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文学的“人文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 次 更新时间:2022-11-03 00: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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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商金林老师是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同事、老朋友。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北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是一个非常值得怀念的学术、教学群体。它的特点和魅力就在于,每一个成员,在学术研究与教学上,都各有特色,具有极大的独创性,又彼此补充、支持,更相互欣赏——后者尤其难能可贵。我和商金林老师的关系就是如此:我们平时接触并不多,就像他的学生所说的那样,商老师“从来不拉圈子,不东张西望,只是安安静静做自己的学问”,我也如此;但我们却暗暗地彼此欣赏。我还暗暗地为商老师打抱不平:尽管他在所作的叶圣陶研究等领域一直有很大影响,但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却多少有些被冷落,也就如他的学生所说,“如果真的以名气大小评价他,这是不公平的”。(参看李斌:《做一位人品高洁、勤奋治学的读书人——商金林先生印象》,《名作欣赏》2021年第34期)在我看来,“名气大小”倒无所谓,问题在商老师的学术特点与成就没有得到学术界充分的体认,受到损害的就不只是他个人了。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在内心里有一个愿望,就是把商老师作为我的“学人研究”的对象。因此,当商老师表示希望我为他的新作《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写点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下来。这两天认真一读,更感到了商老师学术研究的独特与分量,真的是对“商金林学术”作认真的研究与评价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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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由于长期的忽略,真要研究,又不知从何入手。就在多少有些困惑的时候,我读到了收入本书中的《日本〈中国文学〉月报中的周氏兄弟》,并注意到商老师发掘出的成立于1934年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两大特点。一是“当时日本的中国研究是清一色的中国古典典籍的研究。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一批年轻学者勇敢地站出来挑战整个日本的中国研究界,誓言要与现实中‘活的中国’接触,并强调这种接触的重要意义”。二是研究会创办的《中国文学》月报上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增田涉译注本译为《中国小说史》)的介绍与评价:“这本书不仅论述了从古代到清末的中国小说,也论述了政治经济、民族社会与小说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这部小说史的评价应该是前无古人的旷世之作。它超越了文学史,达到了人文史的顶峰,是中国研究者以及学者和文人必读的世界的巨著。”还有对《大鲁迅全集》的介绍与评价:“中国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谜!!解开这个谜的唯一的钥匙是这部《大鲁迅全集》。”写到这里,商老师忍不住感叹说:“这两则广告大气磅礴,精彩至极,字里行间洋溢着译者和出版社对鲁迅的无限敬仰。”显然被震住了。而我读到这里,更是茅塞顿开:商老师(或许也包括我,我们这一代学人)不正是在关注现实中“活的中国”,试图解开“现代中国”这一“伟大的谜”,而在1980年代聚集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吗?我们实际继承、发扬的,不正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开创的“超越文学史”的“人文史”的研究传统吗?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就在我研读商老师的新作的前几天,即9月25日,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正式成立,指出当下的中国学术研究存在着“重传统、轻现当代中国研究”的不平衡现象,因而强调要重振“现代中国”的研究,认真总结20世纪、21世纪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教训,建构“现代中国人文学”,解答“现代中国之谜”。这正与商老师所注意和强调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创的“人文学”传统相呼应。我们也因此看清,商老师的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与价值,就是进行这样的“超越文学史”研究的“人文学”研究的最初尝试。我也因此找到了理解、评价商金林老师这本《中国现代作家的读解与欣赏》的一个最佳切入口。

   所谓“人文史”研究,按当年日本学者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评价,其最大特点,就是不仅关注文学史上的小说文体演变,更关注“政治经济、民族社会与小说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从而有了一个“超越了文学史”的更广阔的“人文学研究”的空间。应该说,商老师的研究在这方面是高度自觉的,他之所以历时五十载,以惊人的毅力钻研叶圣陶,就是因为“研究圣陶先生可以纵观现代文学、教育和出版事业发展的历程,追寻近现代知识分子前进的足迹”(李斌:《“提供更多真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图景”——北京大学商金林教授访谈》,《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3期)。商老师这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已有目共睹,我就不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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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多说几句的,是这一次阅读商老师的新著的一个新发现:《从音乐美术中领会人类的思想情感智慧光辉——湘西音乐美术与沈从文创作之关联》。说是“新发现”,是因为商老师提供的是一个全新的,却更接近其天性的沈从文:他身上的“楚文化禀赋”不仅在许多研究者都谈到的“重生命、重自然、重个性、重情感”,更在为研究者所忽略的“对于神韵的形态、色彩、声音乃至气味都十分敏感”。

   正是商老师提醒我们注意沈从文关于他的“人的生命与声音的关系”的自述:“一切在自然中与人生中存在的有情感的声音”,都已经“陆续镶嵌在(我)成长中的生命中每一部分”,“也许我所理解的并不是音乐,只是从乐曲节度中条理出‘人的本性’”。还有“他的创作与音乐的关系”:“(我所写的)大部分故事,总是当成一个曲子去写的,是从一个音乐的组成上,得到启示来完成的。有的故事写得还深刻感人,就因为我把它当成一个曲子去完成。”——在我看来,这都是商金林老师对沈从文其“人”其“文”的重大发现。

