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松:中国外交研究的新超越——读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51 次 更新时间:2008-11-25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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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松  

2003年12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王逸舟教授的《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一书,该书是继作者数年前颇受关注的两部著作——《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和《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之后的又一力作。与前两部书相比,该书花费的时间更长,所选主题和角度也有较大区别,是凝聚作者多年心血而成的一部很有份量的著作。在我看来,作为王先生国际政治研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实现了新的超越,是对他长期潜心研究的回报。它的出版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国际问题研究界,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外交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并且成为国内学者和普通民众争论的焦点。如何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外交的状况呢?《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所做的论述和分析令人耳目一新。

我特别注意到,作者在书的右上角所加的“探索新的视角和解释”的副标题,意义深刻。它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外交研究的一种新的趋势,同时也是本书新的突破点。

所谓“新”,首先在于该书超越旧的模式,进入了新的研究空间。它克服了以往外交研究只局限于国与国之间“双向”互动的狭窄空间,把分析的目光投射到全球政治的大视野。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各式各样的非政府组织的大量涌现和区际交往的增加,加上经济建设生态保护和社会福利乃至人的全面发展,各类群体的活动空间和选择面比过去有所拓宽,国家安全的内涵已超出传统的范畴,国际关系也被一种多行为体间的关系所取代。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研究的背景已变得异常复杂和纷乱,需要新的思维。例如,我们注意到,近些年,一种叫“公共外交”的研究主题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的青睐,这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全球化时代外交形式的多样性。严格意义上讲,外交已不再是一国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全球大舞台上各种角色彼此制掣的产物,呈现出透明性和联动效应,外交学研究也是如此。这证明全球政治意识在外交中逐渐加大的比重。

《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提示我们:中国外交应以全球政治的背景为蓝本,狭隘的国家间政治或国际政治的范式都只会损害国家利益。与传统政治观大相径庭的一些新现象,都是我国家外交设计中不能视而不见的事实。只有以全球政治的时空观作为看问题的基点,才能把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设计推向世界大国的水准,把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提升到与本国地位相称的台阶。

该书的第二个“新”字,在于大胆而客观地为中国的外交现状把脉。和平崛起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意志与国家理念,中国的崛起到底如何发生,可能产生哪些后果,具有何种含义,国际社会如何接受和认同中国的崛起?对于这些问题,国外并没有直接可兹借鉴的经验,需要我们超越以往的外宣思路,探索新的视角和方法。作者在书中精辟地指出,对中国外交现状的解读,虚骄、轻狂和自欺欺人的乐观都是不切实际的,必须对中国的自身进行审视和反思。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主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出自自身的痼疾的扩散。中国惟有自强不息,才能立足于世界。这种自强不只是物质层面的数字累加,还包括体制和观念层面的适应时代特点的变革。因此,只有在“硬”实力基础上实现“软”的体制和公民观念的升华和提高,国家的安全性才能得到保证。作者告诉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设计和解决,学者也好,百姓也罢,没有一种反观自身的态度和认真纠错的勇气,在外交上追求反霸目标和改造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任务是不可能成功的,也难于担当一个全球性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这些观点体现了一名社会科学学者既以学术为己任,又有忧国忧民的抱负。

第三点“新”,体现在作者敏锐地把握国际变局的同时,紧跟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态融合趋势,注重理论的综合运用。在唯理论而理论的今天,在学者只谈理论不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王逸舟教授的这本书可谓一场及时雨。它积极吸收国际关系的新学说和新方法,来解决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揭示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趋势和结论。比如,作者借用近年出现的建构主义研究取向,分析国家利益、主权观和安全观,把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等国际政治分析要素,视为一种变化的和互动的过程,视为一种由物质结构和观念成分相互塑造的多元立体影像。为什么要改变对这些传统概念的视角呢?作者认为,在复杂的国际关系和社会网络中,假如思想僵化,不接受新的安全观、新主权观和新国家利益观,不超越单纯的法理层面看这些问题,中国人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学者开展深入的对话,也不能使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利益获得真正有力的保障。

阅读《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可以看到,作者在借助理论解决问题时,不是迷信某单一的理论的解释力,而是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多派融合的趋势。因此,作者不愿意圈定自己的学派归属,而更愿意做一个“有现实感的自由主义者”或“有全球主义追求的现实主义者”等复合理论学派的学者。我们在书中随处可见作者应用不同的理论分析同一个问题,或者不同问题采用不同的理论解释。例如,在借用建构主义和全球化理念等新的研究方法分析国家利益、主权等问题时,同时强调传统现实主义的内涵是国际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合作、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是和平与发展的基调等等,体现了作者博取众长的学术敏锐性。

该书不同于一般的外交研究著述,全书除自序外,共14章。各章自成体系,又彼此贯通,既谈国际政治,也论对外关系,既有理论,又有实证。这本书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作者真正以科学发现和完全独立的知识探讨为旨趣,实事求是地朝着严肃的理论研究方向迈进。除以上大的方面外,书中提出的许多新观点以及对一些传统概念的再认识,都是新颖独到的。例如,一般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对“安全观”、“国家利益”、“主权”等问题的分析,往往纠缠“主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等老式的话题,不会用动态的眼光,从国际层面、社会层面和非法理层面三位一体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你可以见到书中探讨了大量外交决策和外交实务方面的问题。例如,国际关系中的个人和NGO等对国家外交思维的影响、生态政治中的“生态威胁”对国际关系的挑战、从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角度重新探讨亚洲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影响等等;此外,书中用了很大篇幅考察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以及中国外交的难题和出路,例如,从公民社会与政府外交、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周边安全环境以及外交需求与大国关系等方面,就中国外交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读起来令人心旷神怡,难以割舍。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每每提出一种新观点,都冠以“我个人认为”等诸多商榷的字眼,言之真切,所引之处,考必有证,查必有据,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品格。

  

正是基于上述特色,《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不仅是一本学术专著,也是一部通俗的外交咨询和参考书,无论对于国际问题研究的专业人员,还是那些关心我国外交事务的普通读者和外事工作者,书里面谈到的许多观点都是有价值的。

当然,作为一部探索性的著作,它需要实践的检验,更需要同仁和读者的争鸣,因此,作者并不以权威自居,而是告诫读者不要迷信书本,尤其是青年学生,不要盲目依从权威和大家,要敢于批评自己读到和听到的东西。这反映了作者包容和开放的治学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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