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煜棪:天文·水文·人文:毕飞宇的现实主义与“实现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9 次 更新时间:2021-02-24 11:03

进入专题: 毕飞宇   现实主义  

张煜棪  

摘要:毕飞宇的现实主义更像是一种“实现主义”,聚焦人们以为不存在的现实,观照人们想当然却不然的现实,重新省视、想象了人文、水文、天文,迫使我们揭晓、感应包括自我在内的黑洞,与不可知的力与命对抗,也照亮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边界之外那些幽暗激情的丰饶地带。这种“实现”书写着常人的想象力政治,提出了新的“看”的宣言,使视线、目光、视力超越理学意义,化不可见为可见,化不可感为可感,呼吁着觉知黑暗的自覺。其对光、黑洞、天文的敏感想象也指向启蒙作为具有生物性、情感性的非理性意外的可能。

关键词:毕飞宇; 现实主义; “实现主义”; 启蒙

毕飞宇的小说创作很少以题材被便利地分类,故而不受其限制,文本环境也不囿于一时一地一种主义,有昨天的王家庄,也有眼下的上海南京,似乎很难概论。他的长篇小说用来完成反思故事、紧盯当下的野心、责任与抱负,也探讨概念与叙事的可能;相显之下,中短篇小说则别有分工,它们读来更灵敏抽象,即兴也即时,也大有阐发的余地。但不论篇幅长短,毕飞宇都将自己的作品认为是现实主义写作,而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是两个词:关注和情怀。①他的“乡土中国”真切厚实,土地上的人感官丰沛,经得起学者考古“民间的社会生态”,拒绝对作为一段生活的历史“抽象化、简单化,甚至漫画化”②。而短篇的设计与发挥显示出他在时间轴上通达的渴望。毕飞宇也将视线投向人以外的天文与水文,延续着他一以贯之的对生活边界突进的姿态,如《彩虹》里人造的天候与坏掉的时间,还有《地球上的王家庄》里那世界的尽头、海水的出路与父亲的宇宙。

毕飞宇呈现出一种广阔又精专的姿态,大胆、诚恳、耐心地写作,也常给我们这样的读者需要斟酌如何去读的压力。他将这样的压力视作必须经历“重新启蒙”③的步骤,但比起驱散蒙昧的理性之光,他所意在的启蒙,似乎更有效地聚焦了那些人们以为不存在的现实,观照了人们想当然却不然的现实。在这一意义上,毕飞宇的现实主义更像是一种“实现主义”,他将平凡人体内无法具化的奇伟力量外化,也照亮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边界之外那些幽暗激情的丰饶地带。



毕飞宇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平原》以回到苏北乡村的端方为轴,企图映射中国1976年的天圆地方。端方在秋收的季节返乡,开镰割麦,重做庄稼人,我们也试图重返我们未离开过的乡土中国。小说开篇,不比现代化的农业机器的端方不服输,与天气斗、与农时斗、与人力斗,千疮百孔,达到了当时的肉身极限。翻出丰熟之下的肃杀是毕飞宇对1976年中国遍地“疲软”④的把握,而在人体极限之下,由“屈辱”“种姓延续”“原罪”“宗教”“历史”“忏悔”构成的“人文”⑤之极限在这位当代人的叙事里,造化着呼之欲出的象。

他如此观察1976年的社会征象:“没有意识到文化的再建,更没有意识到人是有灵魂的,这一来……‘利益原则在我们这里就有些变态。”⑥当理性被历史的趋势强求,当感受不再作数,人们进入一个尴尬的区间,而毕飞宇始终在寻找人的生物性与情感性极限的参照物。从作家自身对家姓无果的考据,到《叙事》中被强行舶来的日本血统,对错位的迷恋与扰惑总抢先对历史正骨的欲望一步,继而仿佛回到了正常的时序。“我”被种姓文化与历史之罪夹击,无法面对血缘及其社会性的附属,羡慕海鸟只有“类”作为唯一的标记,不必落入思考自己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的挣扎与“放逐”⑦。这些固然是作家对“寻根”的思索与回应——他好像写在其外又身在其中——却也要求我们重新考察人文里无法虚拟的生理与情感。