   或许更应该注意的是,商老师从沈从文与音乐、美术的关系入手对沈从文作品的“人文”价值的独特发现和阐释。他这样描述、评价沈从文小说里的“纤夫、船工、打油工‘神圣’的‘歌声’”:“沈从文所展示的并不是纤夫的屈辱的地位和沉重的苦难,而是他们‘血液里的铁质’,他们如何用血汗挥写湘西的水上文明”,沈从文从纤夫的歌声里“感悟到更多的是纤夫作为‘人’的‘尊严’”,“沈从文写的就是纤夫的‘生命形式’,或者说是‘生命史’”。这是商老师特别看重的沈从文《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边城》等小说里的“‘杂糅神性与魔性’的山歌”:“山歌表现的是真情实感。‘山歌’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是人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凝聚体,是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沈从文的抒情气质和‘单纯’,以及他善于写‘人’的‘精神生活’的视角,都得益于湘西山歌的滋养”。商老师还注意到,湘西苗族、土家族都是“爱‘美’的民族”,沈从文认识与描述“楚人”的“生命”,“实由美术而起”。

   这样,商老师就从沈从文笔下的纤夫的号子、山民的山歌、民族的服饰里,发现了沈从文最为在意、努力揭示的湘西“人”的“精神生活”“生命史”以及背后的“文明”形态。这样的“沈从文解读”,正是“商金林人文史研究”几乎独一无二的创新与最具魅力之处:它从美术史、音乐史的角度去解读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别开生面地揭示了沈从文作品超越文学的人文价值,而且特具说服力与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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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已经涉及“人文史”研究的另一个特点:“人文”,“人文”,它关注的始终是“人”(作品中的“人”,以及作者、研究者、读者的“人”的情感、生命的投入)与“文”,以及作为研究方法的“由‘人’及‘史’,又由‘史’见‘人’的学术道路”(参看李浴洋:《庾信文章老更成——商金林先生学术印象》,《名作欣赏》2021年第34期)。在这方面,本书收入的《认识在北大中文系执教过的老师们》和《太学举幡辉青史 后此神州日日新——几代人的“五四”(1919—1949)》堪称“代表作”。商老师在《太学举幡辉青史 后此神州日日新——几代人的“五四”(1919—1949)》里特地引述了郁达夫和沈从文的“五四”观:郁达夫强调“文学是‘人学’”,“五四”的最大价值是对“‘个人’的发见,这才有了‘文学’的发见”。沈从文则在《五四和五四人》一文里,第一次提出“五四人”的概念,强调“‘五四精神’得靠‘五四人’来诠释”。商老师也就找到了研究“五四”的独特视角,开辟了一条研究新思路。于是,我们就通过商老师的描述,与一批特具魅力的“五四人”相遇了。

   这是叶圣陶:“爱友如命 有很多相伴一生的朋友”,“爱家恋家,家庭的和美温馨令朋友们羡慕不置”,“总觉得自己所得太多,总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得最好,做到极致”。这是朱光潜:“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为人毫无世故气,为文毫无江湖气”,“要为全国制造信仰学术的风气”,“用拼搏的灯火照亮屈辱和苦难的暗隅”,“懂得忍,不盲从,不攀比,不附和,不去关心世俗生活中人们所追求的功名、权位、财富,远离世事纷扰,平和豁达,生活简单化,让‘身’坚强独立起来,即便遇到再大的磨难和坎坷也不会悲观迷惘,随俗浮沉,而只会愈挫愈勇,精进不懈”。这是闻一多:不仅“集艺术家、诗人、学者、斗士于一身”,更目光远大,“并不怀疑我自己的造诣很属殊特”,“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定能为人类作出‘最伟大的贡献’”,何等的志向与气势!

   当然,不可不说的还有鲁迅。这也是评论者所特意关注的:不少商老师这样的“第三代学者”,“中年过后都在各自极具特色的研究对象以外,增强了对于‘五四’与鲁迅的关注,写出了力透纸背的文章”(参看李浴洋《庾信文章老更成——商金林先生学术印象》)。引起在《为了“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鲁迅的思想情怀》里,留下了他心目中的鲁迅形象:“为了‘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而存在的不朽的生命。这就是商老师笔下的“五四人”:他们“都有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热忱”,更有“做人的准则——有所为,有所不为,都是君子,爱己也爱人,都有一种‘青春不老创造的心’,都还带有一点天真的稚气,因而极其可爱,极其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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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极其可爱,极其可贵”的“五四人”,对于我们这些“五四”研究者,都是既熟悉又新奇的。我总为能从商老师这里获得意想不到的新的发现而欣喜、称羡不已。我想过其中的缘由:商老师是“把自己的生命也融入对于对方生命的认识与理解中”的,作为评论者所说的“五四人”的“隔代知己”,商老师的“人文学”研究,实际上是研究者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一次对话,既是对研究对象的人的生命的不断“发现”,更是对自我生命的“修身”养性。商老师对此是完全自觉的。

   他说过,通过阅读与研究,走进研究对象的世界,“一定会厚实我们的底蕴,纯粹我们的精神,完美我们的性情”(《望之俨然 即之也温——我记忆中的叶至善先生》),他还一再表示,叶圣陶的精神,“完全可以‘照着学’‘照着做’”(《〈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叶圣陶〉后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商老师的研究,在评论者眼里,就呈现出一种特具魅力的形态:“他是在以叶圣陶的精神研究叶圣陶,与叶圣陶对话;也是在以叶圣陶的眼光衡人论世,察势观风;更是在以叶圣陶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李浴洋:《庾信文章老更成——商金林先生学术印象》)。

   这其实也正是文学作品的“人文史”研究的一种理想形态:“人文史”研究的“人”,既包括文学作品所描述的“人(物)”,作品的创造者作家其“人”,也包括文学研究者(学者)其“人”;而“人文史”研究的“文”,自然涵盖了文学“作品”和学术“论著”。由此,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作家与学者的生命就最终融为了一体,吸引我们读者的,就不仅是作家,更有学者自身的生命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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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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