外交形式，是外交的第二、第三管道。

公共外交的基本手段过去一般划在“情报”、“文化和教育交流”项目下。随着近几 十年来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公共外交的传统内涵已有了很大变化。当今的公共外交活 动包含了互联网等更先进的手段。美国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途径有：电子媒体、远 程电信会议、教育和文化交流、国际广播(如美国之音、自由欧洲之声、自由亚洲之声 和面向阿拉伯国家的萨瓦电台)等。

　　　　美国公共外交研究兴起的原因：反思美国对外政策

公共外交的兴起无疑有全球大背景的原因。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全球市民社 会的崛起)、通讯技术的扩散(特别是因特网在全球的普及)，从事外交活动已不是职业 外交家的专利。国家从事外交活动的主体急剧增加，政府不再是惟一从事外交的行为体 。就美国而言，美国国务院在公共外交领域的职能已被许多非政府组织和机构所分担。 许多观察家注意到，美国各个州和当地的一些机构不断参与外交活动，大多数机构和组 织甚至起着比政府更大的作用。(注：Christopher Ross,“Public Diplomacy Comes of Ag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 2002,p.76.)

但是，全球化因素不足以解释近年来美国对公共外交的研究热潮。虽然公共外交从提 出之日起已有数十年，但直到近几年美国学者才真正对其予以重视。2000年3月，戴尔 •彭德格拉斯特(Dell Pendergrast)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国务院与新闻出版署 ：合并为功能紊乱的大家庭》一文，指责美国政府将新闻出版署并于国务院是“轻视公 共外交的举措”，呼吁政府重视公共外交活动和研究。(注：See Dell Pendergrast,“ State and USIA:Blending Dysfunctional Family,”Foreign Service Journal,March　2000.)“9•11”事件后，美国国内特别是学界对公共外交的研究更是投入了前所未有 的关注。克里斯托弗•罗斯(Christopher Ross)、爱德华•考夫曼(Edward Kaufman)、 拉米斯•阿多尼(Lamis Adoni)以及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四位学者在《华 盛顿季刊》2002年春季号上分别发表了《公共外交已成长起来》、《赢得媒体战争的广 播战略》、《事实胜于雄辩》以及《打赢观念之战》四篇论文，以翔实的事实论证了开 展公共外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注：Se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 2002,p. 75—127.)

那么，公共外交研究在美国的突然兴起有何种特殊背景呢?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舆论和学 界对美国过去公共外交的怀旧情结和对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反思。

(一)公共外交的兴起体现了美国民众对冷战胜利的怀旧情绪

事实上，早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就非常重视公共外交活动(当时叫“公共 事务”)。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设立的美国新闻署(USIA)就是为美国对外政策搜集 信息和对外宣传的独立部门。在冷战期间，公共外交曾一度被美国诩为非常有效的“军 火库”。在冷战高潮时期，“美国之音”、“自由之声”以及“欧洲自由之声”等重要 的公共外交手段覆盖了50%的苏联民众和70%～80%的东欧人民。许多美国专家认为，当 时美国的宣传手段给整个“东欧集团”内部不同政见者以极大的信心，在宣扬资本主义 经济与指令性经济体制、民主与专制政体的差异方面发挥了巨大功效，它导致了东欧共 产主义从内部彻底瓦解。但是，在赢得“意识形态”战争胜利后，美国决策者认为，与 私人媒体的广泛接触足以把美国的意旨散播于世界各地，开始漠视公共外交的重要性， 原来用于改变美国形象的资源开始减少。从1989～1999年，新闻署的预算每年以10%的 幅度递减(年均减少1.5亿美元)。1999年，美国新闻署被美国国务院合并，公共外交的 投资只占国务院预算开支的8%。(注：Edward Kaufman,“A Broading Strategy to Win　Media War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2002,p.105.)美国政府内许多重视 公共外交的人士希望新闻署与国务院的合并，能把公共外交与外交决策紧密结合起来， 但事实证明非常困难。对美国政府内许多职业外交家来说，其他“政策”具有更紧迫的 优先权，政治候选人称公共外交是浪费时间，理由是外国民众并不参加美国的选举投票 。大多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很少把美国的政策动向对国外媒体开放。国务院则把更多的 心思用于制定和执行政策，负责公共外交的官员被贬为“二等公民”，受官僚体制的约 束。(注：United State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Consolidation of USIA into the State Department:An Assessment after One Year ,”October 2000,Washington,D.C.)今天，对美国怨声载道的中东地区，美国的公共外 交活动表现非常迟钝，就拿通讯和电台来说，每天只有2%的阿拉伯人能听到美国之音。 (注：Antony J.Blinken,“Winning the War of Idea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02,p.105.)