毕飞宇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向度,对某一事物有所关注,坚决不让自己游移”,是“一颗‘在一起的心”。⑧而这种关注以剥离为先导,与既有的纠缠于一时一地之逻辑的“人文”划清界限,将理所不当然从理所当然之中脱胎,实现充满感应的现实的本来面目。毕飞宇小说中的人文并不单以人类在地表的社会、心理与情感活动纹路自成体系,它应允了与水文、天文共同完成复杂的衍生与揭晓。而这首先要求的,是与陆地上想当然的生命形式剥离。《青衣》里的筱燕秋原本是戏台上韵腔道白“不说人话”的“绝对的女人”⑨,是原型般的绝对存在,却有了属人的妒意、执着、自怜,从月宫调往戏校,失魂落魄。而筱燕秋也正因眼、心、神都在月亮上,脚下失路,即便肉身受损,也如同“偶然看见”“事不关己”的“旁观者”⑩。演员要人戏合一,但筱燕秋的功课却是面对剥离与合一之后的余震。嫦娥因仙药奔月,开启了女性与药物的纠缠史,而筱燕秋服下的“含珠停”为将胎儿与母体剥离,其作用在肉身的药物反应带来了从月上降落的错觉,并非将人与嫦娥合一,而是要把嫦娥从月亮与偷药的罪与罚剥离。太阳曝晒下的林红藏在假期的海水中贪欢,身上蜕下的皮让她暂时从“主编”“上级”“妻子”中抽身,完成“生活在别处”11的假日正解,以剥离得偿另一种浸入。而《叙事》的主人公“我”寻找作为中国现代史的“我奶奶”婉怡时,在上海/海上丢失了四公斤体重,在脸上留下了多余的黄色皮肤。为中国人、日本人所共有的黄皮肤给他带来混淆的慰藉与无力的宽宥,但也唯有经过不断变形、剥裂、转码的“空洞”与“感伤”,历史才在这张面孔上现出了裂口。

“人类的意志与想象只是相对于大陆而言的,如果没有海洋,世界史只可能是独裁者的日记。”12《叙事》的最后,“我”终于与陆地史学与人文原罪的痛苦包袱决裂,却读不懂曾经视而不见的“旧”世界,深陷在大陆与非大陆、人与非人之间的夹层,空虚地存在。他带着毛边地图完成了大海漂行,由海上登陆上海,将已被大海全然接受的自己吐空,用最生物性的自我暴力才勉强制住面对大陆的晕眩。飞天的筱燕秋、入水的林红所经历的剥离都是皮肉之下、自我之内的核裂变,而在20世纪末的“我”登陆上海呕吐时,她们已埋下觉悟的果,预知了像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的“剥离之后会怎样”。21世纪初的毕飞宇或许要对自己20世纪末的洞见更新、追问或叫好,我们无意也不该以后来人的眼光自居智慧,但毕飞宇对人文的质询、对天文、水文的急迫狂想自成一脉,绵续至今,确实不应被忽视。

毕飞宇的苏北水乡已经成为文学景观,央视新近摄制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2020)也将兴化作为其文学地理的起源,给足了重视与期待。但对在苏北河野撑着长蒿的毕飞宇而言,陆地与水域谁是故乡,生长之地与不可到达之处谁是故乡,似乎不是那样二选一的问题。他对故乡风物人鬼书写,透出广袤包容的心智从属,也使存在意义上的故乡长出一圈暧昧不明的毛边。如果他不是一名江苏作家,而是上海或港台作家,又或是一名科幻作家,他在大地以外的天海世界中的即兴与沉湎或许会得到更多注意。正如《叙事》被认定为没赶上先锋潮流的可惜作品,作家所陷的时、地、名往往成为一种被动的默认现实,覆盖其真正想要身处、书写的现实。讨论作为现实的文学史与作为文学史的现实在作家身上进行着怎样的剥离与剥夺不可说不迫切。



