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老同学白汉生之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99 次 更新时间:2008-09-11 13: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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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 (进入专栏)  

  

  几年来,一直想写写白汉生。又不知如何落笔。渐渐地,快要将他淡忘掉。老同学们偶尔相见,也不再提起他。

  不久前的一天,参加一个老人的葬礼,突然想起白汉生的墓穴也在这座陵园里,便依着一点隐约的印象找去。墓区很大,变化也很大,找了很久,终于找到。那是清明过后不久,随处都还留着祭奠的痕迹。香钵里插着燃剩的香签,墓石上留着红色的烛泪,墓碑下摆放着枯萎的鲜花或落满尘土的绢花。还有那种红丝带。这是近两年兴起来的一种风俗,凡来祭奠,扫墓人都要在亡灵的墓碑上系一根数寸宽的红丝带,或许是驱邪,或许是吉祥,或许是表示这个长眠于地下的人,已经有人来探望过,不致显得冷清。远远望过去,那一片密密麻麻的墓碑,好像都戴上了一条条红色的领巾,如同小学课间操的景象。白汉生的墓,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杂草,从墓石周边的缝隙里顽强地生长出来,铺展开去,让他那不大的墓穴沉沦于一团毛茸茸的青绿之中,别有一番苍凉的意味。白汉生是一座单人墓,是那种比较廉价的。形制粗陋,碑石单薄。和那些宽大的合葬墓、高档墓相比,像一个瘦弱矮小发育不良的孩子。碑文也很简单,只刻着“白汉生之墓 爱女白戈敬立”。不像大多数的墓碑,亡者成双成对,生者蓬蓬勃勃——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率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数十个立碑者的名字布满小半块碑石,给人以儿孙绕膝功德圆满的感觉。

  白汉生的生卒年月是1949.5.26——1999.12.31,刚好是20世纪的整个下半页。一个人,就这样变成了两行数字。我想,他要再坚持一下,一个小时?或一分钟?就可以进入千僖之年了。

  我把手里那支白菊花放在白汉生墓前。想着这个多年前的老同学,突兀地在我们中间出现了,又突兀地消失了,如今成了一抔白骨,装在一只小小的瓷坛子里,掩埋于此地一尺之下,一动不动。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们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的那一帮老同学中,白汉生差不多已经被人忘干净了。也是,数十年过去,连当初自己的同座是谁都常常记不起来,更何况他白汉生呢。

  白汉生在班上,是一个平平淡淡,可有可无的人。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是小数点后面的人,可以四舍五入的。

  一九九三年深秋,赴美多年的陈雅红回汉探亲。在父母家呆了几天,看望了一些亲戚朋友,然后很强烈地想念起老同学来。于是,从她开始,一串二,二串四,班上那些各自西东的昔日同窗们,渐渐聚集到了一起,刮起了一股浓烈的怀旧风。

  陈雅红从初一进校到初三文革爆发,一直都是班上的文娱委员。陈雅红长得漂亮,能唱能跳,能编能导,人缘也很好,没有那种漂亮女生的骄娇二气。是女生的知心姐妹,是男生的梦中情人,这话是后来聚会时有人说的。说完之后,便有一些老男生厚着脸出来应承。出来应承的,多是胡闹,于是有人迫使几个真正的当事人出来认账。其中包括班长林松,学习委员章海翔和篮球队长大魏——这些都是当年班上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男生尖子,似乎不到这样的档次, 连梦一下的资格都没有。

  陈雅红先找到了与自己一起插队的杨莲燕和吉莉莉。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开头的话题,当然是如今的容貌啊,体形啊,身子上的毛病啊,各自的境况,大人和孩子一类。杨莲燕和吉莉莉当年在班上也不是等闲之辈。杨莲燕是生活委员,小小巧巧,风风火火,掌管着全班同学的财经大权,买饭票,退饭票,收班费,收歌本钱电影票钱,一分一厘一清二楚。不知为什么,同学们曾用鲁迅《故乡》里杨二嫂的绰号“豆腐西施”叫过她,或许是杨二嫂向鲁迅索要过旧家具,或许是杨二嫂说话伶牙俐齿,也或许是仅仅因为她姓杨。不过杨莲燕对这个绰号坚决拒辞,本原挺和气的一个人,只要谁这样叫她,她都垮脸,结果终究没有叫成。这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次没让一个绰号得逞的例子。

