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当此时代,文学何为? ——关于“心灵之死”及其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99 次 更新时间:2008-09-11 13: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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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 (进入专栏)  

  

  ○李静(以下简称李):我认为您是一位道德作家,在小说中直接表达对潜藏于现实和历史深处的各种道德问题的关注:比如记忆与遗忘的问题(《处决》),直面还是回避历史真相的问题(《隐匿者》、《驼子要当红军》),历史的牺牲品问题(《媒鸟5》、《葛麻的1976-1978》),“革命”与“后革命”问题(《思想最后的飞跃》),生命的信仰与归宿问题(《死于合唱》),“环保主义”或曰众生平等的问题(《老海失踪》、《晓晓的方舟》)……等等,可以说90年代以来知识界以学术形式关注的问题,您几乎在小说里都有自己的关注方式。这是一种“巧合”还是您的确一直在关注学术界对现实问题的讨论??

  ◎胡发云(以下简称胡):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评价。我不知道“道德作家”是一种褒扬呢还是一种限定?(李:当然不是“限定”啦。)你说到的这些作品,涉及到写作的道德立场问题,可能也涉及到其他问题,比如思想立场和文学的感悟方式。我想,只要是真问题,学术会关注它,文学也会关注它。如同气候天象,科学家关注它,农民也会关注它。不能想象,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思想理论界和文学艺术界关注的问题会天远地隔风马牛不相及。比如关于“遗忘”,我1997年在小说《处决》中,通过几个人物的命运和主人公的内心独白,直接涉及到这个问题。不久,看到思想界也有了同类的文字——当然,他们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在表达他们的思考。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暴烈的革命”,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甚至是惨烈的代价。今天我们在逐步告别革命——当然,能不能真正告别还是一个问题。我在《隐匿者》的创作谈中曾说过:“一个全民族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事件,就这么轻易地被忘却了。几乎没有引以为鉴,也没有从中提炼出于今于后有益的材料,更没有认真清洗医治那许多至今遗留在这个民族肌体中的污秽与病患,以致今天我们依然时时见到许多昨日遗风。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已是大不幸了,不由此而变得聪敏一点,是更大的不幸。”因此,不深刻认真地思考、清理“革命”的问题,那么,“后革命”将时时受到革命复辟的威胁。抑或让血火灰烬中熬炼出来的思想遗产随风飘去。《思想最后的飞跃》中那个师总,曾是80年代在广场上用生命呼喊社会公正、反对官倒的热血青年。“后革命”时期,为了商业利益,她却如此清醒地、坚定地与当年她所反对的人结成同盟。记者孟凡那出身于官宦之家的祖父,为了推翻满清王朝的那一次革命,毁家纾难,及至典卖了祖上传下的豪宅,最后死于街垒激战。而到了如今的孟凡,为了一套住房,典卖了一个职业新闻人的良知。在“革命”与“后革命”的急遽转换中,我们面临许多这样复杂又难堪的问题。关于《老海失踪》、《晓晓的方舟》这一类作品,我不想将它们归位于“环保主义”一类。“环保主义”依然是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的。我更愿意在生命权利、生命尊严的意义上来考虑它们。

  ○李:大江健三郎说过:学术界给我的东西要比文学界给我的多得多。您是否同感?对文学界与知识界之间的关系,您怎么看?您认为怎样实现“文学”与“学术”之间的“互动”?

  ◎胡:大江健三郎的这句话我第一次听到。我有同感。因为我也说过类似的话。前些天,在一次研讨会上我还这样说过。传统社会里,文学界、知识界分得不那么清楚,文史哲不分家,许多大文人都是通才。近代以来,社科一类的学问越分越细,自己内部都边界明晰、壁垒森严,宛如植物园,一片区域一个树种。文学就隔离得更远了。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共生区域更好,各类地衣、苔藓、杂草、灌木、藤蔓、乔木,葳葳蕤蕤,互相滋养。近些年来,我看到许多学者已经有了非常漂亮的文笔,有的还能写非常漂亮的散文、随笔、小说。不似前数十年,学者一下笔,就味同嚼蜡、面目可憎,成心不让你有一点阅读快感。在这样的状况下,你搞文学的,既无思想学识,又无文采情怀,光编编故事,煽煽虚情,怕是不够了。

  一个民族的记忆,当由许许多多的个人记忆保存下来。我们遗忘,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恐惧,也是因为对今天的逃避。

  ○李:您有极强的历史感,您的小说叙述的历史时刻都是十分微妙、正史难以记载的,比如《葛麻的1976-1978》。为什么能记得那么清楚呢?是依赖记忆力还是自己的笔记还是间接的资料?为什么对“过去”有如此强烈的兴趣?

