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人学”与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 次 更新时间:2020-08-08 23: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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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鹰  

“人学”与人

  

──现实主义论文系列之五


小鹰

   历史上总有一些人喜欢以“纯文学”为借口,或谈论抽象的“人性”,玩弄一些术语,来逃避或掩盖文学与现实、与政治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人性这个东西是一种极其神秘的、孤立的精神现象,有着像“谜一般的永恒”的内核,仿佛只有面壁格物才能够理解。在哲学上这其实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观念。

   首先,什么是“人学”?

   文学是“人学”的说法,据说是高尔基提出来的。这样讲并不错,但具体怎样理解“人学”,卅年代的文坛上,曾有过激烈的争论。

   梁实秋认为: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沒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文学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针对他的说法,鲁迅写道[1]:

   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里,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种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

   的确,现实社会中,“煤油大王”和“北京捡煤渣老婆子”各有各的烦恼。六十年代初,在“大连会议”上,荃麟主张“现实主义”文学要写“处于矛盾中间”的人物,就是要把现实生活中不同人物各自的懊恼或酸辛,也就是“矛盾”,写出来。这正如鲁迅写贫苦的阿Q和祥林嫂,以及茅盾写《子夜》和《林家铺子》中的资本家一样,都是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因为它们都暴露了现实背后的真实关系,却并不就因此成为什么“政治”的工具,或坠入为某种“政治”服务之说。

   写“处于矛盾中间”的人物,这就不限于什么穷人、富人,好人、坏人、古人和今人,大人物或小人物,工农兵或知识分子;无论作家是写什么对象,只要能通过揭示矛盾而“暴露现实背后的真实关系”,那就好。这才是“人学”的任务,而不是如毛派所规定的那样,只能写“工农兵”,只能写“英雄人物”,要写也不准写其中的矛盾,写了就是丑化“工农兵”,贬低“英雄人物”,等等。对此,荃麟在会上针锋相对地讥讽道[2],如果不写出矛盾来,“英雄人物,八条、九条标准,衣服不同,面孔一样”,并多次痛斥“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一个阶级一个典型,是有害的理论”。因此,荃麟的“中间人物”论抓住了“人学”的核心,在这一点上,便与毛的文艺理论直接冲突了起来。

   其次,既然文学是研究“人”的艺术,那究竟什么又是“人”呢?

   对此,荃麟这样写道:

   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不把人看作抽象的人,而是看作具体的人,社会的人。所谓社会的人,就是因为人是处在社会的关联里。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说,他“没有在人所处的社会关联里去把握人,没有在把人造成了现在这样存在着的生活诸条件下面去把握人,因而他决不能达到现实存在的活动的人,毋宁说是停止在‘人’这个抽象物前面,他所成就的不过是仅仅在感觉里承认了‘现实的有着个人的血肉的人’而已,即,除了性爱和友情以外,他不知什么其它的‘人对人的’‘人的关系’,而且,连这也是观念化了的。”[3]

   马克思在这里抓住了人的社会本质,这是许多奢谈“人”的人总是回避的问题。现在有些人“戏不够,性来凑”,以为作这样的前卫状就突显了“人”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粗俗蹩脚的唯心主义的见解。马克思并不否定性爱和友情,但他指出还有其它的“人对人的”“人的关系”,这才是一个真实的“社会的人”,一个完整的“人”的概念。

   基于这一点,荃麟又谈到文艺批评上的主观唯心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反对创作上那种主观的唯心主义,而且痛恶那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批评。恩格斯的批评格律恩(Grin)之论歌德,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是恩格斯一篇最长而最锐利的批评。格律恩是所谓“从人的观点上”去认识歌德,他把歌德认为是什么“完全的人”,是“人类的国民”,“人类的诗人”。“在歌德,一切都是人的”;“歌德在今天──即他的著作

   ──是真正的人类的法典”,是“人类社会的理想”, “歌德不能成为国民诗人,因为他背负人类诗人的使命”,说歌德是期望着“从内在解放人类”。他凭着主观去驰骋,反复地强调着“人的本质”、“人的内容”、“人的概念”等玄秘而怪诞的不可捉摸的抽象名词,去震骇着小市民的读者。这是恩格斯所痛恶的。他用非常锐利的态度,斥责格律恩的所谓“人”,并不是男人和女人所生的,自然的,朝气蓬勃的、有血有肉的人,不是在更高意义上的人,是辩证的人,是提炼了圣父、圣子、圣灵的坩埚中的Caput Mortunm(原意是“骷髅 ”;转意是:无用的残渣、经过加高热、化学反应等等之后所剩的废物。荃麟原注),……总之,不是歌德所说的人,而是格律恩先生所说的“人” 。