剥离的先兆往往是对交叠的觉察。当《平原》里的公社电影放映队来到王家庄,在稻田里架起银幕,而大风扰乱了观影,银幕仿佛风帆,“所有的观众都像是坐在帆船上。他们静止不动,却已经劈波斩浪”13。庄稼人栖居其上的田野厚实、传统、平稳,是与天相通、直上直下的封闭生态,因为外部光影与信息的介入,原地航海与横向辐射成为可能,陆海共处一个世界的事实不由理性输入,而是由感官与想象完成。在《雨天的棉花糖》这篇意象潮湿幽暗的小说里,不被旁人真正理解、尊重、爱怜的“假烈士”红豆以二胡直白又玄奥地抒情,让政治、铁律与理性退位,继而在他的感知里,世界幽深宽广,送药的“小护士们美丽的影子像鱼一样在病人之间摇晃”14,于是孤独笃甚。小说中反复出现山洞、蟒蛇、《新闻联播》片头旋转的“地球”,它们无一不指向一种变动不居的人的视线,以及它的视距与力量无法穿透的黑匣子。而当红豆劲哀又刚柔的二胡声不仅能拉出个人命运的节律,也能吊引出其他生态位与抽象星球的变奏时,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人文视野似乎不够用也不那样无缺可靠了。

在《平原》里,王家庄周边的地理版图是村民眼中的微缩中国,而中国又与世界无甚差别,于是世界就是一块坚固可控的平原。平原上的村支书吴蔓玲带领村民树立对地震的认识,认为地震并非天灾,而是与天斗地斗的珍贵机会,是组织争取后才被安排在中国以考验与证明中国人民及其力量的。在那个年代的吴支书的领导下,“高于地理的”政治与高于“地理的政治”在平原一块的世界上生发着夸张、含混、骇人的重重语义,描画出可疑却被视之当然的地图。

地图作为“亲近世界的一种努力”,用二维的走势、纹理、表象试图重塑与再现我们所身处或无法身处的局部与全局,也正是“区分与补充使地形与地貌产生了人文意义”。15如同毕飞宇在《平原》序言里写到的行家凭包浆断定本质一样,表层与本质谁最灵验、最智慧、最深刻的吊诡,也是地图上浮现的诘问。“就地图而言,世界的破碎也许就是语言的多彩,色彩的差异、隔膜、交融、渗透使这个世界五彩缤纷,世界从此斑斓,形成了一种古怪的关系。撇开地图,我认为世界内部的关系也大致如此。”16毕飞宇从正反、头尾包抄,地理、水文、人文也像表层与本质一样连成一个由文学结下而非解下的莫比乌斯环,而从毛泽东与斯大林那儿借来的人类语言之痛、宿命、神力慰藉了《叙事》中的陷落在汉语思维搭建出的祖源羞耻与身份迷失的“我”,却让“我”注定重归陆地,无法以地图理性升腾宇宙进而剥离于任一从属。17无论是毕飞宇的任务还是野心,都并非下一个结论或指定一种主义,而是指向一种掩盖在“想当然”之下的具有超越性的混沌——即为现实。《平原》中混沌度日的混世魔王也正是凭借语言之力,短暂超脱在王家庄这块平原上寸步难行的痛苦,于黑暗之中走遍地图,得到“梦幻一样的召唤,怪异的奔放,别样的恣意”18。唯有在黑暗中才能走遍的地理不同于连地震都能被指派的被规训的地理,这一设计是作家作为后来人对那个年代的反思,也让我们重新注意到毕飞宇对光、黑洞、天文的敏感想象。

“与地理和天文,也就是和地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王瞎子阐发了一整套上天入地的地震理论,圆融贯通,又驳斥了顾先生的“地圆说”,因为顾先生没有亲眼见过其身处的地球,而王瞎子“看见”了。这固然是对当时中国乡间科普教育缺乏的映照,而顾先生代表的科学、理性、律法也揭示了我们的星球作为知识与自然的真相。但是不论是想从王家庄到地球上走走的人们,还是困在地球表面的筱燕秋,又或是儿女当真去了地球其他局部的空巢老人,还有百般痛苦后才有“宇宙一样苍茫”20的脸的红豆,剥离与出走的大计似乎可以完成,与所处的世界之间那种玄之又玄的亲密感应却好像了无痕迹。