  杨莲燕的课桌抽屉里永远放着一只半爿课本大小的精致算盘。那算盘架子是红木做的,边框上细细地雕刻着一些花草,玲珑剔透。那算盘珠子是牙骨一类的材料,每一粒,也就和衬衣钮扣差不多大小。有的说是象牙,有的说是牛骨,玉润珠滑的,指头粗大的男生,很难只拨一粒而不动其他。凡有什么算计,杨莲燕那五根纤小的手指便在那小算盘上眼花缭乱地飞舞,像五个小丫头在跳橡皮筋,特别好看,让人想起玛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工作着,是美丽的。杨莲燕由此又得了一个“小算盘”的美称。这一次,她倒没有怎么推却,就慢慢叫了下来。据说那算盘很有一些来历,杨莲燕的祖父,曾是汉口一家大药铺的老板,买下的里份都有好几条。有同学至今还住着她祖父房产,当然,那早已收归国有了。扫四旧开始,杨莲燕就把那只小算盘砸了,去文具店买了一把大算盘。后来聚会,有人还说起这事,说可惜了,留到今天,肯定是一件宝物。吉莉莉是数学课代表,数学在全班拔尖,特别是几何,空间想象力出奇地好。一些证明题,班上那几个最自负的男生,如果要用五、六步,她常常三步、四步就完成,她有一种直达本质的灵感,因此被人戏称为“三步”。吉莉莉聪明,便有点恃才傲物,出语尖刻,在男生女生中,都不太讨人喜欢,她也不在乎,我行我素。直到文革,她父亲被揭发出来是一个叛徒,才一夜间变了一个人。杨莲燕则平和快乐,无微不至,是一个大伙儿全离不开的小管家婆。这三个全然不搭界的女生,是如何走到一起去的,至今是个谜。

  杨莲燕如今在一个单位做办公室工作,依然是一个管家婆。恢复高考后,吉莉莉果然考上了数学系。她原来在父亲的一家大型企业当化验员,毕业后,便回去那儿的职工大学当了数学老师。两人都还衣食无虞。只是吉莉莉没能在数学上有所建树,是她一直心有不甘的。

  三个女人一台戏。说着说着,就说起当年初三(二)那些老同学。吉莉莉和杨莲燕虽然一直就在本地生活,可说起老同学,几乎和陈雅红一样,所知不多。往日经历的事情,经过多年酝酿发酵,滤去了狂热、争斗、龃龉和伤害,已经变得醇香诱人。对如今未知的事情,也生出许多记挂与猜想。还有什么比人物的命运变幻更让人好奇的呢?于是,通过吉莉莉和杨莲燕,找到了陈雅红当年“锷未残战斗队”的三、四个革命战友。“锷未残”都是几个出身不太硬朗的班干部,为了要革命,意味深长地用了毛主席诗词中的这几个字,为自己的战斗队命了名。几个当年的革命战友又提供了另一些老同学的下落及联系方式。于是,就有了初三(二)的第一次同学聚会,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东湖一大”的那一次聚会。那次一共到了十一个人,五个女生,六个男生。比当年党的南湖一大只少一人。

  那次聚会我正在外地,回来后,他们找到我,满怀激越地复述了当时种种动人的场面。

  那是一个深秋,天阴着,通往湖边的林荫道上,铺满阔大的梧桐叶,一阵凉风刮来,又有一些黄叶飘落,很有一点沧桑感。

  这样一个怀旧的季节,这样一个怀旧的天气,这样一个怀旧的场景,男生女生们三三两两,踏着沙沙的落叶,向湖边走去。

  东湖是大家在念书时常去的地方,春游秋游,队日团日,及至文革后期,大家预感到要风流云散的前夕,都会到这个地方来。恋爱了,失恋了,也会到这儿来,走走,坐坐。一眨眼,当年那些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齐齐整整地都过了不惑之年。离散二十多载,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大家感慨不已,唏嘘不已,说了许多难忘的往事。

  那天到来的人,除了陈雅红她们“三仙姑”,还有另外两个女生,一个是在小学当老师的钟惠,一个是在银行做信贷员的马玲玲。六个男生大多也混出了个人模人样。职务最高的是老班长林松,在区工会当宣传部长。职称最高的是原来班上那个“自由主义分子”姚一平,在大学做法学教授,据说还给几家大企业做着法律顾问。沈志秉在当外科医生,柯小龙在区税务局,王言开在一家中型企业当一个中层干部,悲壮地坚守着那风雨飘摇中的烂摊子,按他的说法,正在一步步把企业送进火葬场,等待壮烈牺牲的那一刻。李宗明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水货服装店,给南来北往的民工提供一些比较适合城市生活的廉价衣物。门面不大,平平和和。这些同学,大多在一定的时候有过相关的往来,比如谁找谁联系孩子上学,谁找谁给家人动过手术,谁找谁谈过贷款事宜,谁找谁咨询过打官司的事,谁在李宗明的店里买过跳水价的西服等等等等。总之,还是一些有资格让人相求的人。大家在匆匆岁月中匆匆相见,为着一些实际的事物,总是没有功夫抒情。