  ◎胡:我不太相信正史。我更愿意按我的了解及理解写下一些文字,算是一种个人记忆吧。当然,个人的记忆也是不可靠的,一个民族的记忆,当由许许多多这样的个人记忆保存下来。

  《葛麻的1976-1978》在《大家》首发的时候,开头有一段文字被删掉了:“如今,新中国的历史,常用三大块时间来表述,一块叫‘十七年’,也就是文革前的十七年,即1949-1966;一块叫‘十年动乱’,就是毛泽东主席发动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再一块,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就是前些年常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到如今。但细一想,其中却有点小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底开的,那么,“十年动乱”和改革开放之间的1976-1978这两年到哪儿去了呢?当然,这是个钻牛角尖的问题,时间不会消失,历史也不会断裂,它总在哪儿存在著……”2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有许多避讳。整整两年的时间,都会从我们的历史叙说中被抹去,何况那些细细碎碎的事件呢?我知道,这不是编辑的本意。好在后来《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时,我在创作谈中,将这被掐去的头拼装了上去。

  我不太会凭空编故事,我所写的东西,多少都有由来。我也不怎么记笔记,更多是留在记忆中的东西。许多时间过去了,一个心绪、一个事件、一个思考能在你记忆中留下来的,总有它的道理。我喜欢写我能记住的东西。

  ○李:您的中短篇小说就是一条不同人物的画廊,您展现他们的命运,他们所牵连的历史与现实的悲剧,您使人看到种种触目惊心的真实,种种的绝望、恐怖与不幸,不仅给人故事,更给人悲悯大爱的情怀,还有极其出人意料的知识,比如《媒鸟5》,让人脊背发凉。这些题材是怎样获得的呢?

  ◎胡:您读出了这些,我很高兴。您的年岁,与我叙说的那个年代恍若隔世——尽管只有短短的二三十年——但您还是读出了“种种触目惊心,种种的绝望、恐怖与不幸”。但话说回来,这种惊奇与不解(有的人甚至不信),恰恰说明了一种可怕的遗忘。奥斯维辛之后,犹太人和德国人不停地说了大半个世纪,他们的年轻人不会在二三十年后就惊奇、不解或不相信。

  这里又说到“遗忘”的问题。像《媒鸟5》这样的故事——以革命的名义,叛卖,被叛卖;告密,被告密;残害,被残害……在数十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曾经以风起云涌之势,以各种版本疯狂地上演著。直到今天,这些故事除了留下永久的伤痛之外,它依然在以某种形式续演著,成为当代中国人的一种心理特征和社会行为。你只要细细观察一下你周边的生活,依然可以看到它们。?

  我们遗忘,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恐惧,也是因为对今天的逃避。

  对您来说,会惊异这种奇特的题材是如何获得的,但对许多从那样一种生活中过来的人,它几乎是一种俯拾皆是的东西。我已经听过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他就是《媒鸟5》中的“齐夸夸”。在琳琅满目眼花缭乱的新生活中,如果一个“齐夸夸”唤起了他们的记忆,并引起他们的警惕——不光是警惕那个时代的重返,也警惕今天生活中的“那个时代”,警惕自己内心中的“那个时代”,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对于生活于“后文革”时代的年轻人,多少了解一些自己父兄一代也总有益处,使我们的心灵史不至于断裂。

  ○李:您怎样获得把握现实的这种广度和深度?这种中国当代作家中少见的“外向性”和精神现实的指向性?