在《平原》中的唯物主义者吴蔓玲的夜晚里,“物质”被黑暗吞噬,唯物主义从“物”变为“魂”,而她的生存空间则成为巨大、黑色的空洞,于是则有黑病、夜病,老鼠肉也可以香甜无比。21黑洞是“巨大,空阔,浩瀚,同时又非常细微、幽密,一句话,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如影随形”22的,而黑病、夜病则是与规范化、政治化、主义化的日常剥离后失去归属的空虚惊惧。平原上的人惊闻毛主席逝世,失去了“红太阳”,天空成为天“空”,“黑得像一个无底洞”23,这是人们心中剜肉一般真实的伤痛,却也反映了那时天文已然被规训成了一种人文。但被认定为成分有问题的信众孔素贞等人,即使被排斥在陆地以外,在水上参与悼念,仍一片心诚要为毛主席念《金刚经》,以他们的信仰与虔诚超度他们的领袖。他们跪在船里,在“凝稠的、厚实的黑”24的秋夜水上,对着北斗星,祈愿已故的领袖早登极乐。在黑洞洞的水上超度红太阳这一部分,是《平原》对平原上渺小、赤诚、真实、难以捉摸的生命里那庞大的灵感、体验、力量的一次例举。端方在赵洁的硬面笔记本上留言时,不小心多撕下了两页,把校长与主任的题字撕去了,希望也被墙上判语的感叹号敲成粉碎,无法给喜欢的女孩留下他的心声。这是端方成长的岔路,权威的感叹号与击碎的希望预言了吳支书与他的爱恨命运,但在那个被庞大政治影响的一念之间后,他有了追想起来如同一个洞那样“无可挽回的遗憾”25。这个黑洞在端方之外由树下的蚂蚁聚集而成,操演着近乎疯狂的游行,形成端方无法理解的横纵纹路。端方用最生物性、最侵略性、最能标记领地的尿液袭击蚂蚁,让它们浸入“真正的汪洋大海,宽阔,无边,深邃”26。此时我们回想《青衣》,筱燕秋在人间失重地独自飞行,为了奔月,也是以最生物性的方式,在雪地里留下了血蛀的黑色窟窿,最终成为了黑洞制造者。

或许可说端方、筱燕秋与自己剥离,再以毁灭达成和解,但我们更要注意,他们指向了不知其所从来的力与命,还有文学在这件事上天然固有的“感伤”特权。《平原》中的“我”也感受到太平洋“苍莽无垠、碧蓝浩渺”里那种“宇宙感伤”,“渲染我、感动我,使我不能承受。海洋就是这种东西,吸引你来,再把绝望劈头盖脸泼给你”。27这样的感伤使“我”领悟日神对地球的哺育、海洋对陆地的流放、自己被吸附在地表的弧线上参与着伟大的运转。天文、水文、人文在这里激烈又隐晦地合一,成为任意一者都难以承受、无法看透的感引,而后激出人类最玄奥纯粹的东西,即为心灵之感应。毕飞宇的小说创作的确触及许多政治事件,或为焦点或为幕布,但其关怀始终超越一时之政治,或说,他不以政治为人文全部的意涵,也不将政治撇出生活日常。他所着眼的人物事如同平原上庄稼人的天时,是那种牵动命运、身体与一切循环的感应。



毕飞宇在《平原》的序言里提到父亲的来历与自己的姓氏都是黑洞,也从未为亲人上过坟,而陪太太为生父上坟的那一次,他对“丧父”“关系”“上坟”“血缘”这样的事件或词语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他感到人们其实“不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事。28对世界、对历史、对经验、对心灵的那份想当然,是小说家与其文学创作总想努力驱散的阴影,而阅读作为启蒙带来的,或许是茅塞顿开,或许是漫长的领悟。毕飞宇认为小说家是怀疑论者,怀疑的是那份想当然,也是其映出的一种现实;而小说家又对虚构“坚信不疑”,并且这种“信以为真”能够“导致十分具体的情感,你会流泪,你会恐惧”29。

这种虚构作为小说的一种本质力量奇绝,大得惊人。它并不意在颠覆现实,而是在认识的边界突围,要照亮不为人知、不为人承认的感知现实,既鲜活可感,又因可感而实在。它所应允的是无所不在的轻盈弥散,还有如同自然生长的稳固结构。小说及其虚构性实现了那些人们以为不存在的现实,譬如盲人的视线、中年人羞于启齿的情欲,也实现被人们想当然却其实不然的现实,譬如血统是否规定了身份、男人能否就不能有一刻的脆弱。也正是这样的虚构,令囿于时间跨度、隐私、社会规范无法被靠近的生命的韧劲与心灵的敏感,得到了尊严与理解。像《平原》里沈翠珍这样的人,一辈子仿佛为了红粉出嫁时那一声“妈”而卯足了劲蓄力,而吴蔓玲与她的无量又是那样擅长瞬间而彻底的自我改造与自我领悟的人与狗,它/他们都是李敬泽在封底所观察到的力学家,小小的形体内部是过于巨大、激烈、无所不能、无人观测的黑洞。