  到了湖边,租了一条渔家木船,缓缓荡到湖心,天庭低垂,烟波浩淼,浪涌拍打船帮,木浆吱呀作响,一阵阵惆怅一阵阵温暖涌上心头。陈雅红突然轻轻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

  就在那次“东湖一大”上,有人提出来,趁着陈雅红回国的东风,将原初三(二)的同学能找到的全部找齐,搞一次大聚会,还要把当年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都找到。建议一提出,大家都兴奋不已,如同找回自己的青春少年一样,立即开始回忆全班同学的名单。说是忘了,忘了,全忘了,却又随着一件件往事,一个个场景,一句句当年的经典话语,甚至一种种食堂饭菜,那些遥远又亲切名字,竟一个一个的直往外蹦。蹦出一个,大家就欢呼一声,小算盘杨莲燕便在小本本上记下一个。同窗三载,朝夕相处,文革两年,风雨与共,有的后来还在乡下同一个锅里吃了几年饭,怎么会真的就忘了?最开始被记起来的,大都是一些班上的风云人物,班干部——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宣传委员,文娱委员,体育委员,生活委员……团干部——团支部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团小组长……然后是学习尖子——语文课代表,数学课代表,物理课代表,化学课代表,英语课代表……体育明星——篮球的,足球的,乒乓球的,短跑的,长跑的,跳高跳远的……文艺明星,唱歌的,朗诵的,吹笛子的,拉小提琴的,画墙报的,写美术字的,编相声快板枪杆诗的……再就是相貌、语音、习性、衣着各有特色的……

  回忆说笑间,杨莲燕已经在她的小本本上记满了好几页。数了数,全班五十一个人,纸上到齐了五十人,只差一个。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成绩。高兴之余,大家终究有点遗憾,五十个人都记起来了,就那一个,怎么会记不起来了呢?有一个老同学遗失了,让人心里多少有些怅然。大家似乎非要与自己的记忆力较量一番似的,又开始新一轮苦苦回忆,谁跟谁同座,谁跟谁上下铺,谁跟谁课间操前排后排……竟然还是记不起来。这时有人叫了一声:“白菜!大白菜!”一声白菜,几个人也恍然大悟地喊道:“大白菜!”,有人依然没有明白这白菜大白菜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就是那个绰号叫大白菜的……叫白,白什么?”那时的同学,人人都有绰号,有人还有好几个,不同时期,不同情景,不同地叫。到得后来,一些同学只被人记住了绰号,尊姓大名倒给忘了。终于,小算盘犹犹豫豫地说:“白……汉生?”“对对对,白汉生,白汉生!”大家似乎挽救了一个革命战友一样高兴起来。由此,著名的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全体在册同学的名单回忆齐全。由此,一个已经从著名的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的记忆中消失掉的白汉生同学便被历史地发掘出来。

  这次回忆名单,小算盘贡献最大,她一个人记起来的,比所有人加起来还多,获得最佳记忆奖。小算盘说,你们也不想想,当年,你们一个个在操场上踢毽子,打排球,我就在教室里盘你们的名单,这个三角,那个五分。

  说实话,如果没有人提起,我这一辈子大约不会再想起白汉生来的。但是,一当被人提起,这三个字就变成了一串串遥远又亲切的回忆。当初,我和他都是班上不多的走读生之一。放学后,有一段同路。有时我们一起回家,有时各走各的。有时候,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铃响了,他会走到我跟前,悄声说,走?我要有点什么事,他就会说,我在校门口等你。等我完事后,走到校门口,就可以看到他站在大门外的那棵槐树下。然后我们就一起走。初一的时候,他还喜欢用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初二就不再搭了。那时候,我们还在一年四季吃不饱的岁月里。初中生,一个月三十斤定量粮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又没有别的油水,第四堂课,人就饿得有点发晕,连话都不愿意多说。有几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煮红薯,趁无人看见的时候,塞到我手里。煮红薯放凉了,比热的甜,比生的绵,很好吃,又解馋又顶饱。当时那种感觉,说它是人间珍肴也不过份。只是那红薯皮有点咸味,可能是在口袋里放的时间长了,也可能是手上的汗水。但也舍不得撕去。许多年后,回想起来,还恍然如昨。白汉生家有亲戚在乡下,常常给他们送一点乡土吃食来,他家子女多,以聊解饥馑之苦。后来和白汉生见面之后,我还说起这事。他也对我说起许多当年的故事,有的我记了起来,有的全然忘了,忘得一点影子都没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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