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煜棪:天文·水文·人文:毕飞宇的现实主义与“实现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 次 更新时间:2021-02-24 11:03:42

进入专题: 毕飞宇     现实主义  

张煜棪  

   摘要:毕飞宇的现实主义更像是一种“实现主义”,聚焦人们以为不存在的现实,观照人们想当然却不然的现实,重新省视、想象了人文、水文、天文,迫使我们揭晓、感应包括自我在内的黑洞,与不可知的力与命对抗,也照亮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边界之外那些幽暗激情的丰饶地带。这种“实现”书写着常人的想象力政治,提出了新的“看”的宣言,使视线、目光、视力超越理学意义,化不可见为可见,化不可感为可感,呼吁着觉知黑暗的自覺。其对光、黑洞、天文的敏感想象也指向启蒙作为具有生物性、情感性的非理性意外的可能。

   关键词:毕飞宇; 现实主义; “实现主义”; 启蒙

   毕飞宇的小说创作很少以题材被便利地分类,故而不受其限制,文本环境也不囿于一时一地一种主义,有昨天的王家庄,也有眼下的上海南京,似乎很难概论。他的长篇小说用来完成反思故事、紧盯当下的野心、责任与抱负,也探讨概念与叙事的可能;相显之下,中短篇小说则别有分工,它们读来更灵敏抽象,即兴也即时,也大有阐发的余地。但不论篇幅长短,毕飞宇都将自己的作品认为是现实主义写作,而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是两个词:关注和情怀。①他的“乡土中国”真切厚实,土地上的人感官丰沛,经得起学者考古“民间的社会生态”,拒绝对作为一段生活的历史“抽象化、简单化,甚至漫画化”②。而短篇的设计与发挥显示出他在时间轴上通达的渴望。毕飞宇也将视线投向人以外的天文与水文,延续着他一以贯之的对生活边界突进的姿态,如《彩虹》里人造的天候与坏掉的时间,还有《地球上的王家庄》里那世界的尽头、海水的出路与父亲的宇宙。

   毕飞宇呈现出一种广阔又精专的姿态,大胆、诚恳、耐心地写作,也常给我们这样的读者需要斟酌如何去读的压力。他将这样的压力视作必须经历“重新启蒙”③的步骤,但比起驱散蒙昧的理性之光,他所意在的启蒙,似乎更有效地聚焦了那些人们以为不存在的现实,观照了人们想当然却不然的现实。在这一意义上,毕飞宇的现实主义更像是一种“实现主义”,他将平凡人体内无法具化的奇伟力量外化,也照亮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边界之外那些幽暗激情的丰饶地带。

  

   一

  

   毕飞宇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平原》以回到苏北乡村的端方为轴,企图映射中国1976年的天圆地方。端方在秋收的季节返乡,开镰割麦,重做庄稼人,我们也试图重返我们未离开过的乡土中国。小说开篇,不比现代化的农业机器的端方不服输,与天气斗、与农时斗、与人力斗,千疮百孔,达到了当时的肉身极限。翻出丰熟之下的肃杀是毕飞宇对1976年中国遍地“疲软”④的把握,而在人体极限之下,由“屈辱”“种姓延续”“原罪”“宗教”“历史”“忏悔”构成的“人文”⑤之极限在这位当代人的叙事里,造化着呼之欲出的象。

   他如此观察1976年的社会征象:“没有意识到文化的再建,更没有意识到人是有灵魂的,这一来……‘利益原则在我们这里就有些变态。”⑥当理性被历史的趋势强求,当感受不再作数,人们进入一个尴尬的区间,而毕飞宇始终在寻找人的生物性与情感性极限的参照物。从作家自身对家姓无果的考据,到《叙事》中被强行舶来的日本血统,对错位的迷恋与扰惑总抢先对历史正骨的欲望一步,继而仿佛回到了正常的时序。“我”被种姓文化与历史之罪夹击,无法面对血缘及其社会性的附属,羡慕海鸟只有“类”作为唯一的标记,不必落入思考自己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的挣扎与“放逐”⑦。这些固然是作家对“寻根”的思索与回应——他好像写在其外又身在其中——却也要求我们重新考察人文里无法虚拟的生理与情感。