我们这位小说家着迷于像端方那句“对不起”一样平普言语的“催人泪下的魔力”30。他在人们认为朴素乃至粗糙的生命里揭晓那种澎湃的、浓郁的、敏感的、凶猛的、甜腻的、矛盾的、惊恐的动静,揭晓那黑洞般看不透的震撼力量,揭晓仿佛只有那些拥有更多发声途径的人所社会性独占的“人”的感受,揭晓我们自以为普通的觉知与心灵。小说家这个黑洞制造者,强迫我们克服惯性,揭晓包括我们在内的黑洞,与不可知的力与命对抗。

毕飞宇对虚拟与黑洞的敏感,带有再创世纪的味道。毕飞宇在2008年完成了长篇小说《推拿》,全书因写盲人,几乎都在无光之域游走。小说甫一开头便带我们回味“世纪末的疲惫与恐慌”31,这是要我们这些“读者”——这个词在盲文被发明之前,先天地带有一种光的偏见——也回到无光地带,在没有障眼法的视界里,静心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光与目光。从物理学上说,视界既是黑洞的边界,也意指在黑洞之内的世界无法被我们观察。盲人的目光时常被忽略,而成为目光的客体,但“目光”作为一种修辞,本质是将外界的光据为己有,而非指称健全人的眼睛为一种光源。这里阿甘本对当代人(抑或同代人)的讨论或许能给予启发。在他“看”来,觉知黑暗并非一种被动态,也非依凭惯性可以完成的事,它需要我们激活视网膜上的特定细胞(off-cell),故而黑暗是一种特殊的活跃的像,也是一种需要感知的视野。而真正的当代人不但能看见光亮,也与自己的时代保持着可以觉知黑暗的距离。32《推拿》作为毕飞宇“实现主义”书写的一例典型,呼吁着觉知黑暗的自觉。毕飞宇并不将盲人的世界看作是生理缺陷的结果,而是包括盲人在内的人们必须去学着感知的视界。而将世界变为视界,带着敬意地去感知自己或他人从前不被承认的黑洞般未知的心灵,是《推拿》交给我们的功课,也是毕飞宇“实现主义”书写的用心。

在《推拿》中毕飞宇教我们学着去感知他人复杂深刻的目光,而在《小说课》,他又发布了新的“看”的宣言,而且更接近写作与阅读活动——“好的读者一定会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看大局,一只眼盯局部。”33与拥有视力却毫无同理心与感知力的“睁着眼睛的瞎子”34相反,一个无关视力的真正的“健全人”形象浮于纸上。他或她需要有一双不为对焦而生的眼睛,需要有眼观六路、包罗万象的自觉自明。

毕飞宇的写作正在要求我们“健全”的作者、读者、当代人拥有并敞开这样的“心灵的窗户”。文学创作活动本就是书写超越作家本人视觉极限的可能性,这样的“实现”使视线、目光、视力超越理学意义,化不可见为可见,化不可感为可感。这不正是毕飞宇本人希冀与实践的重新或继续启蒙的努力吗?

而当视觉极限被超越,小说的“想象力”的“最初发展必然导致自身的疑惧”35。毕飞宇不以想象力自居,有理可依。的确,不论现实主义还是“实现主义”,好像所写的对象都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能点出名来、找到证据,而非魔幻与玄幻的对象与手法。但在他的小说之中,想象力是人不可缺的尊严。筱燕秋的丈夫面瓜太过自卑,“在筱燕秋面前一点想象力都没了”36;而在避开自然光的道德政治审查的咖啡屋里,红豆如“置身在想象里”37,得以把握他被剥夺的纵深;混世魔王困顿于王家庄,却以有膽量的想象力贯通过去与未来,编出故事这样神奇的虚无、充满意义的不可即;而夏放(下放?)与“我”的堕落又成为了反攻驾驭“我”包括想象力在内的一切的妻子这个“时代的君主”38的契机。常人的想象作为现实一种,似乎无需想象,但想象力作为尊严与自由在每时每地引发着激烈的人类政治,而书写常人的想象力政治,探进人们心中不为人知、不敢为人知、不能为人知的幽微之所,不但是毕飞宇的现实主义与“实现主义”,也是文学作品与创作活动从未离开的黑洞地带。