(二)反思美国对外政策

“9•11”事件的发生触动了美国民众特别是学者的神经。当前美国公共外交的骤然兴 起，主要在于美国各界对冷战后特别是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反思。学者们认为，美国招 致世界天怒人怨的原因在于：

第一，美国对自身权力的近视。世界各国希望，冷战的结束本应是一段历史的结束。 相反，它却标志着美国霸权的真正开始。历史上，霸权都受到过其他国家的联盟抗衡和 遏制。但到目前为止，美国似乎摆脱了这一命运，这种局面更使美国目空一切，二战后 出生的一代人正掌握着美国的决策，他们试图扩张而不是收敛美国权力。(注：C.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67.)冷战期间，对苏联政权的关注掩盖了世界对美国的批评。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到处挥舞权力的行为已引起了众多国家的不满，一些国家批评美国忽视其他国家的利益，置国际规范和条约不顾。(注：Global Economic Prospect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2,www.Worldbank,org.)也许自封为美国市场经济霸权代言人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一席话，最能说明当前美国的心态：“为了推动全球化，美国不用害怕充 当巨无霸……没有看不见的拳头，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将永远不会启动……这一看不见 的拳头就是美国的陆军、空军、海军和潜艇部队。”(注：Thomas Friedman,The Lexus　and Olive Tree,New York:Anchor Books,2000,p.50.)由此可以推定，美国公共外交 的惟一功能是为美国的对外行为和统治地位正名，包括使用必要的战争手段打击威胁美 国的敌人。与政府内许多官员一样，布什总统也反复扬言，“善与恶”的较量是判断政 策的准绳。“9•11”事件发生后的9月20日，布什政府以一种偏见和狂妄的态度阐述美 国对外部世界的态度，警告其他国家“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 事实上，美国对过分相信自身权力这一事实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各界尤其是学界一直没 有停止对政府的批评。如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愤怒的政治：为什么 他们恨我们》一文中就提出“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注：Fareed Zakaria,“Why Do They Hate Us,”Newsweek,October 15,2001,pp.22—40.)

第二，美国在全球很多地区的政策是失败的，至少对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的政策 已彻底失败。美国政府意识到，几个巨大的“黑点”特别是中东地区玷污了美国的世界 形象，但它并没有重新审视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前提。例如，当前美国一直在高谈“赢得 阿拉伯和穆斯林的人心”，而措辞却模糊难辨，所采取的政策更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 ：该地区的极端分子有意扭曲美国的意图和行为。美国政府内许多以阿拉伯和穆斯林问 题专家自居的官员以“教皇”般的口吻指出，问题不在于美国的行动，而在于阿拉伯和 穆斯林不能理解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性和价值观，因此，根植于美国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 体系的自由、民主和正义的理想威胁了那些憎恨美国的人。所以，美国除了加强军事、 政治和经济霸权外别无选择。(注：Lamis Andoni,“Deed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 2002,p.86.)

美国对于权力政治的过分热衷，使它对阿拉伯和穆斯林的怨声充耳不闻。即使美国官 员走进面向阿拉伯国家的电视台，也是一味炫耀美国的强硬逻辑。例如，在2001年11月 19日一次关于巴以冲突的讲话中，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只有寥寥数段的“和平建议” 的文稿中，就用了6个“恐怖”或“恐怖主义”字眼描述巴勒斯坦人的行为，而无视美 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这种漠不关心无声中支持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暴力。在美国 看来，整个世界已被严格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半：华盛顿与“恐怖主义”，即“善”与 “恶”的区别。只要回顾一下“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就可以清楚地发现，美 国一直我行我素地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中东地区。(注：Lamis Andoni,“Deed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pp.87—89.)

美国学界普遍认为，当前世界某些地区反美潮流的泛起，并非美国误入了歧途，而是 它的“霸权”政策和行为没有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充分理解。因此，美国政府追求自认 为正确的对外政策是不够的，应该采取实际行动，让美国的批评者相信美国对外政策的 正确性，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加大公共外交的力度，它体现在你做了什么而不是说 了什么。(注：Christopher Ross,“Public Diplomacy Comes of Age,”p.77.)

　　　　学者为美国开药方：为“观念”而战

如何改变世界对美国的看法是美国政府面对的迫切问题。美国学者认为，美国一味迷 恋在战场上使用武力打击恐怖主义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糟糕，它将帮助美国的反对者宣 扬名正言顺的“文明冲突”。(注：Rob de Wijk,“The Limits of Military Pow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5,No.1,Winter 2002,p.90.)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冲 突和危机中，美国不能只考虑军事反应，更要通过信息和媒体来疏导舆论和抚慰民心， 单纯的军事权力往往不足以解决现代争端，尤其不可能结束当前的反恐之战。采用有效 的公共外交手段如广播工具等能赢得其他国家的“人心和思想”，是解决外交危机的第 四种力量。(注：Edward Kaufman,“A Broadcasting Strategy to Win Media War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 2002,p.115.)学者给美国政府开出了如下药方。