   毕飞宇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向度,对某一事物有所关注,坚决不让自己游移”,是“一颗‘在一起的心”。⑧而这种关注以剥离为先导,与既有的纠缠于一时一地之逻辑的“人文”划清界限,将理所不当然从理所当然之中脱胎,实现充满感应的现实的本来面目。毕飞宇小说中的人文并不单以人类在地表的社会、心理与情感活动纹路自成体系,它应允了与水文、天文共同完成复杂的衍生与揭晓。而这首先要求的,是与陆地上想当然的生命形式剥离。《青衣》里的筱燕秋原本是戏台上韵腔道白“不说人话”的“绝对的女人”⑨,是原型般的绝对存在,却有了属人的妒意、执着、自怜,从月宫调往戏校,失魂落魄。而筱燕秋也正因眼、心、神都在月亮上,脚下失路,即便肉身受损,也如同“偶然看见”“事不关己”的“旁观者”⑩。演员要人戏合一,但筱燕秋的功课却是面对剥离与合一之后的余震。嫦娥因仙药奔月,开启了女性与药物的纠缠史,而筱燕秋服下的“含珠停”为将胎儿与母体剥离,其作用在肉身的药物反应带来了从月上降落的错觉,并非将人与嫦娥合一,而是要把嫦娥从月亮与偷药的罪与罚剥离。太阳曝晒下的林红藏在假期的海水中贪欢,身上蜕下的皮让她暂时从“主编”“上级”“妻子”中抽身,完成“生活在别处”11的假日正解,以剥离得偿另一种浸入。而《叙事》的主人公“我”寻找作为中国现代史的“我奶奶”婉怡时,在上海/海上丢失了四公斤体重,在脸上留下了多余的黄色皮肤。为中国人、日本人所共有的黄皮肤给他带来混淆的慰藉与无力的宽宥,但也唯有经过不断变形、剥裂、转码的“空洞”与“感伤”,历史才在这张面孔上现出了裂口。

   “人类的意志与想象只是相对于大陆而言的,如果没有海洋,世界史只可能是独裁者的日记。”12《叙事》的最后,“我”终于与陆地史学与人文原罪的痛苦包袱决裂,却读不懂曾经视而不见的“旧”世界,深陷在大陆与非大陆、人与非人之间的夹层,空虚地存在。他带着毛边地图完成了大海漂行,由海上登陆上海,将已被大海全然接受的自己吐空,用最生物性的自我暴力才勉强制住面对大陆的晕眩。飞天的筱燕秋、入水的林红所经历的剥离都是皮肉之下、自我之内的核裂变,而在20世纪末的“我”登陆上海呕吐时,她们已埋下觉悟的果,预知了像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的“剥离之后会怎样”。21世纪初的毕飞宇或许要对自己20世纪末的洞见更新、追问或叫好,我们无意也不该以后来人的眼光自居智慧,但毕飞宇对人文的质询、对天文、水文的急迫狂想自成一脉,绵续至今,确实不应被忽视。

   毕飞宇的苏北水乡已经成为文学景观,央视新近摄制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2020)也将兴化作为其文学地理的起源,给足了重视与期待。但对在苏北河野撑着长蒿的毕飞宇而言,陆地与水域谁是故乡,生长之地与不可到达之处谁是故乡,似乎不是那样二选一的问题。他对故乡风物人鬼书写,透出广袤包容的心智从属,也使存在意义上的故乡长出一圈暧昧不明的毛边。如果他不是一名江苏作家,而是上海或港台作家,又或是一名科幻作家,他在大地以外的天海世界中的即兴与沉湎或许会得到更多注意。正如《叙事》被认定为没赶上先锋潮流的可惜作品,作家所陷的时、地、名往往成为一种被动的默认现实,覆盖其真正想要身处、书写的现实。讨论作为现实的文学史与作为文学史的现实在作家身上进行着怎样的剥离与剥夺不可说不迫切。

  

   二

  

   剥离的先兆往往是对交叠的觉察。当《平原》里的公社电影放映队来到王家庄,在稻田里架起银幕,而大风扰乱了观影,银幕仿佛风帆,“所有的观众都像是坐在帆船上。他们静止不动,却已经劈波斩浪”13。庄稼人栖居其上的田野厚实、传统、平稳,是与天相通、直上直下的封闭生态,因为外部光影与信息的介入,原地航海与横向辐射成为可能,陆海共处一个世界的事实不由理性输入,而是由感官与想象完成。在《雨天的棉花糖》这篇意象潮湿幽暗的小说里,不被旁人真正理解、尊重、爱怜的“假烈士”红豆以二胡直白又玄奥地抒情,让政治、铁律与理性退位,继而在他的感知里,世界幽深宽广,送药的“小护士们美丽的影子像鱼一样在病人之间摇晃”14,于是孤独笃甚。小说中反复出现山洞、蟒蛇、《新闻联播》片头旋转的“地球”,它们无一不指向一种变动不居的人的视线,以及它的视距与力量无法穿透的黑匣子。而当红豆劲哀又刚柔的二胡声不仅能拉出个人命运的节律,也能吊引出其他生态位与抽象星球的变奏时,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人文视野似乎不够用也不那样无缺可靠了。