在本文的最后,也许我们可以往黑洞里再走一小步。不知道这位写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作家是否也想到过,堂吉诃德认为,没有见过就相信才是真本事。以信以为真的态度书写从未见过之物——这乍听之下似乎更像科幻小说的专长,但也是本节开头所引的毕飞宇对虚构“坚信不疑”的态度。近年来,一些富有洞见的学者已将科幻小说作为一种从“五四”文脉延续至今、极具现实意义的文学进行研究。39科幻小说与现实主义之间复杂的话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与能力之内,而提起科幻,也并不意在断言毕飞宇写的就是科幻小说。这里我们只想尝试将《平原》中的一处设计与刘慈欣2001年发表的小说《乡村教师》并置阅读。

我们一路阅读分析至此,天文宇宙从来不是科幻小说的专利,不该被科幻以外的写作排斥在外,而“头顶的星空”也不只有自然科学上的理性意义。《平原》中被下放至王家庄的顾先生将深邃、复杂、拗口的哲学与主义教给乡间孩童。教学法是要孩子们背诵——“长大了,它就是你们身上的血。”40知识经过背诵,“烂熟于心”实现了形式上的语义,把知识具化成了生物体的一部分。而经过漫长的努力,能背诵出的恰恰是低年级的学生,“这是反常识的、反逻辑的。然而,是事实。”41比起理性,原初的活力、热情、冲动似乎更能创造“奇跡”。而在刘慈欣自认为并不属于典型硬科幻的《乡村教师》中,那些宇宙深处的“高等文明”要给地球降下的毁灭命运是秘密的天启,逃过一劫的办法是证明地球人掌握符合要求的知识与技术。天启将在无人知晓之时展开,但在这颗星球的灭顶之灾由几个乡村孩童们逆转之后,也并没有什么英雄传说,如无事发生过一样。尽管避免天启的降临需要用真理的揭晓来成全,但孩子们拯救地球,靠的是背诵并不理解的牛顿力学三定律。这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乡村教师在临终之前教给孩子们的,孩子们虽然不理解作为知识的三定律,却因为感恩、伤心、舍不得全背了下来。外星来客以为看到了符合标准的理性之光,而乡村教师想做的,也确实是理性与知识的启蒙,但最终是没有蒙尘的心之力量完成了拯救。这几个乡村孩童只是知识的携带者,而非感染者,他们揭晓了知识在这一星球上的存在,也使知识还原到最纯粹也最抽象的形式。《平原》与《乡村教师》这两个文本有着不同的考量与欲望,却都经由知识的传播与流动暗示着启蒙也可以是具有生物性、情感性的非理性意外。这是一种难以证明却着实存在的现实,却经由文学得以实现。

注释:

①⑥⑧张均、毕飞宇:《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毕飞宇访谈录》,《小说评论》2006年第2期。

②汪政:《王家庄日常生活研究——毕飞宇《平原》札记》,《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

③1617毕飞宇、汪政:《语言的宿命》,《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④1318192122232425262728304041毕飞宇:《平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237页,第248页,第103页,第109页,第159页,第197页,第203页,第24页,第24页,第205页,序言,第35页,第83页,第83页。

⑤⑦⑨⑩111215353638毕飞宇:《青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版,第227页,第38、42页,第25页,第129页,第202页,第237页,第163、164页,第231页,第25页,第224页。

142037毕飞宇:《叙事》,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版,第239页,第242页,第230页。

29沈杏培、毕飞宇:《“介入的愿望会伴随我的一生”——与作家毕飞宇的文学访谈》,《文艺争鸣》2014年第2期。

3134毕飞宇:《推拿》,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第339页。

32Giorgio Agamben, “What Is the Contemporary?,” in What Is An Apparatus? And Other Essays, trans. 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9-54.

33关于毕飞宇对大局与局部的讨论,见《小说课》中的《促织》一课。毕飞宇:《小说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39如王德威:《鲁迅、韩松与未完的文学革命 ——“悬想”与“神思”》,《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宋明炜:《回到未来:五四与科幻》,《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2期。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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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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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当代文坛 2021年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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