  ◎胡:我的这些小说都是写当下的,不知怎么,写著写著,就写到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读小说、看影视,我常常会有一些古怪的念头跳出来:这个人(如果他有相应的年龄)十多年前是什么样的?“文革”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在一些重大的社会变动时刻,他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三年饥荒时期他能吃饱还是挨饿?可惜的是,常常不得而知。没有由来的人物是可疑的,与历史隔绝的现实是虚假的。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只有与过去联系起来,才能成为本质生活。我不是说要把所有的人物事件都写个来龙去脉一清二楚,但是,那些与过往相关的部分,我们不能回避。80年代,我去南方,常常听到一句话:“英雄不问来路。”就是说,不要追问那些富豪们财富的由来,有过什么样的人生经历。据说这是当地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其实,这也是当今的许多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一块心病。我们对历史背转身去,装得坦然又自在,因为那历史的深处有许多卑污、窘迫,甚至罪恶,让我们不堪,让我们恐怖,让我们不那么安然自得。于是我们快快地拉上昨日的大幕,以便让我们只活在今天,只活在今天这无头无尾的独幕剧中。

  80年代以来,我们换衣服换得太快太多。我是一个喜欢穿旧衣服的人,当然,也希望把旧衣服穿出品位来。

  ○李:在小说写作中,您怎样处理文体的创造性和现实关怀的道德性之间的平衡关系?从我所看到的您的作品中,我感到您有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的倾向。或许您觉得这不是问题。但我问这个问题的根据是:现在,严肃文学的阅读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十分专业化的事情,只有那些真正对文学的本体感兴趣的人才会读她,而这样的读者要求:文本首先在文体、叙事上要有冒险性和创造性,其次才是这些文本说的是什么;如果在叙事上没有智力的刺激,这些读者就会觉得这种作品的存在理由是可疑的;至于文本所承载的道德负荷,只有在它与文体的创造性融为一体时才有存在的价值,否则,如果一部小说只是提醒了一种常识——虽然它是十分重要的或“被遗忘的”常识,但作为一种艺术,还是有令人不满足的感觉。对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胡:这两者没有矛盾。只是我的文体意识不强。文体如同服饰,它应该很自然,很合身,不显山不露水,与人合为一体。80年代以来,我们换衣服换得太快、太多,许多还没有来得及穿出感觉,还没有穿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就因时过境迁,因花样翻新,只好匆匆扔掉。一些文体的冒险与创新,其实只是对舶来品快速、简单的仿制,像这些年来的时装一样。在这一点上,我比较守旧。

  您说的“严肃文学的阅读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十分专业化的事情”,我常常觉得相反。从我得到的反馈看,读我文字的,从非只有文学专业的教授、学者,而是农民、打工仔都有。有的一直到现在还保留著那种令人感动的、古老的沟通方式——用书信来说说自己的读后感。倒是一些专业化人士,我觉得他们常常只是在进行某种职业阅读,而不是心灵阅读。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离“严肃文学”比普通人更远。

  在思考与表达上,我常常愿意冒险,常常希望有创造性。但是在文体上,我刚才说了,我是一个喜欢穿旧衣服的人,当然,也希望把旧衣服穿出味道来。

  ○李:大概我把自己和我的一些朋友当作这支“阅读大军”的主体了,像我们这样的“专业文学爱好者”,对杰作无比热爱,时不时又有一试身手的愿望,所以对于文体的敏感不下于对文本思想的敏感。当然我不是那种技术主义的“职业阅读者”——不会不管文本内涵,而被技术上的新花样眩住。所以我想知道,您作为在思考和表达上有冒险和创造冲动的作家,不会感觉到传统文体的束缚,以致于无法承载你的思想吗?或者说,如果一种小说在精神内涵上是高贵而有挑战性的,但在文体上却是令人“习以为常”的,那么作家怎样实现它作为“文学作品”在美学功能与认识功能上的双重雄心呢?

  ◎胡:您这里说的传统文体,相对几千年来真正的传统文体——也就是古典书面汉语来说,已经是新文体了。小说、散文、诗歌这一类文学样式,近年来变化已经够快了。我觉得当今的真正束缚,倒不是来自文体。就像那些顶级音乐发烧友,他们更多已经不是爱音乐,而是爱器材,爱器材发出的精致无比的物理音质,与音乐自身已经没有关系。

  一种精神上高贵的作品,文字也必须是高贵的。这里我想说的是汉语言文字本身——这是文体之外的问题——如果说文体是款式,是结构,是花色,那么语言应该是面料,是纤维,是褶皱,是针脚。这些细腻的地方,倒是我非常看重的。就像一个歌唱家,看重音色,看重声音的情韵,看重音乐的心性之声。汉语言文字有自己的神韵、风格与魅力,有自己的音乐性。这方面,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字给我们留下极丰厚的遗产。白话文写作的历史不长,满打满算也就一百年,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经意间,遗落了汉语言传统中许多宝贵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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