   在《平原》里,王家庄周边的地理版图是村民眼中的微缩中国,而中国又与世界无甚差别,于是世界就是一块坚固可控的平原。平原上的村支书吴蔓玲带领村民树立对地震的认识,认为地震并非天灾,而是与天斗地斗的珍贵机会,是组织争取后才被安排在中国以考验与证明中国人民及其力量的。在那个年代的吴支书的领导下,“高于地理的”政治与高于“地理的政治”在平原一块的世界上生发着夸张、含混、骇人的重重语义,描画出可疑却被视之当然的地图。

   地图作为“亲近世界的一种努力”,用二维的走势、纹理、表象试图重塑与再现我们所身处或无法身处的局部与全局,也正是“区分与补充使地形与地貌产生了人文意义”。15如同毕飞宇在《平原》序言里写到的行家凭包浆断定本质一样,表层与本质谁最灵验、最智慧、最深刻的吊诡,也是地图上浮现的诘问。“就地图而言,世界的破碎也许就是语言的多彩,色彩的差异、隔膜、交融、渗透使这个世界五彩缤纷,世界从此斑斓,形成了一种古怪的关系。撇开地图,我认为世界内部的关系也大致如此。”16毕飞宇从正反、头尾包抄,地理、水文、人文也像表层与本质一样连成一个由文学结下而非解下的莫比乌斯环,而从毛泽东与斯大林那儿借来的人类语言之痛、宿命、神力慰藉了《叙事》中的陷落在汉语思维搭建出的祖源羞耻与身份迷失的“我”,却让“我”注定重归陆地,无法以地图理性升腾宇宙进而剥离于任一从属。17无论是毕飞宇的任务还是野心,都并非下一个结论或指定一种主义,而是指向一种掩盖在“想当然”之下的具有超越性的混沌——即为现实。《平原》中混沌度日的混世魔王也正是凭借语言之力,短暂超脱在王家庄这块平原上寸步难行的痛苦,于黑暗之中走遍地图,得到“梦幻一样的召唤,怪异的奔放,别样的恣意”18。唯有在黑暗中才能走遍的地理不同于连地震都能被指派的被规训的地理,这一设计是作家作为后来人对那个年代的反思,也让我们重新注意到毕飞宇对光、黑洞、天文的敏感想象。

   “与地理和天文,也就是和地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王瞎子阐发了一整套上天入地的地震理论,圆融贯通,又驳斥了顾先生的“地圆说”,因为顾先生没有亲眼见过其身处的地球,而王瞎子“看见”了。这固然是对当时中国乡间科普教育缺乏的映照,而顾先生代表的科学、理性、律法也揭示了我们的星球作为知识与自然的真相。但是不论是想从王家庄到地球上走走的人们,还是困在地球表面的筱燕秋,又或是儿女当真去了地球其他局部的空巢老人,还有百般痛苦后才有“宇宙一样苍茫”20的脸的红豆,剥离与出走的大计似乎可以完成,与所处的世界之间那种玄之又玄的亲密感应却好像了无痕迹。

在《平原》中的唯物主义者吴蔓玲的夜晚里,“物质”被黑暗吞噬,唯物主义从“物”变为“魂”,而她的生存空间则成为巨大、黑色的空洞,于是则有黑病、夜病,老鼠肉也可以香甜无比。21黑洞是“巨大,空阔,浩瀚,同时又非常细微、幽密,一句话,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如影随形”22的,而黑病、夜病则是与规范化、政治化、主义化的日常剥离后失去归属的空虚惊惧。平原上的人惊闻毛主席逝世,失去了“红太阳”,天空成为天“空”,“黑得像一个无底洞”23,这是人们心中剜肉一般真实的伤痛,却也反映了那时天文已然被规训成了一种人文。但被认定为成分有问题的信众孔素贞等人,即使被排斥在陆地以外,在水上参与悼念,仍一片心诚要为毛主席念《金刚经》,以他们的信仰与虔诚超度他们的领袖。他们跪在船里,在“凝稠的、厚实的黑”24的秋夜水上,对着北斗星,祈愿已故的领袖早登极乐。在黑洞洞的水上超度红太阳这一部分,是《平原》对平原上渺小、赤诚、真实、难以捉摸的生命里那庞大的灵感、体验、力量的一次例举。端方在赵洁的硬面笔记本上留言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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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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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 202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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