其一，再造“观念市场”(remaking marketplace of ideas)。改变其他国家民众对美 国的看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美国长期的努力来改变世界的“观念市场”，这一议 题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美国应该向其他国家政府控制的媒体和教育体系 表明，广播谎言和传授无法容忍的事物必然影响美国提供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支援。美 国应该协助改革这些国家的媒体和教育体系，支持世界其他国家创设独立媒体。这种举 措应该包括制定传媒法草案和学术议程等，资助有利于美国的“看门狗”式团体，并向 国外独立媒体提供财经和技术帮助。此类资助可首先投入到独立的非政府组织，避免其 他国家指责美国搞“颠覆”活动。通过这些手段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施加压力、展示 规则和标准，迫使他们放松独裁和专断的做法，同时通过贸易手段消除其他国家禁锢个 人思想的壁垒，让民众的观念变得开放起来。(注：Antony J.Blinken,“Winning the　War of Ideas,”p.111.)

其二，走向“聪明权力”(smart power)。再造“观念市场”有助于缓解其他国家民众 对美国政策的批评，那么如何说服其他国家放弃对美国不断膨胀的权力的憎恨呢?学者 认为，美国必须聪明地运用手中的权力。走向聪明权力的第一步是“熔化”对美国单边 主义行动的怨言。美国必须改变以往那种不负责任的“单干”做法，与其他国家建立联 盟、维护联盟并达成互信和谅解，要求美国听取其他方的建议，惟其如此，才能让世界 铭记美国的规范和准则。这种途径还要求美国靠拢而不是远离全球气候变化、《生物武 器公约》、《核禁试条约》、国际法庭等一系列棘手问题，以免疏远朋友，为自己的敌 人提供“道义军火”(moral ammunition)。走向聪明权力的第二步是，争取那些嫉妒美 国成功的人。作为地球上最富足的国家，美国应为全球化世界分担责任而不是一味追求 自私利益。在社会发展、消除贫穷、教育改革以及为穷国减免债务和消除贸易壁垒等方 面，美国应被世界视为热心的领导者而非不情愿的“跟随者”。只有这样，世界大多数 沉默群体才会相信自己跟随和支持美国维持现状是有利可图的，才不会把他 们的挫折迁怒于美国及其公民。(注：Antony J.Blinken,“Winning the War of Ideas ,”p.113.)

其三，搁置武力，战胜“憎恨媒体”(forget fire,battle Hate Media)。有学者认为 ，美国目前应该放弃“武力先行”这一解决冲突的方法，操起本国的媒体武器战胜国外 的媒体。目前最令美国头痛的是分布于世界某些地区的“憎恨媒体”(Hate Media)。“ 憎恨媒体”最初是美国用来描述纳粹德国和前苏联“憎恨电台”(Hate Radio)这一宣传 工具的，它的作用在于挑起当地民众的情绪，煽动针对目标群体的暴力冲突，是致命却 又非常有效的媒体。在美国看来，目前世界若干地区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特 设了许多针对美国的传媒工具，它宣扬对美国的不满，鼓动对美国政府和民众的仇恨情 绪。阿拉伯有一个“半岛”(Al Jazeera)电视台极具影响力，它覆盖中东地区1000多万 人口。在如此强大的传媒攻势下，美国要在阿拉伯世界找到“真理”难于上青天。(注 ：Antony J.Blinken,“Winning the War of Ideas,”p.120.)

那么，美国怎样战胜这些本国无法管辖的国外媒体呢?美国舆论和学界认为，要达到这 一目标，美国必须发展战胜“憎恨媒体”的更好战略，应在憎恨或误解美国的地区加大 公共外交攻势。建立国际广播网是战胜“憎恨媒体”的最有效选择之一。在世界许多地 区，美国只在口头上兜售和澄清自己的政策，而不是以实际行动挑战“憎恨媒体”。美 国学者建议，美国必须加大公共外交的地区应该包括中东、东南亚。为了改变这些地区 的民众对美国的错误观念，政府迫在眉睫的任务是扩大国际广播网络。(注：Antony J. Blinken,“Winning the War of Ideas,”p.121.)