   格律恩所谓“从内在解放人类”,正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最得意的观念,这是取消了阶级斗争的反动思想。恩格斯斥责他说:“这个纯粹德国的解放却仍然是一场空”。恩格斯从分析歌德的一切主要作品中来驳斥了格律恩荒谬的观点,从德国当时的阶级关系与政治形势上来说明歌德的两重人格和其矛盾的发展,从实际上来肯定他的进步性,也批判了他的退却,懦怯与庸俗。[4]

   而这也正如鲁迅所写[1]:“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

   关于什么是“人”?什么是“人学”?我们还可以以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 1925年出版的名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巫宁坤译,2011年)为例,来进一步阐明。

   这个悲剧是以一个叫做黛西的“大家闺秀”,与两个富人,新富杰伊·盖茨比及旧贵汤姆·布坎农,的曲折爱情故事为主线,写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後,美国都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其中也包括债券交易员尼克·卡罗威及其女友乔丹·贝克、修车行的威尔逊夫妇、“百老汇的地头蛇”迈耶·沃尔夫山姆等人物。

   在书中,我们读到抓住了这种关系实质的一段对话:

   盖茨比硬邦邦地转向我(卡罗威)说:

   “我在他家里不能说什么,老兄。”

   “她(黛西)的声音很不谨慎,”我说,“它充满了……”我犹疑了一下。

   “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他忽然说。

   正是这样。我以前从来没有领悟过。它是充满了金钱──这正是她声音里抑扬起伏的无穷无尽的魅力的源泉,金钱叮当的声音,铙鈸齐鸣的歌声……高高的在一座白色的宫殿里,国王的女儿,黄金女郎……

   当盖茨比袒护因车祸肇事的黛西而被威尔逊误杀之後,黛西和汤姆立刻出了远门,连一个唁电或一束花都没有送来,恰如书中所写,“──他们砸碎了东西,毁灭了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或者麻木不仁或者不管什么使他们留在一起的东西之中,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盖茨比生前殷勤好客,但葬礼时,几乎没有什么人肯来参加,所有的客人都托辞走避,包括他的房客在内。而“他最知己的朋友”、“一手造就了他”的商人沃尔夫山姆则直白地告诫道:

   “咱们大家都应当学会在朋友活着的时候讲交情,而不要等到他死了之後,”他表示说。“在人死以後,我个人的原则是不管闲事。”

   显然,这整个故事生动地揭示了,在现实世界中,“除了性爱和友情以外”,还有着其它的“人对人的”“人的关系”在冷酷地驾驭着社会的人生。

   这部小说一出来便受到著名文学评论家艾略特(Thomas Steams Eliot)和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高度赞赏,多年来,它是美国中学生的必读著作,也曾三次被拍成电影。因此,我也很想知道,如果梁实秋先生当年也读到过这本“有喜怒哀乐”,“有恋爱”,并表现了“這最基本的人性”的杰作的话,他又会怎样评论它?

   是的,按照现时流行的术语,我们也可以说文学是一种“人学”,不过这里的人仍然是男人和女人所生的实在的人、社会的人。由这些真实的人组成的社会里存在着种种关系(包括,但不限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关系),把人们本质地联系在一起。所谓的“人性”也是在这关系中才得以生存、表现和发展的。如同物理学家研究物质的基本粒子那样,文学家只有不断通过现实的相互作用才可以探究和认识人性的本质。因此,“人学”也不应当是抽象的、空洞的、孤立的、或虚幻的人的“学问”。

2007年9月初稿,2020年7月修订

  

   [附记]本文录自《邵荃麟和现实主义》(http://www.azcolabs.com/bd_realism.html)一文的第五节,该文综述了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内容目录如下:

   一、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

   二、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典型环境的把握和典型性格的创造

   三、“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在新时代的尝试

   四、文艺与政治

   [附录参考] 美国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谈“文艺与政治”的问题

   五、“人学”与人

   六、结语

  

  

   [引文出处]

   [1]鲁迅,《“硬譯”与“文學的階級性”》,“二心集”,1930年。

   [2]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根据记录稿整理,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 版,389 -403 页。 

   [3]荃麟,《胡风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原载1955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 版,329 -340页。

   [4]荃麟,《论马恩的文艺批评》,原载1948年9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4辑,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 版,175 -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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