值得注意的是，鼓吹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不光是自由主义者，连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言 人米尔斯海默都主张“反恐”要推行“赢得人心的战略”。(注：John Mearsheimer,“ Hawks and Minds”,National Interest,Vol.76,No.69,Fall 2002,p.45.)这说明，公 共外交理念对美国来说确实有其紧迫性与广泛的学术基础。

　　　　美国将如何作为：公共外交的现实矛盾与挑战

“9•11”事件的惨痛教训看来使美国政府有所醒悟，在美国学界和舆论的呼吁下，一 些美国政府官员似乎意识到公共外交的重要性。2002年4月24日，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 事务的副国务卿夏洛特•比尔斯(Charlotte Beers)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上做了“为公 共外交投资”的听证。他指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整个世界对美国的观念是最 大的误解……我们应该改进和加强对世界其他国家民众而不是其政府表明美国政策的方 式，特别是中东和南亚的民众对美国怀有不满情绪，他们对美国的拙劣看法已经导致了 动荡，是美国和国际安全的威胁。”他说，“美国有必要行动起来，告知、教育和说服 那些国家的民众。”那么，美国该怎么做呢?比尔斯认为，一些传统公共外交活动如国 际交流、国内项目、文化项目和广播事业应该继续开展起来，尤其要把这些活动面向美 国需要迫切面对的听众。(注：Charlotte Beers,“Funding for the Public Diplomacy”,Statement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ommerce,Justice,and State　of the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Washington,D.C.,April 24,2002.)

2002年6月11日，比尔斯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做了“未来公共外交计划”的声明， 称“未来美国的公共外交有三个战略目标：一是重新介绍美国的价值观和信念，创设共 同价值观念的交流；二是向世界阐明，民主化、良好管理和开放性市场能提供更好的机 会；三是支持年轻一代的教育事业”。比尔斯相信，这三个战略目标能改变美国与穆斯 林及其他国家的关系。(注：Charlotte Beers,“Public Diplomacy Plans for the Future”,Statement before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Washington,D .C.,June 11,2002.)

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也表示，公共外交应该在美国 外交政策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提议向电视广播部门提供1.35亿美元拨款。海德在 其提案中将中国列为美国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并向国会提出《2002年自由促进法 案》。该法案的宗旨是提高公共外交在国务院所有部门中的地位，与穆斯林世界建立一 系列交流计划，整合美国现有的国际广播服务，以便最终完成必要的改革。

公共外交的做法，除强调推销美国传统的民主等价值观外，重点强调了资助他国年轻 人的教育交流计划，准确、清晰和迅速地介绍美国的政策，从过去单一的宣传工具转到 利用因特网等先进的传播手段影响他国的舆论。总之，它是一项“民心工程”，是美国 惯用的硬、软两手抓的重要举措。它与冷战时期的美国“和平演变”战略有所不同，后 者更多的侧重价值观、社会制度，旨在推销美国的“软权力”，而公共外交集中打造美 国的国家形象，目的在于加强美国一度疏忽的“软权力”，它弱化了“和平演变”策略 的进取性，而具有挽救、重塑美国形象的紧迫性，同时又有从长计议的考虑。例如，20 02年9月底布什政府递交国会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大部分内容就是侧重如何运 用公共外交、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手段赢得所谓一场不同价值与理念 之战，包括与“伊斯兰世界的未来之战”。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迅即成立了一个“白宫联合信息中心”(White House Coalition Information Center)，专门负责美国反恐战争中的对外宣传。为挽救“9• 11”事件后美国遭遇的“形象危机”，2002年秋，布什政府又成立常设“国际交流办公 室”(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s)。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为什么世界憎 恨美国”的问题，为重新赢得世界特别是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好感而努力“公关”。

但是，成立国际交流中心能否解决美国的“形象危机”问题呢?美国许多有识之士对此 表示怀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策的实质，而不是宣传和包装。一些批评者质问，如 果信息内容没有什么变化，这种扩大和改进的“推销术”是否会有帮助?美国中央情报 局国家情报委员会前副主席兼中东问题分析家格雷厄姆•富勒(Graham Fuller)在一次 就公关外交问题会见美国两党顾问委员会时说，“如果我们的基本政策被人看出了破绽 ，那么再好的包装和宣传，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注：Graham Fuller,“Hearing to Examine U.S.Understanding of Arab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Testimony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Reform,Subcommittee on National　Security,Veterans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ashington,D.C.,October ,2002.http://www.state.gov/r/adcompd/rls/14230.htm.)

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美国不改变自身的霸权行为而试图改变他国人民对美 国的观念或印象，只能是缘木求鱼。

美国学界对公共外交的研究热潮以及美国政府对公共外交的觉醒，对已经加入世贸组 织并正在崛起的中国有着重要启示，比如，如何开展恰当的公共外交活动，影响美国国 会和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观念，促其改变对中国的偏见看法，使中美关系朝良性方向发展 ，是中国未来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因为国会是美国民意的宣泄场所和重要舆论重地， 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的民意，而选民与利益集团的看法是美国政治决策的基石。过去 那种“反华议员”或“反华势力”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实际上他们都有深厚的民意基础 ，不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和其他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就不可能杜绝反华舆论。因此， 开展公共外交研究及活动也是我国迫在眉睫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